爱尔兰的霍比特人
荷马史诗《奥德赛》讲到，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历尽风波回到家乡之后，不敢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中，而是先去找自己最忠实的奴仆：猪倌欧迈俄斯。生性多疑的奥德修斯连欧迈俄斯也不信任，他假装成流浪汉，怂勇欧迈俄斯讲自己的身世。故事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欧迈俄斯原本的身份竟是王子。欧迈俄斯的父亲在叙利岛为王，家中有个女奴负责照看孩子。这个女奴和腓尼基水手勾搭，拐走了年幼的欧迈俄斯，后来他被卖给奥德修斯的父亲莱耳忒斯。
圣者帕特里克（Patrick）少年时代虽没有来得及完成良好的教育，但他也读过《奥德赛》。多年之后，他已是两鬓斑白，重读这一段落时，不禁潸然泪下。公元4世纪末，圣者帕特里克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缙绅家庭，他在16岁的时候不幸被爱尔兰土匪掳走，成了一名奴隶。年轻的帕特里丘斯（Patricius）一个人在爱尔兰的旷野中放牧牛羊，长年累月见不到人烟，唯一的伙伴就是寒冷和饥饿。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六年。
有一天，帕特里丘斯在梦中听到有个声音对他说：“你吃的苦终于得到回报，你的船已经到岸，你可以回家了。”帕特里丘斯连哪里是海边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听从这冥冥中的召唤不停地走，终于，他走到了海边，那里真的停靠了一艘船。这是一艘要运东西到欧洲去卖的爱尔兰货船。帕特里丘斯便搭着这艘船到了欧洲，辗转回到故乡，他的父母抱着失散多年的孩子泣不成声，再也不想让他离开自己。帕特里丘斯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像一个刚从战场回来的士兵，和身边的繁华世界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心去做一名传教士，再回到爱尔兰。
为了成为一名传教士，帕特里丘斯先到高卢的一个修道院学习神学。由于他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学习神学对他是一种更加折磨的挑战。事后他说，修道院的生活比他在爱尔兰放牧牛羊还要苦。十多年寒窗苦读之后，帕特里丘斯终于成了一名牧师。在那个年代，帕特里丘斯是一名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神职人员。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和帕特里丘斯处于同一个时代。跟奥古斯丁的渊博学识相比，帕特里丘斯连及格水平都达不到。终其一生，帕特里丘斯也没有学会熟练地运用拉丁文。但是，他是继保罗之后四百多年里基督教的第一个传教士。他的胆量比作为基督教改革家的保罗还要大。当时，凡是在罗马帝国疆域内的都是文明社会，而在罗马疆域之外的地方充斥着未开化的、肮脏而粗鲁的野蛮人。就连保罗，也没有越过罗马帝国的疆界。而帕特里丘斯就是跨过罗马帝国、深入未知疆域的第一位传教士。帕特里丘斯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把基督的福音带到了荒蛮的爱尔兰，这让他成了爱尔兰人心目中的守护神。
圣人帕特里克的榜样力量激励了后来的爱尔兰传教士。他们放弃了舒适的世俗生活，到森林、山顶、孤岛上离群索居，学习《圣经》和先知的事迹，用自己的心灵领会上帝的教诲。和基督教历史上那些在圣战中战死的“红色烈士”不同，他们被称为“绿色烈士”。这些“绿色烈士”激励了更多的追随者，于是，在爱尔兰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教徒社区。信仰上帝的兄弟姊妹们聚居在一起，诵经，劳作，相亲相爱。爱尔兰自古以来都没有城市，这些教徒社区也慢慢地成了爱尔兰的人口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爱尔兰原本是一个混乱而荒凉的国度。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地的郡王土匪混战，到处是血腥的杀戮，野蛮的奴隶贸易盛行。到了公元5世纪，爱尔兰逐渐由乱至治。奴隶贸易成为遭到一致谴责的罪行，劫掠和战争也逐渐减少。过去，爱尔兰人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们因推崇勇敢而陷于仇杀，又在目睹了战争的悲剧之后变得恐惧。他们会把战俘献祭给异教的神鬼，热衷于把敌人的头砍下来，挂在腰间做装饰品，甚至在酒席上当酒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别人的战俘。向神鬼献祭，恰恰说明了他们潜意识中的恐惧：“神啊，我把这个可怜的家伙献给你了，求你的欢心，请你从此饶过我吧。”圣者帕特里克告诉他们：“你们从此不用恐慌，基督耶稣已经代尘世的人们献身，担当了所有世人的罪，上帝已经和他的子民和解了。那个仁慈、博爱的上帝，将给人间带来秩序和繁荣。”单纯、质朴的爱尔兰人发自内心地喜欢上帝。与他们对上帝的纯真信仰迥异的是，很多罗马人信仰基督教，是为了在世俗的世界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就在爱尔兰由乱至治的时候，罗马帝国却由盛至衰。从公元5世纪初开始，一批批聚集在罗马边境的蛮族，像蝗群一样铺天盖地地侵入罗马帝国。最早的是汪达尔人、苏汇维人和阿兰人，他们越过结冰的莱茵河，闯进罗马帝国，一路烧杀，很快就到了高卢。他们一直杀到比利牛斯山脉，后掉头向东，血洗意大利。公元476年，就在圣者帕特里克去世之后不久，最后一个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图斯图被废黜，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公元6世纪初，一批一批的日耳曼人再次蜂拥而入。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度作为西罗马首都的特里尔4次沦陷，军事要塞美因茨化为废墟，繁华的都市科隆在蛮族的包围下风雨飘摇，各个行省土崩瓦解。只剩下一个东罗马帝国，龟缩在小亚细亚的君士坦丁堡一座孤城里苟延残喘。
在电影《霍比特人》中，灰袍法师甘道夫说，他不相信靠强大的力量才能战胜邪恶，改变历史的很可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谁也没有想到，是与世无争、身材矮小的霍比特人拯救了中土世界。爱尔兰人酷似霍比特人，他们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爱尔兰太偏僻了，偏僻到恺撒都懒得发兵征服它。他们和霍比特人一样，随和、快乐，甚至显得有些粗俗。
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爱尔兰人学会了拉丁文，甚至还学会了古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学完了《圣经》，他们就读先知的事迹，然后孜孜不倦地抄写、学习罗马、希腊的经典著作。他们往往连桌子都没有，那就坐在石头上，左边的膝盖上平放着一本借来的书，右边的膝盖上摆着崭新的羊皮纸，一字一句，带着一种虔诚和内心的平静，慢慢地抄书。所有能够找到的书，他们都要如饥似渴地抄写下来。爱尔兰人抄书抄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这也使得后来他们的书法、装帧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圣者帕特里克为后来的爱尔兰神父们树立了榜样，很多爱尔兰神父起身到当时已经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欧洲大陆传教，这一代传教士被称为“白色烈士”。他们在乳白色的晨雾中登上一叶扁舟，有时候连船桨都不带，任凛冽的风把他们送到命运选中的彼岸。他们有的去了西班牙，有的到了法国和意大利，有的到了阿尔卑斯山顶，有的甚至去了冰岛和北美一些地区。这些传教士每到一地，就像他们在爱尔兰一样，建造教堂，传授圣经，抄写经书。
即使没有爱尔兰人，《圣经》，尤其是《旧约全书》部分，仍然可能会通过犹太人传承下来，而一部分古希腊文化也可能会在小亚细亚的东罗马帝国得到保存。但如果没有爱尔兰人，古罗马的文明可能从此就不见天日了。一旦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失传，就很难说以后还会不会有文艺复兴。在西方文明命悬一线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是这些跟霍比特人一样的爱尔兰人拯救了文明。
令人遗憾的是，爱尔兰人自己的文化却因历史原因没有被保存下来。
爱尔兰的和平生活也没有持久多久，后来，从海上来了凶残的维京海盗，大部分爱尔兰教徒社区都被洗劫一空。爱尔兰命运多舛，之后又遇到了自以为是的英国人的野蛮侵略和宗教迫害。1845年到1851年，爱尔兰的大饥荒饿死了将近一百万人。大批爱尔兰人被迫背井离乡，1914年爱尔兰的人口跟1845年相比，已经只剩下三分之一。
假如在西方文明的配方中爱尔兰人的比重能更高一些，也许今天会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好。爱尔兰人的风格和罗马人大不一样。罗马人追求精致、态度傲慢，而爱尔兰人则随遇而安、快乐平和。公元4世纪的圣·杰罗米（Saint Jerome）曾经担心，要是自己读西塞罗的书，死后就会经受地狱之火的炙烤。爱尔兰人可从来不会为什么是异端而烦恼，他们是天生的人文主义者，凡是符合人性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都是自然而然的。他们一边抄书，一边撮录其他经文中的注释，甚至随手加上自己的见解。到后来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写出了引起轰动和广泛争议的《尤利西斯》，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面渗透着的是爱尔兰的文化基因。在爱尔兰僧侣们抄写的经书上，偶尔会发现他们在抄累了之后写的打油诗。有一首打油诗写道：“在仲夏的树林中找到一位美眉/她给我一捧黑莓/她给我一把草莓。”还有更叫人吃惊的：“人人都想知道是谁和金发女神共眠/只有金发女神自己知道/她从此不再孤单。”谁能想象得出这样的妙文是出自梵蒂冈的神父们之手！爱尔兰人对性一向更加宽容，即使是传教士也不怎么强调禁欲。爱尔兰人以喜欢早婚和生孩子著称，试婚或是保持多名性伙伴的现象在爱尔兰人中也并不鲜见。他们对大自然充满了好奇和敬畏，他们的世界中充满了魔幻色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著名的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叶芝的代表作《凯尔特的薄暮》，就充满了这种神秘色彩。
我在高中的时候搬家到了海南，在海南生活了五年。我仍然记得刚到海口的第一天，从北方过来，脱掉臃肿的冬衣，站在新家的阳台上，一阵凉爽的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我在海南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中大部分也都是海南人。回想起来，海南人也很像霍比特人。他们天性快乐，无忧无虑，勤劳又随和，没有那种要出人头地的抱负和心计，小小的成绩就会欣喜不已。我的海南同学们不到自得其乐的时候，绝不会认真学习。上大学时住在我下铺的那位海南兄弟，只要能翘课必翘，只要能睡觉必睡，但到了大四的时候，他突然迷恋上读《新华字典》，于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把一本《新华字典》津津有味地读了好几遍。
我时常想，如果中华文明的配方中海南人的比重能更高一些，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会少掉多少血腥和残暴。内心深处，我就是一个羞怯、简单、好奇而又耽于享乐的霍比特人。
什么是地缘政治？本文系作者为罗伯特·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一书中文版作的推荐序。
罗伯特·卡普兰早年是一位浪迹天涯的记者，足迹遍及中亚、中东、北非、南亚等地，总之是哪里不太平他就往哪里跑。2006—2008年他在美国海军学院执教，2008年之后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中心做研究，2009—2011年曾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手下任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2012年，他加盟著名的地缘政治智库Stratfor，Stratfor的创始人是乔治·弗里德曼。中资海派已经翻译出版了乔治·弗里德曼的两本畅销书，一本是《未来一百年》，另一本是《未来十年》。再加上罗伯特·卡普兰的《地理大复仇》，可称得上是“地缘政治三部曲”。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想先提醒你，你将要读的是一本非主流的著作。国际政治学的主流学者始终不认为地缘政治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国际政治学的大师级人物摩根索说，地缘政治是一门“伪科学（pseudoscience），它把地理因素提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
卡普兰在这本书中讲到，国际政治学者们之所以如此厌恶地缘政治，背后其实有一段历史的公案：地缘政治曾被纳粹利用，成为其对外侵略的理论依据。1901年，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生存空间”。他声称一个国家是有生命的，国家不断成长，国界线也要向外扩张。拉采尔的学生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第一次提出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概念。你可以清晰地看出德语中Geopolitik和英语词汇Geopolitics的相似之处，难怪“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学家一提起地缘政治就感到反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