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将布吕歇尔逼至莱茵河边会引起很大的恐慌，最重要的是让施瓦岑贝格这样一个以优柔寡断闻名的将领产生更大的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施瓦岑贝格侯爵一定非常了解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以及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受的打击。假如布吕歇尔在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段完全被孤立的战线上遭到重创，消息一定会犹如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岑贝格的耳里。拿破仑为了向联军施加压力，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发动进攻，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显然是为了恐吓对方的，然而，那时的情况同战争初期相比大相径庭，拿破仑在郎城和阿尔西的两次战役中均遭到了失败，而布吕歇尔正率领十万大军向施瓦岑贝格靠拢。
当然，上述理由并不能使所有人信服，但是那些抱有怀疑态度的人至少不能反驳说：假如拿破仑继续逼近莱茵河，威胁施瓦岑贝格的阵地，那么施瓦岑贝格会转而进攻巴黎，威胁拿破仑的基地。因为上述理由足以证明，施瓦岑贝格绝对不会向巴黎进军。
现在，我们再就上述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讲讲这个问题。拿破仑自认为他所采用的是击溃奥军最有效的战术，即使事实确实如此，他所能够得到的胜利也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对攻陷曼图亚并没有起到特别的作用。必须指出，我们提出的战术是阻止援助的最有效的办法。即使我们的想法也和拿破仑一样，认为这一战术并不是最可靠的，甚至认为采取这一战术获胜的可能性更小，那么也必须对这两种战术进行比较：一种是夺取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是所获好处较少，也就是说战果较小；另一种虽然夺取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是战果却非常辉煌。假如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必定会赞同后一种方式，只有看问题肤浅的人，才会持相反的态度。拿破仑当然不是胆小鬼，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他无法像我们现在这样，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战况的实质，并预见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战术时，往往需要引用战史，这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实际经验比所有的哲理更有价值。当然，这种历史引证是有其特定的条件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章节里来论述。可惜这些条件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在引用时更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在此我们还要考察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批判者在评判某一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对事物已知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用为结果已经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何时何地完全抛开这些现有的东西，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假如批判者想要对当事人进行赞扬或指责，那么就应该尽可能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看问题，一方面要搜集、了解当事人所掌握的一切情报，以及产生行动动机的所有原因，另一方面又要排除当事人当时根本不可能了解的所有情况，同时还要抛开已知的战争结果。然而，这不过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原因，在批判者眼里和在当事人眼里的反映是不会完全相同的。一些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影响的细小情况已无从考证，而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未被提到过，即使那些被谈到的主观动机也往往夹杂着许多推测。这些主观动机大多是从当事人那里，或与他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了解到的，但是在回忆录中，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往往不是很详细，或是故意隐瞒实情。因此，当事人所了解的情况，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根本不可能知道的。
另外，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人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不容易了。假如只是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同事件本身没有关联的事情，那还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抛开所有重大的事情，不但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做不到的。
这里我们先谈一谈结果。倘若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可采用逆向推理的方法，判断产生结果的原因，这种推论不可能不被已知结果所左右，因为我们是在已经了解了结果的情况下考察这些事物，而且其中某些部分还要参照已知结果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并给予正确的评价。对批判来说，战史中出现的所有现象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以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其他未知的事物是再自然不过的。所以，尽管有时想抛开结果，但还是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事后发生的情况（结果）是这样，即使是对事前发生的情况，即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同样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所掌握的这方面的资料要比当事人多，有人可能认为抛开多了解的那部分情况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当事人对事前，以及当时的情况的了解并不是只依靠准确的情报，还要依据大量的推测或假设，虽然要了解的情况不都是偶然的，但差不多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然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无法得到确切的情报时，唯一的途径就是用推测或假设来代替了。不难理解，对于已经了解事前或当时情况的批判者而言，当他在考虑当事人所不了解的情况时，就应该不被那些多掌握的材料所影响。然而我们认为，要想彻底抛开多掌握的材料，就如同抛开结果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其理相同。
因此，要想让批判者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考虑某一具体行动时，其可能性往往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多数情况下，批判者可以满足实际要求，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就不能完全满足，这一点应该注意到。
其实要批判者与当事人完全一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在战争中，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像在其他技术或艺术活动中需要的一样，这种禀赋被称为造诣。当事人的造诣有高有低、参差不齐，高的常常比批判者还要高，有哪个批判者敢将自己的造诣与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的造诣相提并论呢？假如可以对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行批判，那么就应该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人了解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因此，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评论时，批判者不能像验证数学题那样，采用伟大统帅使用过的材料对他进行检验，而是应该依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以及他对事件的准确分析，来鉴赏他卓越的才能，了解他智慧的眼光所预测到的事物内在的联系。
另外，不论当事人的造诣如何，就算造诣很低，也要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进行批判，从而掌握大量的客观依据，切忌避免主观意识，勿将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衡量的标尺。
批判时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情况的全面了解进行评说、赞扬或指责，这本来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倘若想借此抬高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之后得来的所有高超见解，都夸张成自己天才的表现，那一定会使人反感的。尽管这种做法很容易被人看穿，但是虚荣心往往诱使人们这样做，所以这种引起别人不满的事情常会发生。更常见的是，批判者并不是故意自我吹嘘，而是没有注意防范，因此让有些读者误以为他在自吹自擂，说他不具备批判能力。
所以，批判者指出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些伟大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意味着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也许还会承认，假如他自己处于统帅的位置，说不定会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这里只是想说明，批判者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那些当事人--即伟大的统帅，原本是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来避免这些错误的。
上述方法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假如仅凭简单的结果就能证明某种措施正确与否，那么结果对判断而言就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称这种判断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乍一看来，这种判断似乎没有什么价值，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像1807年，拿破仑在弗里德兰会战后逼迫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年和1809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和瓦格拉姆会战后逼迫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时，所有一切完全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莫斯科，以及从前的辉煌战绩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假如他在莫斯科不能逼迫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只有撤兵这一种选择了，意思是他将在战略上遭到失败。在此，我们不想讨论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采用了哪些措施，他是否失去过许多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决心媾和的机会，我们也不讨论撤退时拿破仑多么狼狈不堪；其实，即使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拿破仑获得多么辉煌的战果，也不能完全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因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伤亡不是那样惨重，但终归是战略上的一次大的失败。假如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平等合约，那么此次战役就可以与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会战相提并论了。相反，假如这几次会战都没有签订合约，那么拿破仑就可能会遭到类似于1812年的惨败结果。所以，不论这位世界征服者多么努力、多么机智、多么勇敢，都无法改变战争的结局，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因素依然不会改变。人们不能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利，就否定1805年、1807年和1809年的战局，甚至说这几次战役都是不智之举，它们的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人们不能把1812年的失败看作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结果，认为是幸运之神没有发挥作用。假如持有这种看法，也是十分勉强的，而这种判断也是非常武断的，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按照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谁也无法看到战败的统帅的决心。
我们也不能说，1812年的战役原本应该像前几次战役一样取得相同的结果，之所以没有取得相同的结果，是由于某种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因为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并不是不合理的。
较为合理的说法是，在1805年、1807年和1809年拿破仑对敌情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对1812年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在前几次的战局中他的作战方针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他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导致战争失误。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从战争的结果推导出来的，换言之，是战争的结果这样告诉我们的。
前面提到过，战争中所有行动追求的结果，都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无法确定得到的结果，就只好依靠运气或者机遇去获得。当然，人们有权利要求尽量少地依赖运气，但是，这只适合某种具体场合，即在具体场合中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赖运气或机遇，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就是最好的。如果一定要这样说，那就会同我们的理论观点产生极大的矛盾。因为在有些场合，冒险越大表现的智慧也越多。
在当事人不得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时，其个人的能力似乎既不存在任何功劳，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尽管这样，当我们看到他的目标实现时，就会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看到他的目标落空时，又会不自觉地替他感到悲哀。我们按照结果对当事人的行为做出的正确与否的判断，就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具体表现。
不可否认，正是因为存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才导致人们对当事人的目标实现时表示兴奋，希望落空时表示不快，就好像当事人的才能与运气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不易察觉的某种联系一样；而且，我们的潜意识非常乐意去设想这种联系的存在。假如当事人经常经历胜利或失败，那么我们对他的这种感觉就会逐渐加深，甚至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看法，这也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由此也可以看出，运气或者说幸运在战争中的价值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别的方面没有伤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愿意考察他的事迹，同时乐意接受命运对他的关照。
所以，在批判时，一切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都加以考证后，那些深藏于事物之中的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神秘联系，就只能通过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要对这些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给予支持，使它不被那些粗暴的意见所折磨，另一方面又要注意避免滥用这种判断。
那些人的智力无法确定的东西，只有依据结果进行推断。在确定精神力量以及作用时，所采用的主要是这种判断，原因是智力很难对它们做出可靠的判断，而另一方面它们与人的意志密切联系，很容易就能左右人的意志。倘若决心被恐惧或勇气左右，那么在它们与决心之间就无法找出任何其他的客观理由，因此，凭借智慧与推理来判断某种可能的结果时，是没有任何具体东西作为依据的。
现在我们再来对批判的工具，也就是批判时所用的语言进行考察，因为批判时所用的语言与战争中的行动相一致。批判其实就是一种思考，它与行动之前所作的思考是相同的。由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用的语言与战争中所进行的思考具有相同的特点。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然，它就会失去实际意义，不再成为让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前面已经提到过，理论不应该成为阻碍指挥官发挥的死板的条文，而应该成为培养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培养过程中发挥其指导作用。假如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允许也不必像几何数学那样使用辅助线；假如说在这里真理并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假如说真理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而不是间接地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