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
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即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两部。”当内战未已、外患方殷、戎马住惚、日理万机之际，犹急于阅读这部巨着，充分说明它能够发挥巨大的历史借鉴作用。时过半个多世纪，改革开放，百废俱兴，人们依然需要阅读它。三秦出版社的朋友们有鉴于此，决定据会文堂原版整理重印，这的确是读书界的大喜事，值得欢迎。
我国历史悠久，历史着作浩如烟海。仅就其中的“正史”而言，清乾隆时所定的“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共3259卷。再加上《新元史》257卷和《清史稿》536卷，共4052卷。这种代代相衔，自成体系，记载我国从上古至清末几千年历史的皇皇巨着，世界罕有其匹，是巨大的精神财富。然而卷峡浩繁，文义精奥，令非专业的广大读者望洋兴叹。因此，民间艺人和文人中的有识之士，早就注意作通俗化、趣味化的工作。《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晚清以来，列强入侵，国势陵夷，爱国志士们从各方面谋求救国之道，“小说救国”、“演义救国”的理论和实践，也层出不穷。1897年创刊的《演义白话报》连载《通商原委演义》，共24回，专写鸦片战争历史，后来出单行本，题为《垂粟花》。1912年上海书局印行自由生着的《新汉演义》，共40回，写辛亥革命史。
同一年，广益书局刊行雪巷着的《神州光复志演义》，共120回，写明亡至民国成立的历史。《太平天国演义》、《洪秀全演义》等也纷纷间世。着名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沃尧（1866——1910）更“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总序》），可惜他只写了半部《西晋演义》就搁笔了。而真正完成规模宏大的历史小说《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创作的，则是比吴沃尧晚生11年的蔡东藩。
蔡东藩（1877——1945），名嘟，字椿寿，笔名东帆。是一位诗人、教育家、编辑、历史学家、演义作家与医生，浙江萧山县临浦镇戴家桥人。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七岁时以优贡生朝考入选，调遣江西省以知县候补，因看不惯官场恶习，称病归里。辛亥革命前夕，曾一度去福建，不久即归。民国元年，同乡友人邵伯棠把他介绍给上海会文堂书局的主持人汤涤先，参与书局的编辑工作，修改邵着《高等小学论说文范》，自己另撰《中等新论说文范》，并开始为会文堂撰写《中国历朝通俗演义》。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上起秦始皇，下至1920年，共写了2166年的历史，包括《前汉通俗演义》、《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共11部、1040回，约600万字，均由上海会文堂书局陆续印行。其中的《民国通俗演义》共120回，写至1920年。其后书局请许度父续写40回，写至1924年。许魔父初为小学教员，后来当报社记者，编过杭州《东南日报》副刊。抗战初期，曾写过一本《镜花新缘》讽刺小说间世。
蔡东落最先撰写的是《清史通俗演义》，1916年9月间世，最后完成的是《后汉通俗演义》，1926年秋季脱稿。在大约11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1部演义，而每写一部演义，都得搜辑、研读有关的大童史料。前面谈过，光“正史”就有4052卷，但光研读“正史”还远远不够。例如他写《元史通俗演义》，除了根据《元史》，还参考了《元秘史》、《蒙糙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与国外有关蒙古史的译文。由此可见，蔡东落为了完成这部普及祖国历史知识的通俗演义，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劳动。
蔡东藩写这部历史演义，有明确的宗旨。其宗旨可概括为：普及历史知识，揭示历史经验、教训，“为通俗教育之助”。
《前汉通俗演义序》云：
所有前汉治乱之大凡备载而无遗，而于女祸、外戚之兴衰，尤再三致意，揭示后人。非敢谓有当史学，但以浅近之词，演述故乘，期为通俗教育之助云尔。
《五代史通俗演义序》云：
五代之祸烈炙，而推厥祸胎，买始于唐季之藩镇。病根不除，愈演愈烈，因此有五代史之结果。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纵横裨同，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酿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相似软！况乎纲常凌替，道德沦亡，内冶不修，外侮益甚，是又与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鉴不远，覆辙具存，告往而果能知来，则泯泯棼棼葬之中国，其或可转祸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比乱也钦！
《两晋通俗演义序》云：
不有内证，即有外侮，甚炙哉，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夫内政失修，则内证必起，内证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虫生，墙碑蚁入，自古皆然，晋特其较着耳。鄙人傀非论史才，但据历代之事实，编力演义，自南北朝以迄民国，不下十数册，大旨在即古证今，冬恶劝善，而于《两晋演又》之着手，则于内让、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让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天下宁有蚌鹤相争而不授渔人以利乎？
若夫辨忠奸、别贞淫、抉明昧、核是非，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非敢谓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劝戒之意云尔。
《清史通俗演义序》云：
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又……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童，悬为炯戒，”二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其他几部演义的序，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可以看出：作者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写作意图，表现得十分突出。而通读《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便可验证他的这种写作意图，是贯彻始终的。蔡东落的写作宗旨决定了他的写作体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在吸取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范哗《后汉书》史料的同时，还吸取了民间艺人几百年“说三分”的艺术积累（如《三国志平话），并运用了艺术虚构和夸张，对于三国历史来说，“七实三虚”，是一部故事性极强、又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的文学名着。而蔡东藩的写作宗旨使他不能走罗贯中的创作道路。他在《后汉通俗演义序》中说：
若罗氏所着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享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
在《后汉通俗演义》写三国历史的部分，便经常与罗贯中抬杠。而他自己在历史取材和语言表述方面的原则，则是：
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稗为一贯，傅雅俗之相宜。
—《后汉通俗演义序》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
—《唐史通俗演义序》
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
—《清史通俗演义序》
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炙，每书一出，辄受阅者欢迎，得毋以辞从浅近，迹异虚诬，就令草草不工，而于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软！
—《南北史通俗演义序》
若夫燕词那说，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则务从略，或下断语以明之。文不尚虚，语惟从俗。
—《明史通俗演义序》
他反复强调两点：
一、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须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
二、语言力求浅近、通俗，“易知易解”。这两点，都是从普及历史知识、提供历史借鉴，有助于“通俗教育”的角度考虑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体例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水浒》有金圣叹的批语，《三国演义》有毛宗岗的批语，而蔡东落则自批自注。批注有夹批夹注和总批，涉及许多方面：一、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如《明史通俗演义》第11回写朱元璋欲火攻陈友谅舟师而无东北风，铁冠道人说：“真人出世，鬼神效灵。”周颠说：“今日黄昏便有东北风。”夹批云：“此系测算所知，莫视他能呼风唤雨。”二、对于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如《宋史通俗演义》第33回写到朱寿昌弃官寻母时，夹注云：“《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
三、对于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但语，加以通俗的解释，如《前汉通俗演义》第82回写霍光出葬时“用辐辕车载灵枢”，夹注云：1辐掠车为天子丧车，车中有窗，闭则温，开则凉，故名辐掠车。”
四、对所写某些人物或褒或贬，如《明史通俗演义》第3回写马氏多次向朱元璋进谏，夹批云：“好马氏，好贤妇，我愿范金事之。”如《民国通俗演义》第75回总批云：“袁氏一生之目的，莫过于为帝，而袁氏一生之大误，亦莫甚于为帝。小言之，则有背盟之咎；大言之，则有叛国之想。”
五、对自己的构思、布局、笔法、见解等自夸自赞，如《前汉通俗演义》第1回痛斥秦始皇为“绝对专制”，而称“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的“圣帝明王”为“开明专制”，夹评云：“声大而阂。”至于“别具只眼”、“眼光四射，’。“擂入此段，包含无数笔墨”、“攀写有致”、“用虚写法，比实写大有神采”之类的评语，更多处可见。总之，种种批注，都有助于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是和进行“通俗教育”的写作宗旨一致的。
蔡东藩是一位热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这部《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在许多地方体现了反对专制、反对割据、反对内让、反对外来侵略和爱国、爱民、爱民主的思想。
这部用章回小说体裁写成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不是像《三国演义》那样创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的文学作品，而是史实力求确凿的通俗历史书。当然，写通俗的历史书，也需要有文学修养。蔡东藩早年有“神童”之誉，才思敏捷，文笔雄健，博览群书，其后又在诗词、散文、楹联等方面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未出版的诗词有《风月吟草》、《写优草》和《劫后余生》（长篇叙事诗），已出版的着作有《中等新论说文范》、《客中消遣录》、《楹联大全》、《续增唐着新尺赎》和《新幼学琼林》等。他的文笔，是经过多方面锻炼的。因此，《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正文、批注、章回题目、咏史诗、下场诗等，都明畅、工稳，其写景事人，也不乏精采之处。问世以来颇受读者欢迎，并非偶然。
作者历史观的局限性和某些错误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表露于这部巨着之中。例如对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运动横加诬蔑，对妇女的看法充溢着封建气味，在人事休咎、朝代兴亡问题上未能跳出天命论、因果报应论的泥坑等等，虽然与全书的民主性精华和巨大成就相比只处于次要地位，但毕竟是白璧之钻。我们渴望有一部观念先进、文笔优美、足以充分反映历史真实的新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间世，但在尚无此类新着间世的今天，蔡东落的这部巨着仍然是迫切需要的。只要以分析的、批判的态度阅读它，便会在普及历史知识、提供历史借鉴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996年10月中旬
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研所
客岁编《前汉演义》，就二百一十年间之事迹，撮要演述，而于女宠外戚之祸，独详载无遗，举前辙所以戒后车也。乃者赓续汉事，复及东京，并暨西蜀。而窃按东京，历数与西京略同，而其亡国之厉阶，则亦肇自女宠，成于外戚。或者谓后汉之亡，宦寺方镇买尸之，于女宠外戚似无与焉。岂知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不有女宠外戚之播弄于先，何有宦寺方镇之交证于后？四星耀斗，百楠摧栋，阳弱阴强，刘轻曹重，其所由来者渐炙，睬辫之不早辫也。昔范蔚宗作《后汉书》，于后妃列传中，一则日权归女主，再则日委事父兄，三则日终于陵夷，大运沦，神宝亡，盖差叹之不足，故长言之。他如外戚党锢等传中，且连类并书，又复特创新例，作《宦者传》，冠其又日：“邓后以女主临政，帷幢称制，下令不出闺闱司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又日：“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夫邓后，女宠也；梁冀，外戚也；曹腾，宦寺也；魏武，方镇也，穷原尽委，举一例百，不已昭然揭集软？冶乎昭烈偏安，聊延一线，而其后复为一黄皓所误，则宦官之流毒使然。诸葛公所痛恨于桓灵者，不意于后主时又见之，良可慨已1惟史册浩繁，谁速卒阅？至若编年纪事，各书不一而足，阅者更未免有汪洋之叹，反不若近代之通行《东西汉演义》赞《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俗之欢迎也。夫东西汉之叙事脱略，且多脆造，应为有识者所鄙夷。若罗氏所着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院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本编续《前汉演义》之体例，始于新莽之篆汉，终于司马氏之代魏，中历东汉蜀汉之二百数十年，亭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裨为一贯，傅雅俗之相宜，而于兴亡之大关键，如女宠，如外戚，酿而为阉祸，迫而为兵争，尤三致意焉。先民有言，“文不苟作”，鄙人固无当斯言，特以视附会荒唐，无关世道者，则相去殆有间软？海内君子，幸鉴正之！
中华民国十五年秋节，古越蔡东帆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