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村庄政治精英在村民选举中的竞选策略
一、中国乡村政治竞争时代的来临
1990年，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桥头镇一位姓黄的村民委员会代理主任向其所在地的民政局抱怨道，村民委员会选举投票过程“不健康”：他的对手进行公开演说以赢得更多村民手中的选票，结果这位黄姓代主任落选了。当民政局官员告之，在选举中竞选是相当正常的，他开始后悔自己不知道并示将会参加下一届的竞选。
所谓竞选，就是在选举过程中政党或候选人寻求其选票最大化的一个过程。在西方，无论选民、媒体、学术界还是候选者本人都非常关注与重视选举过程中的竞选活动，因为竞选会影响选举的结果。当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下竞选不尽相同，比如，风格、方式各异。现代西方政治实质上是政党政治，政治竞选也就成为政党竞争了。竞选活动通常分为两个阶段：准备和计划阶段、实施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由三个因素组成：政治市场调查、顾问与专家机构的建立、分配网络，第二阶段就是将计划付诸于实际的竞争过程中，以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在西方学术界有各种研究竞选的取向，其中最为著名的大概算是理性和市场营销取向了。比如，1970年Dan Nimmo发展出一种竞选范式。这个范式集中于分析竞选的管理、研究和沟通。Farrell等学者借助于市场营销的框架来分析竞选。他们主要关注竞选者的各种“促销活动”，如“推销员”也即竞选者在政治市场也即选举期间向“顾客”即选民推销其“产品”如各种政治主张，动用各种手段、方法以使其“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Batrick Butler和Neil Collins概括了政治营销的结构与过程的特征。他们从三个方面分析政治营销的结构特征：产品（如政党、忠诚、意识形态）、组织（如资源基础、志愿团体）和市场（如规则和限制、抵制者）；过程的特征也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价值取向的规定（如核心价值的建立）、价值的发展（如沟通的风格、政治民意测验）和价值的传递（如策略性的投票）。
竞选并非是西方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事实上，竞选也逐渐为中国村民委员会候选人所使用，村民也能够以平常心对待之。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以来，全国各地都经过了多次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近20多年的民主选举实践经验明，地方政府与村民基本上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按法律与程序进行换届选举。就笔者近来的调查看，现在村级选举的主要问题不是是否能够依法进行，或者说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法律程序的执行及选举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大多数与竞争有关联，而是政治竞争越来越成为村级政治中的重要内容。
有鉴于此，作者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至少在像浙江省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村民选举已经进入竞选的时代；村民选举中的竞争导致中国乡村政治市场的产生。研究村级选举竞争策略无疑是乡村民主研究深入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浙江省的经验，作者有另一个基本判断：中国乡村的政治竞争具有乡土性，即政治竞争资源的乡村性和竞选策略的乡土性。竞选时代的来临与乡村政治竞争的乡土性界定了中国乡村政治市场的基本框架，中国农村的政治市场目前主要现在村民选举竞争中。已经有了各种竞争实践，在这种市场中出现了林林总总的竞选策略与手段，尽管是初步的，同时也现出了一些不同于西方的形式与风格。比如，西方那些研究范式针对的大多是国家如总统竞选，这些竞选所采用的手段、方式是中国没有的。再比如，媒体在西方政治竞选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几乎没有。因此，由此引出如下的问题：西方的研究范式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情形？又是如何基于中国的实情构建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研究范式，以便适合分析中国乡村选举的竞选行为与活动？
本节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为什么村民选举中出现竞选活动，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乡村的政治竞争越来越普遍与激烈？2）村民委员会候选人采用什么样的资源来竞选？这一个问题引出作者对乡土资源与村民选举关系的关注；3）村民委员会候选人主要采用哪些手段与策略进行竞选，即有哪些竞选策略？此外，这里也将讨论乡村政治竞争所隐含着的意义。本节以2002年发生于浙江省临海市涌泉镇T村两委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个案和对浙江省有关村庄选举的调查为基础，总结、分析村级精英竞选活动与策略。就是在选举的博弈过程中精英描绘了村级政治的画卷，而且构建与深化了村级民主选举的机制，从而改变和重组了村级政治力量的结构。
二、村民选举与中国乡村政治市场：T村个案描述
有不少政治市场本质上是非竞争性的，候选人无须竞选，选民实际上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如，人民公社时期大队干部的选举。尽管村民委员会选举在80年代初就已经在有些地方进行了，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后才出现竞争性的选举。这种竞争性的政治市场可以说于2002年已经相当普遍地出现在中国16个省市所举行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下面来描述浙江省临海市涌泉镇T村2002年“两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及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北门乡龙潭村的选举个案，重点为前者。
2002年，浙江省临海市涌泉镇T村共有中共党员37人，选民1626人。该村历来有经商做小买卖的传统，即使“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例外，在涌泉镇所在的10多个村里属于首富村，村民经济意识较强，但村级集体经济与资产不多，村里没有一条水泥路。村里以周姓为主，周姓分为四房，其中第三房人数最多，但具有谋略的人才不足，而第二房、第四房的谋士多一些。村两派对立，界线分明。“文化大革命”时村里的情况较为复杂，分成几派，如“贫下中农”派、“临总师”等派。改革开放以来举行的第一次村民选举较能够尽民意，但是第二届村民选举时开始就有拉选票和房头介入选举出现了。2002年村党支部换届前的书记名叫周A，属于第二届的书记，来自二房头。
37名党员中有36名生活工作在村里，另一名姓唐的党员外出在河南省开封市做生意。2002年5月举行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党员中两派明显，其中10名党员属于中间立场，所以他们的选票属于游动票，也就是说投给哪一位候选人是不定的，就看谁能经过动员取得他们手中的选票。2002年5月5～6日，这10人变为其中竞争一派手中的“人质”：他们被安排到外地旅游，以免与另一派接触，被“策反”。两位候选人都预计到各自可得18票，结果就取决于唐手中的选票了。现成功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周B得知唐的选票为关键时，就派人坐飞机到开封市，将唐送到重庆市（有说到北京市）旅游，其手机也被关了，没有人能够联系上他。鉴于选举如此复杂，镇领导决定村党支部换届选举投票放到镇里进行。选举时，现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周B的那一派人直接将唐带到镇里，不让回家。结果有500～600位村民围住镇政府，双方展开了争夺唐之大战。唐的母亲要求给她5分钟时间见见儿子，但没有能如愿。结果5月18日的投票选举没有成功。5月底举行第二次选举，又出现了父子不能相见之事：一位60多岁的老党员，他儿子在临海市区做生意，不同意父亲投票给周B，而是希望投票给他岳父那边的候选人，但他那时已经找不到父亲了，选举结束后才见到。最终选举的结果是周B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周A当选为村党支部支委。
5月14日初选的结果如双方所预计的那样，是18：18，场面相当的火爆，那天差一点出现械斗。鉴于这种情形的出现，镇领导原先计划先选举出村民委员会再来选举村党支部委员会。由于其他原因，决定先选举村党支部委员会再选举村民委员会。尽管村党支部委员会换届结束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6月举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村民上访要求解决村里的问题。投票日那天镇里派出了60多位干部和片警，组织应该算是较为严密的了，计票还是出现了问题。因为有些不识字的村民需要有人代书，双方都不相信对方，因此由镇干部代书。但是，有些选民依然不信任镇干部，怀疑镇干部有偏心。一位20岁左右的女村民请镇干部代书（事实上她高中毕业），写第一个名字时，她发现写得不对，所以装作不识字，问是否写对了，这样一来这位镇干部不得不说，对不起写错了，写第二名字时她发现又错了，又问是否是这个名字并将选票抢到手扔到外面，这样就有把柄了，矛盾进一步激化。据说这位镇干部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有个人偏见，二是可能得到了好处。T村共有1626位选民，这次投票有6人弃权。到发生“书写案”时，2/3票箱计票已经完成了，从已经统计的选票数来看，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周C得830票，选民自填选票为800票，另30票是代为书写的选票。所以周C认为，即使30张代为书写的选票计给另一位候选人，他还是能够当选的。6月底，300多位村民到市政府信访局上访，要求解决。
上访的第二天又出现“驻村干部事件”。驻村干部是一位女同志，策划者为当选的一位村干部，这位策划者通知其对立派系的一位村民，说驻村干部有事找他，该村民找驻村干部时，驻村干部正好在洗澡，似乎很巧又正好被人撞见，这样女干部很快被镇领导调走到别的村。所以有村民说，如果没有事为什么要调走呢？这样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据老家在T村的一位市委办公室干部分析，经历2002年“两委会”换届选举的激烈竞争，该村会有下列四种发展趋势：1）导致村民矛盾激化；2）导致本村各房头矛盾激化；3）下一次有可能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4）各派都尽可能争取发展自己派系的党员以上。
临海市这次选举的竞争比以往几届要激烈得多。拉选票，各种办法都用上了。某村一位临近去世的老人，正在住院，某一竞选者为了得到他的选票，让医院里用最好的药，维持其生命到投票日，投票日过后就没有人关心这位可怜的老人了。某村的一位候选人贷款20万元竞选。选举过程中政府需要派警力维持秩序，有些学校的体育老师因其身体强壮也被派下去，维持秩序。与临海市市委党校郎友根先生的座谈。根据我们对丽水、台州、温州、杭州等地农村实地调查，2002年举行的换届选举普遍竞争激烈，竞选活动林林总总。比如，西湖区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竞争更为激烈，西湖区几个试点的村都经过三轮选举才选举出村民委员会，竞选方式也多样化。事实上，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后，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竞争明显增加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竞选活动。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北门乡龙潭村的换届选举个案的意义在于它预示了中国乡村政治竞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标志就在于采用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竞选手段。2002年1月龙潭村寥怀鑫出动宣传车竞选村民委员会职位。宣传车前面宽2米多、高1米多的展板上，一幅占了展板三分之一的巨幅照片格外引人注目。车身有“信州区北门乡龙潭村廖怀鑫竞选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宣传车”的字样，两侧各挂着一块标语：“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公开、公正竞争”“充分体现每个人的意愿，投好神圣一票”。宣传车的喇叭里，不停地、反复播放着竞选词：“尊敬的父老乡亲、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我叫廖怀鑫，是本村高坂人，今年39岁，高中文化，现从事的职业是皮鞋生产和经营。”“龙潭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家乡发展出力是我多年来的愿望。这次有机会竞选龙潭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并在第一轮‘海选’中承蒙大家的厚爱，得到大家的认同，盼望各位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在决选时继续投我一票。”“假若我能竞选成功，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重托，信守自己的诺言，全力协助村民委员会主任做好各项工作，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为龙潭村的乡亲们早日致富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对此人们议论纷纷，评价不一。这让廖怀鑫对自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宣传车原本准备在12个村小组巡回宣传5天，结果搞了2天就停了下来。“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将宣传车继续开下去了。”采用宣传车的形式竞选，他是经过认真考虑的。竞选之前，他特意找来《江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手册》，仔细地学了一遍，觉得自己的做法完全符合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江西省民政厅的有关官员和法学专家认为，寥怀鑫的做法并不违法，不过，法律与有关政策既没有禁止，也没有加以提倡。
以上说明了乡村政治市场的存在。不过，如果按照Alan Peacock的政治市场三个层次理论西方学者Alan Peacock将政治市场分为三层结构：第一层为初级政治市场，主要是政治家出售政策给选民，而选民为购买合意的政策支付选票；第二层为政策供给市场，主要是官员向当选政治家提供政策选项和实施政策的手段，而政治家向官员提供预算；第三层为政策执行市场，主要是官员向选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选民向政府纳税。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乡村的政治市场情形就是，在第一个层次即初级政治市场中，村庄政治精英们在选举期间向村民作出种种的许诺，提出诸种治村的方略，而选民根据自己的偏好投出选票，最终产生出社区的权力机构——村民委员会。由于村民会议尤其是村民代会议制度功能的不断强化，第二层的政策供给市场正在发育成长，村民委员会比以往更能执行村庄的非治理精英如村民代、经济能人所作出的决策。第三层次的政策执行市场，主要涉及两方面的事项：一是村民委员会执政的能力和执政受监督的情况，二是村民对有关政策的支持度。不过，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中国乡村的政治市场目前主要还是现在第一个层次上：初级政治市场，即村民选举的竞选。
三、促使竞选的产生与激烈化的因素
竞选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没有一位候选人或者他（她）所属于的群体或政党能够压倒性地控制、占有资源以赢得选举，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候选人有100%的把握预计自己能够获得选举的胜利，否则，就没有竞选的必要了。
竞选可以说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如讲面子、讲谦让是完全不同的，也是格格不入的。那么，为什么农村选举中会出现竞选，而且出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场面呢？
（一）法律的变化与制度的安排促成在中国乡村形成政治市场
从村民委员会1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看，村民委员会职位竞选的激烈程度在逐步地提高，特别是1998年11月4日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竞选的激烈程度明显且普遍地增强了。首要的因素应该归结为选举制度的改革，直接选举方式（即所谓的“海选”）的实施，导致一个明显的直接结果就是村民委员会职位竞选激烈程度比以往各届都要激烈。1998年11月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4条对差额选举的实践给以肯定：“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1999年10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13条将这一条款进一步具体化：“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正式候选人应当分别比应选名额多一人，委员的正式候选人应当比应选名额多一至三人。”竞争激烈的程度首先现在初步候选人与应选名额之比的提高上。比如，1999年4月至7月浙江省余姚市按照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举行换届选举，共有786个村完成换届选举工作。这次换届选举竞争激烈，初步候选人与应选名额的比例高达48.7：1，这个比例是以往各届所没有的。该市的老方桥镇是按照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举行换届选举的试点乡镇。由全体选民直接提名的村民委员会候选人达959人，与57个应选名额之比为17：1，竞争同样是激烈的。村庄权力分配机制的变化为政治竞争提供了机遇，具体来说，就是村民自治这种制度安排将农村的权力产生与分配从“行政性分配”向“竞争性分配”转变。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竞争机制的引入是民主政治的必然抉择，当多个愿意接受社区公共权力委托的候选人与有限的职位相矛盾时，竞争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二）农村阶层化和派系的存在是竞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的基础
宗族的存在为农村派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即产生了多个阶层，这也为派系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土壤。派系为各种不同利益、不同阶层的村民达其意愿、追求权力提供了一种类组织的支持。派系因素对社区公共权力的民主运行和村民公共参与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村庄政治竞争的组织基础。派系之所以成为村庄选举竞争的一个组织性资源，就在于中国乡村政治市场缺乏结构性的组织选举的力量，比如政党，因而派系成为获取村民手中选票的一种基础性来源。
事实上，据我们的调查和有关资料明，以往各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往往会形成多派，但是，2002年浙江省不少村庄多派的现象明显减少了，通常形成两派对立。其中的原因在于对以往经验的总结，派别多力量分散，结果可能谁都当选不了，加上经过多年的运作，力量不断地重新组合，通常最终会形成两大派系。按照浙江省临海市民政局领导的看法，两派对立使选举的竞争性骤然增加。
此外，信息发达尤其是通过电视和报纸，对西方政治竞选也有所了解，加上民主法制意识增强，导致竞争的激烈。因此，要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形下取胜，必然要采取各种手段与方法，包括竞选活动。一个村的选举竞争会影响其他村庄的选举，影响的一个方式就是模仿，比如，2002年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早于其他镇的换届选举，所以后面换届选举的村庄如壶镇的一些村民就前往五云镇及其他一些已经完成换届选举的村庄取经，学习如何竞选，争取选民的选票，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
选民参加投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希望通过投票选举改善其处境，即提高福利，所以支配个人投票偏好的是收益—成本原则，这一原则又受个人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支配候选人参加竞选的又是什么法则呢？哪些因素支撑着竞争的激烈性？大体上说有两种因素：利益与政治地位。比如，不发达地区如山区支配或影响竞争的两个方面：一是计划生育，二是宅基地。发达地区的农村，支配或影响竞争的两个方面则为：一是经济利益，二是出人头地的社会地位。用温州市一位镇干部的话来说，竞选村民委员会主任的动机，无非是任职村民委员会主任有名堂尤其是经济利益方面的，或者是有钱人想要取得政治地位，或者两方面兼而有之。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依然有不少候选人参加竞选是想为本村做些好事，也就是所谓的“讲奉献”。
四、多元一体的乡土资源与村民选举中的竞选方略
西方学者对西方政治家的政治竞选策略做了不少总结，如合作战略、干扰战略、操纵战略和权威战略，中国乡村选举竞争中的一些策略也可以归为这些种类。比如，2002年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东门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竞选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富鼎是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的候选人，但是，有一批人动员他作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据说一位竞选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的候选人怕李富鼎参加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竞选，他自己就没有把握了。经过协商，李富鼎被推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这可以说是合作战略。但是，中国农村政治竞争有自己的乡土特色。
中国乡土政治竞选方略是受竞争者对选举的判断尤其是所掌握的资源制约的，换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竞争的策略是由竞争者所能掌握的乡土资源决定的，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乡村政治竞争就是候选人动员各种乡土资源以争取更多选票的过程。有些学者不用资源而采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比如美国社会学家林南在其研究中最初采用社会资源的概念，后改用“社会资本”。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三种：一是经济资本，以财富金钱为代；二是社会资本，以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为代；三是文化资本，以学历、知识和文化物品为代，三种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乡土资源不仅影响人们达到目标的能力，而且多元化的乡土资源可以深化乡村选举的民主性。中国农村政治竞争所依赖的资源是多方面的，相对于布尔迪厄的三种资本，中国农村的三种资源为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与文化资源，它们有时互为一本，即三元一体。
对中国农村政治竞争的策略选择影响较为明显的是前两种资源（资本）。西方学者认为，公民社会（又译为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相当的重要。但是在中国，公民社会发育还不健全，在乡土社会中重要的社会资源（资本）是社会网络和信任。借用Mark S.
Granovetter的概念来说，乡土社会的网络属于“强联结”，“联结”的强度由四个方面来衡量：时间、情感强度、亲密性和互惠性，家庭和宗族是强联结的典型。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宗族、家族依然是乡村政治竞争所借用的一种资源，尤其是在那些宗族力量强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山区农村，诉诸同宗同族的情感是候选人常用的一种手段。不过，这里，我们还要将“强联结”概念推进一步：在中国乡村社区，“强联结”不仅现在家庭与宗族之上，而且体现在经济上。现在，不仅村庄的公共物品如道路、学校越来越依赖于村庄自身的经济实力（村级集体经济、个人的经济收入），而且财富尤其是新富者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也就是说村庄财富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将村民联结起来。因此，财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资本（资源），在农村成为构成“强联结”的重要基础，而且能变为一种社会网络资源，镶嵌于这个社会网络中的村民往往成为候选人选票的来源。至于信任，现代社会当然需要它，但是通常人们并不依赖于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依靠制度来解决问题或冲突。对乡土社会来说，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一个熟人或半熟人的农村社区中，由于人们彼此相当的了解，不被人们信任或背信弃义的村民会付出相当大代价的，人们通常信任熟悉的人。不过，有必要指出，对乡村选举竞争来说，信任固然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但是，人们作出投票的决定并不是基于信任本身，或者说主要不是出于信任的考虑，而是其他因素，因为一方面信任嵌入乡村社会中，信任的重要性好像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另一方面农民大体上也是一个理性的投票者，决定投票的是成本—收益的考虑，即候选人给自己或村庄能够带来多少的收益。家庭和宗族、社会网络、信任构成了乡村社区重要的社会资源（资本），成为乡村社会与现代西方社会或都市社区“弱联结”不同的“强联结”的基础，从而决定或影响了村民选举竞争策略的选择。不过，似乎越来越多的候选人依赖于经济资源，也越来越注意策略的合民心和合法；选民也越来越重视候选人的能力与素质包括受教育水平，因为在市场经济时代，村庄的发展有赖于教育程度较高且头脑灵敏的村民的领导。宗族、家族的存在依然是选举时所借用的一种资源，但更多地依赖于经济手法，手段要合民心也要尽可能合法。
杭州市西湖区西湖乡H村为西湖龙井茶叶的主要生产地。2002年，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竞选成功的村民委员会主任的竞选策略与手法有：1）一年不要村里的工资；2）不用村里的车；3）许诺向村民收购茶叶。茶叶为H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现为买方市场，做政府都做不了的事，很能获得民心。同属这种类型村庄的西湖乡M村，2002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成功当选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在竞选时也出此策。西湖乡M村这一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竞争也相当的激烈，经济是获胜的基础，没有经济实力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当然有经济实力并不一定就能竞选上，成功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的竞选或拉票手段为：1）请客吃饭；2）上门做工作；3）许愿，曾经说若他当选将帮助村民销售茶叶；4）动用关系链，他的家族势力强，有广泛的朋友网络；5）组织起自己的竞选班子。
温州市龙湾区某村2002年7月举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竞争比以前要激烈得多。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有三位，各派都在策划如何竞选。该村这一届竞选的一个特点就是，派系之争主要是宗族之争。三位候选人竞选与拉选票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用金钱买选票。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其中有两人分别花了3万元和3.5万元；二是许愿，比如若当选后给投票者什么好处；三是请客吃饭；四是威胁。
现为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建设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樊俊杰，从部队退伍回乡，自己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成为当地有名的老板，从1988年当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一直连任到2002年，2002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依然再次成功连任。他曾经将自己10多年的“为政经验”总结如下：1）为村民办实事。现在的村民要求很低，有三分为他们服务，他们就满意了，农民不会从政策的高度来要求村干部，实实在在地做些事，关心集体，农民就满足了。1988年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时，村集体财产只有2万元，现有2000多万元。2）不要占集体的便宜。3）要有公正性，处理矛盾时不宜有偏向性。连续四次当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樊俊杰总结了下述几条成功经验：第一，要想当选，必须注重平常积德，做好事；要想连任，压力更大，好事必须做得更多、更妙，这是选票的主要源泉。第二，在选举中，着重抓中间流动票。支持我的，无须做工作；铁心支持他人的，也毋需做工作。成立一个不公开的竞选队伍（十人左右），预备几万元选举经费，请客吃饭，不送钱，这样并不违反《选举法》。第三，竞选口号是：“把致富的人选出来，带动全村致富。”此外，在请客吃饭时，说些亲切的话，如“请帮帮忙”或“给我一个机会试试看。”第四，在选举日，如选举方式采取开大会形式时，布置自己的人拉着那些中间流动分子一起填票，这样出于乡情面子，就可以控制大部分流动票。如采用流动票箱方式投票，派自己的人跟着流动票箱，凡是当面填票的，可算得票，凡是走到边上填票的，不能算得票，由此可以大致算出得票数。第五，选上村民委员会主任，不能有任何官架子。处处想把工作做好，而且，不能独揽权力，要靠村民委员会委员们办事。放权给其他人，一则可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二则可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此外，不用村里误工费，当村民委员会主任为村民“白干事”。
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东门村村民委员会委员、会计梅先生认为竞选成功的关键还在于素质。他说东门村竞选的方法主要是走家串户。候选人组织竞选班子，班子的人员是一些有丰富经验的村民。他们走访村民，了解情况，分析村民投票的意向，总结经验，提出某某村民通过什么人去做工作才能有效，才能投自己的票。据驻东门村的镇干部介绍，缙云县五云镇有些村有竞选班子，竞选组阁，其成员是由核心层及外围如亲戚朋友所组成，主要策略是做中间票的工作，采取分区负责、上户做工作。选举前对东门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两位候选人得票作过估计，认为双方相差不会超过10票，结果也是如此。之所以能估计出得票数，其原因大概是农村裙带关系的存在。
下面将T村、建设村等个案作一个总结，可以归纳出以下一些竞选策略。
第一，工作重心在于争取游动票，这是关键。事实上，多数村庄在选举过程中各派力量都集中争取中间的选票。用建设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话来说，铁定跟你的村民，即西方学者所说的核心选民，不必花时间做工作，届时他或她会投你一票，铁定反对你的，你也不必去游说，因为无论如何不会投你的票，要做工作、去游说的是中间游离的村民。往往中间的选票数决定选举的结果。西方民主选举的经验也多次明，候选人、政党在选举时所得到的支持即选票来自于一群忠诚的支持者及一些游离分子。建设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樊俊杰竞选的策略是找重点选民：1）老人群体（60多岁）中的主要人物——控制代人物，也就有了这个年龄层的基本票源了。老人还替樊俊杰做宣传。2）40～60岁的主要人物。3）年轻人就不必花太多精力了，有以上中老两组年龄层的票源就可以了。4）妇女。“三八”妇女节搞搞活动，发些纪念品。
第二，打“经济牌”。如何发展村庄经济与带动村民致富是村庄选举政治中的主要议题，也是村民主要关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常用的策略就是打“经济牌”“让我们选一个能够而且愿意带领大家致富的人作村民委员会主任。”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建设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樊俊杰将村集体财产从1988年的2万元发展到2002年的2000多万元，这本经济账村民当然会算，也成为樊俊杰再次当选的强大资本，樊俊杰竞选时自然地忘不了出这张牌。樊俊杰的竞选口号就是“把致富的人选出来，带动全村致富。”从我们的调查与相关资料来看，竞选者无一例外地都想诉诸于发展经济与村庄之前景以便赢得选民手中的选票。例如，温州市城郊乡双桥村村民委员会李主任选举时通过展现在他届期内所取得的成就及对村庄未来的前景规划，以争取选民对他连任的支持。杭州市西湖乡不少村竞选成功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无不打经济牌的策略。
第三，构筑竞选网络。例如，在2003年浙江省缙云县五云镇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期间，有些村有竞选班子，竞选组阁，其成员为：1）核心层；2）外围，主要由亲戚朋友组成。他们主要做中间票的工作，采取分区负责、上户做工作。竞选班子里的成员是经验丰富的村民，他们走访村民，了解情况，分析村民投票的意向，总结经验，提出某某村民通过什么人去做工作才能有效，才能投自己的票。例如，选举前对该镇东门村各竞选班子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的得票数作过估计，认为双方相差不会超过10票，选举结果明确是如此。这种走家串户宣传、重点做熟人工作的办法在2003年浙江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使用得相当普遍。通过竞选班子和竞选网络的努力不仅可以巩固“铁票”，而且有助于拓展票源。
第四，在打“经济牌”同时，在乡土情的社会中，人情、情感是影响选民投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情感战是换届选举中常常被使用的一种策略与手段。在有些村庄，诉诸同宗同族是情感战的主要基础，或者是情感战的主要争取对象。例如，T村的换届选举实际上就是各房头的竞争，“两委会”换届选举的候选人不过是各房头的代，或者杰出的代而已，房头之争涉及的是族人的情感。建设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樊俊杰一方面找重点选民，另一方面又作感情的投资，如“三八妇女节”搞搞活动，发些纪念品，对女性选民作感情投资，而在当选后给村小组、村民委员会其他成员一些权力，自己相对超脱些，也是一种感情投资。
在T村的个案中还出现大多数村庄可能没有的颇具特别的竞争策略与手段，比如，扣留“人质”，唐当然是最重要的“人质”，10名持中间立场的党员也是“人质”，因为他们被强制外出旅游，实与“人质”无疑。扣留“人质”，一方面可以防止“对手”做工作，被“策反”，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不能了解选举进展的情况或选举的形势。不妨将此法归为“沟通切断法”，而信息沟通对选举尤其是对选民了解选情作出投票的决定相当重要。尽管这些读书不多的农民兴许不知道信息沟通这些概念，但是却能从实际生活中把握住这一点，不能不佩服中国农民的政治智慧。还有“书写案”，这可名其为“试探法”，而“驻村干部案”可以说是“信誉法”。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农民的智慧。
五、总结与讨论
西方政治竞选活动通常有一系列的计划与策略，将竞选视为一种营销活动，一种政治营销：如竞选环境分析（自我优劣分析、竞争者与选民分析）、政治营销策略（问题与机会分析、选票的评估、竞选宣传计划）和竞选活动（募集经费、建立组织、选势、宣传、拉票、开发选票等）。与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政治竞争或竞选相比较，中国村民选举中的竞争、竞选活动属于初级的，如，竞选策略有些粗糙。但是，尽管属于初级，可策略多样，而且具有中国特色。比如，中国乡村的政治竞争属于“无政党式政治竞争”的民主模式。人们普遍都接受这样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政治就是一种政治竞争，一种通过选举的政治竞争。根据世界民主的发展经验来看，竞选需要组织、金钱和施政纲领及说服选民，赢得选民的信任，只有政党才符合这些需求。所以，现代民主政治通常又与政党政治分不开。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的乡村选举都充斥着政党的竞争活动。但是，东亚地区，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其政党制度化程度较低，因此，有助于民主竞争的政党支持模式则看不到。中国农村除了近代以来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这两种政党，也出现过农会但不是政党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农村除了中国共产党外就无其他政党的存在，因为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系统都没有延伸到广大的农村地区，至于共青团与妇女组织是作为党的助手存在而不是独立的政党与政治力量。中国农村目前所进行的村民选举与政党政治没有关系，崔之元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非政党式政治竞争。”村民选举是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发动与动员的，它并没有将村民选举视为对其在农村领导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加强与改善党在农村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方面派系是政治竞争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竞争，村民选举重新整合了村庄的各股力量，重构了各种利益格局，形成新的村庄派系与派性。派系有可能是原有宗族力量的复兴，但是，复兴的宗族组织以选举为契机，是选举策略中的一项：诉诸于同根同源的族群意识而赢得选举，是属于重构性质的，因而这种派系是新传统主义的。更多的派系与派性是非宗族性质，完全是由于选举可能带来的预期利益或重新分配村级的权力和利益，这些因素使村庄政治力量重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派系或造成村庄派性之争。这种派系或派性由选举而成也由选举而变，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属于新传统主义范围。目前中国村民选举是在缺乏公民社会和政党政治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民主政治的选举实际上需要组织与制度性的力量加入，因而我们能否说竞争性的派系与派性是公民社会与政党政治的前奏？竞争派系与派性的存在是否明在中国乡村也有公民社会的传统，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类或前公民社会”的传统存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巩固乡村民主来说，这些派系或者“前公民社会”，有必要发展成为正式的组织，也就是说将这些派系发展成为更为广泛、更为非人际关系色彩的各种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似乎是成功的民主化尤其是民主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
村级民主政治中竞选策略的运用，特别是民主选举的深入，明竞争的激烈性增加，主要现在：突破传统政治文化，如，讲面子、讲谦让；通过选举培养了中国农民的现代民主精神；竞争中演绎出一些民主政治的规则与习惯（选举前与选举期间），各种竞争十分激烈，各类活动也多，选举后就相安无事，人们等待着下一次的竞争。精英的竞选为农村带来了新的政治气息，村民委员会职位竞争激烈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明了中国农村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主关键内容之一的政治竞争，逐步地得以落实或者说逐渐地得以体现出来。村民选举机制确实使乡村精英采用民主方式取得权力，当选的干部能够以政治艺术处理干群关系。这种东西不是宣传的产物，而是乡村政治的现实需要，因而有生命力，可生根发展。
毫无疑问，村民选举中的竞选活动存在不少不足和问题，政府要为选举的公正性提供空间。
首先，政府要保证法律的实施。就法律而言，西方国家对竞选活动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2002年中国2/3的省份进行了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这次选举所发生的问题，不少与竞选的不规范有关系。就省级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来看，对此所作出的规定都较为原则，比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1999年10月22日通过的《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16条是这样规定的：“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按照平等、客观、公正的原则向选民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组织正式候选人发治村演说，并回答村民的询问。正式候选人发治村演说不得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规定。”不过，有些地方在规范村民选举竞选活动方面已经领先一步了，制定了相应的规则。比如，河北省迁西县制定了《河北省迁西县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治村演说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该《规则》共计15条，对演说的对象、内容、组织与有关操作程序等都做了规定。《规则》无疑有助于村级选举竞选活动的规范化。当然，政府自己应该首先带头严格执行《规则》。
其次，政府要引导村民选举。对日趋激烈的村级政治竞争，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不应抑制竞争者的竞争热情，而是应该减少非正常或非正当的因素对竞争效能的影响或干扰，引导他们走向制度化的竞争轨道上来，重点在于建立和完善监督制度体系。
此外，通过村民自治实践，提高村民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参与竞争的能力，而大众民主的能力、素质会在实践中得以提高。培养竞争者理性、平等和宽容的竞争意识对巩固与深化中国乡村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借用Pateman的“我们从参与中学习参与”说法，我们可以说，“村民选举的竞选者从竞选中学习竞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