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选择，子女做主”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儿女长大成人后，儿女的情感生活与成家立业之事，自古至今是每个父母都非常关心的。
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就是“包办”婚姻。《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中国古代礼法把包办子女、卑幼的婚事作为父母、尊长的特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成立的必要要件。先秦时期出现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包办婚姻提供了礼制上的根据。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律都有关于主婚权的规定。《唐律疏议》以父母和其他法定尊长为子女、卑幼的主婚人。明洪武二年（1369）令：“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可见，在古人看来，不经过父母允许的婚姻，是一种严重的越礼行为，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启蒙思想家批判了“包办”婚姻制度，提出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主张。这种“我的婚姻我做主”的新式婚姻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得到了广大青年的拥护。
尽管如此，基于人之常情，现代条件下父母从希望子女幸福的角度，还是会关心子女婚恋。俗话说“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加上父母人生阅历丰富，双方父母和长辈对子女、下代婚姻的建议也有合理性。
子女成人后，他们的谈婚论嫁也成了梁启超颇为操心的一桩心事。经历了“包办”婚姻也目睹了新文化运动的梁启超，探索出了“父母选择，子女做主”、将传统与现代加以结合的办法。在梁启超生前，其他孩子还小，梁思顺与周希哲的婚恋，还有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恋，作为父亲的他都用了心也费了心，对梁思永与李福曼这对青梅竹马的表兄妹也颇多关心。尤其是思顺、思成的婚姻，恋爱对象均由父母选定人选，然后创造机会让两个人接触，让他们自己经自由恋爱后决定，梁启超把这一将“父母之命”与自主婚姻结合的方法，称为“理想的婚姻制度”。
1923年11月5日，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说：
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们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这是父母对于儿女最后的责任。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唉，但也太费心了。像你这样有这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要被你们绞尽了，你们两个大的我所尽力总算成功，但也是各人缘法侥幸碰着，如何能却有把握呢？好孩子，你说我往后还是少管你们闲事好呀，还是多操心呢？
促成长女婚姻与民国初年，在父亲的主持下，梁思顺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为夫妻，周希哲为梁启超的学生。梁启超对于自己精心策划的女儿婚事，还有思成与徽因的相恋，一直觉得很得意，也一直很关心。
周希哲幼年家境贫寒，后在商船上做事，曾经得到康有为的提携和帮助，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他长期担任驻菲律宾、缅甸、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梁思顺多年随周希哲生活在海外，父女之间通过书信往复表达相互思念并商量家务。梁启超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信有400多封，这些书信字数有百余万字，几乎占到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家书”以写给梁思顺的居多。
在给思顺的信中，除了关心自己的海外儿女，梁启超经常提到希哲，表达对他的肯定，提出一些建议，并为他的工作之事奔走。就在1923年11月5日为“理想的婚姻制度”自鸣得意的那封家书中，梁启超表达了自己对希哲这位女婿的喜欢，他说：“你报告希哲在那边受商民爱戴的情形，令我喜欢得了不得。我常想，一个人要用其所长（人才经济主义）。希哲在国内混沌社会里头混，便一点看不出本领，当领事真是模范领事了……希哲这样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我实在喜欢他。”
由于国内时局动乱，节使馆经费发不出，希哲、思顺一家生活困窘，梁启超替他们心焦。“思顺们的生计前途，却真可忧虑，过几天我试和少川（顾维钧）切实谈一回，但恐怕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使领经费据我看是绝望的，除非是调一个有收入的缺。”（1927年1月2日）他又试图通过顾维钧将希哲从加拿大调到新加坡。他在1927年1月27日写给思顺的信中说：“调新加坡事倒可以商量，等我打听情形再说吧……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2月10日信中又说：“思顺调新加坡的事，我明天进城便立刻和顾少川说去，若现任人没有什么特别要留的理由，大概可望成功吧。”但此事后来也遇到了麻烦，没有办成，“据顾说，现在各方面请托求此缺者，已三十人，只好以不动为搪塞，且每调动一人必有数人牵连着要动，单是川资一项已无法应付，只得暂行一概不动”。
“包办”梁林之恋“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爱、婚姻故事，造就了民国年代的绝代风华，近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颂。林徽因于1904年6月出生于美丽的杭州，她最初被起名为“徽音”，名字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他们俩可以说是郎才女貌，同时也门当户对，梁启超做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徽因的父亲林长民（1876-1925）曾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梁家成了文化世家，林家也出过翻译《茶花女》的文学家林纾，写了《与妻书》的林觉民等名人。这门婚事又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其间费了不少周折，从最初提起，到举行婚礼整整走过了十年，“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梁启超全力促成的。梁启超对儿女的婚恋之事非常关心，作为长子的梁思成的婚姻更是他考虑、关心的一件大事。
林、梁两家是世交，梁启超、林长民早已有了两家联姻的想法，他们“包办”了两个孩子的婚姻，创造着机会让思成与徽因进行接触。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记述了她的父母1918年初次见面的情景：
父亲大约十七岁时，有一天，祖父要父亲到他的老朋友林长民家里去见见他的女儿林徽因（当时名林徽音）。父亲明白祖父的用意，虽然他还很年轻，并不急于谈恋爱，但他仍从南长街的梁家来到景山附近的林家。在“林叔”的书房里，父亲暗自猜想，按照当时的时尚，这位林小姐的打扮大概是：绸缎衫裤，梳一条油光光的大辫子。不知怎的，他感到有些不自在。
门开了，年仅十四岁的林徽因走进房来。父亲看到的是一个亭亭玉立却仍带稚气的小姑娘，梳两条小辫，双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致有雕琢之美，左颊有笑靥；浅色半袖短衫罩在长仅及膝下的黑色绸裙上；她翩然转身告辞时，飘逸如一个小仙子，给父亲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两年后，林徽因随父亲赴欧考察游历，卜居伦敦一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1921年10月，她随父亲回国到北京读书，梁思成与其交往渐多。俩人在徽因回国后的第一次见面中，谈到了专业选择。徽因告诉思成，她以后准备学习建筑。思成感到很意外。“建筑？”他反问道，“你是说house（房子），还是building（建筑物）？”徽因笑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architecture（建筑学）吧！”徽因给思成谈起了她所知道的建筑，谈起了欧洲大陆那些“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梁思成回忆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这里的“第一次”，已是带着求婚之意去拜访的“第一次”，正如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所说，“这不是一般的访问，而是以一个求婚者的身份去的”，而1918年的那次见面，两个人已互相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
林徽因头顶令人炫目的光环，被当时众多才子恋慕。在梁林正式订婚前，徐志摩就追求过林徽因。梁启超于1923年1月2日写信给他进行了规劝，信中说：“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痛苦。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求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其实，早在英伦期间，同在英国求学的已婚男子徐志摩就紧追过她，同样为徽因父亲所坚决反对。后徐志摩退出。
1月7日，梁启超在致思顺书中写道：“思成和徽音（即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她因与当时一男作家同名，于是改为林徽因，但在梁启超的书信里仍称她为‘徽音’）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音须彼此学成后乃订婚约，婚约订后不久便结婚。林家欲即行订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怎样呢？”
5月7日梁思成遭遇了车祸。梁启超在次日写给思顺的信中记述了车祸发生前后的情景：“约莫十一点（午前）时候，思成、思永同坐菲律宾带来的小汽车出门，正出南长街口被一大汽车横撞过来，两个都碰倒在地。思永满面流血，飞跑回家，大家正在惊慌失色，他说快去救二哥罢，二哥碰坏了。等到曹五将思成背到家来，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后来医生到了，全身检视一番，腹部以上丝毫无伤，只是左腿断了，随即将装载病人的汽车开来，送往医院。”这场车祸的意外结果是思成与徽因恋爱进程的加快。“内中还把一个徽音也急死了，也饿着守了大半天（林家全家也跟着我们饿），如今大家都欢喜了。”思成遇车祸住院后，徽因每天前往医院伺候，给予思成无微不至的关怀。俩人恋爱以来从未如此频繁亲密地接近，恋人在经受这场磨难后更懂得了珍惜。因为这场车祸，梁思成的留学计划被推迟了一年。
1924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一起启程赴美国留学，9月正式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成因车祸推迟了一年出国，恰逢林徽因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俩人得意双双赴美深造。受当初林徽因的启发，梁思成学的是建筑专业，但因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学了美术学。
思成与徽因的恋爱，在他俩自身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父亲注意到了俩人间的龃龉，他说：“思成和徽音，去年便有好几个月在刀山剑树上过活。”同时，两个人的恋爱也有外在的阻力，最为头疼的是遇到了李蕙仙、思顺两位梁家重要成员的反对。母亲对未进门的徽因无所顾忌地服侍遭遇车祸的儿子看不顺眼，她不久病逝了。对思顺，梁启超进行了劝解。结果让梁启超颇感欣慰，他在1925年7月10日的信中说：“思顺对于徽音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所在，我几个月前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第二年冬天，发生了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的事件，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于1925年11月30日乘郭松龄专车秘密离京，途中受到奉军王永清部的袭击，被流弹击中身亡。12月27日，梁启超致信思成，转告了报纸上传出的徽因失去了父亲的“可怕的消息”。梁启超视徽因为自家女儿，决定资助她完成学业。
“遥控”梁林的海外婚礼梁启超对思成与徽因的婚礼非常重视，一是因为思成是自己的长子，二是觉得徽因父亲已去世，婚礼周全、郑重一些可以告慰林家。他要求尽可能按照传统婚姻礼仪迎娶徽因。同时考虑到当时国内时局，梁启超也建议他们在国外举行婚礼。
这样，病中的梁启超一面在地球的另一面关心、“遥控”着由思顺、希哲在温哥华张罗、操持的婚礼，同时，梁启超又“遥控”着胞弟启勋筹办两位新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
传统婚礼比现代婚姻礼仪还要庄重繁复，现代婚礼一般指结婚当日所举行的礼仪，而古代婚礼的“三书六礼”则包括了从谈婚、订婚到结婚等过程的文书和礼仪。“三书”是结婚过程中所用的文书，包括“聘书”即定亲之文书，是在纳吉（男女订立婚约）时，男家交予女家之书柬；“礼书”即在过大礼时所用的文书，列明过大礼的物品和数量；“迎书”即迎娶新娘之文书，是迎亲接新娘过门时，男方送给女方的文书。“六礼”是结婚过程的六个礼法，分别指：“纳采”，由男家家长请媒人向物色好的女家提亲，男家在纳采时需将大约达三十种有象征吉祥意义的礼物送给女家；“问名”，即在女方家长接纳提亲后，女家将女儿的年庚八字带返男家，以使男女门当户对和后卜吉凶；“纳吉（又称过文定）”，为接收庚帖后，将其置于神前或祖先案上请示吉凶，以肯定双方年庚八字没有相冲相克；“纳征（又称过大礼）”即男家把聘书和礼书送到女家，在大婚前一个月至两周，男家会请两位或四位女性亲戚（须是全福之人）约同媒人，带备聘金、礼金及聘礼到女方家中，女家则需回礼；“请期（又称乞日）”即男家择定合婚的良辰吉日，并征求女家的同意；“亲迎（或迎亲）”在结婚吉日，穿着礼服的新郎会偕同媒人、亲友亲自往女家迎娶新娘。
父亲对他俩在海外举办的婚礼很关心，也很重视，从数个月前起数次写信给思顺、思成等提起并讨论此事，谈到了自己的打算与建议。梁启超在1927年5月26日的信中，建议他俩在国外举行婚礼：“我原想你们毕业后回来结婚，过年把再出去。但看此情形（指的是官费满五年的毕业），你们毕业我是否住在中国还不可知呢？”“因此，连带想到一个问题，便是你们结婚问题。结婚当然是要回国来才是正办，但在这种乱世，国内不能安居既是实情。你们假使一两年内不能回国，倒是结婚后同居，彼此得个互助才方便，而且生活问题也比较的容易解决。所以，我颇想你们提前办理，但是否可行，全由你们自己定夺。”因婚礼暂时未定，梁启超又建议俩人不如先分住两地：“你们既不愿意立即结婚，那么总以暂时分住两地为好，不然生理上精神上都会发生若干不良的影响。”
12月5日，致信思成，其中有一段写道：“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的全部的人格和名誉。”12月18日，致信思成，提到：“你们在美国两个小孩子自己实张罗不来，且总觉得太草率，有姊姊代你们请些客，还在中国官署内行谒祖礼，才庄重像个体统。婚礼只要庄重不要奢糜，衣服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补办，宁可节省点钱做旅行费。”
对思成与徽因婚后的新婚旅行，父亲梁启超也做了细致的安排。他在12月18日的信中又建议两位新人去欧洲，可以一边游历，一边参观古建筑，顺道回国，这样就把观光、学术考察与归国行程结合在一起。他在信中写道：“你们由欧洲归国行程，我也盘算到了。头一件我反对由西伯利亚路归来，因为野蛮残破的俄国，没有什么可看，而且入境出境，都有种种意外危险（到满洲里车站总有无数麻烦），你们最主要目的是游南欧，从南欧折回俄京搭火车也不太经济，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的政治。关于这一点，最好能调查得一两部极简明的书（英文的）回来讲给我听听。”
1928年2月12日，梁启超致信思成，提到了思成与徽因在加拿大举办婚礼之事，再次建议婚礼后去欧洲新婚旅行的行程，还要求两位新人注意记日记，这样就会有更大的收获。“你脚踏到欧陆之后，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印象（凡注意的东西都留它一张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若日记能稍带文学的审美的性质，回来我替你校阅后可以出版，也是公私两益之道。”为了给思成与徽因在欧洲旅行提供方便，梁启超还随信寄去名片，“今寄去名片十数张，你到欧洲往访各使馆时，可带着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其招呼，当较方便些。”信中还嘱咐思成：“你到欧后，须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的景况。”此前几封信，梁启超都不主张思成、徽因经俄罗斯回国，但这封信“我前几封信都主张你们从海道回国，反对走西伯利亚铁路。但是若为省钱计，我亦无可无不可。若走西伯利亚，要先期告我，等我设法，令你们入境无阻滞。”
次日的“致孩子们书”又过问了“思成、徽音婚礼的事定了没有”，又一次提了游欧之事：“思成这回去游欧洲，是你的学问上一部分很重要的事业，所以，我无论怎样困难，你们的游费总想供给得够才行。这回之后我做爹爹的义务就算尽完了。我想你到去的地方，除了美、德、法之外，是北部的瑞典、挪威，南部的西班牙、土耳其，只要能去，虽然勉强，我还是希望你到这几个地方看看，回来的时候，不要搭西伯利亚铁路，总是走印度洋的好。因为（由俄国来的）入境时青年男女极危险的，所以这笔钱是省不了的。”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梁思成姐夫周希哲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他们选择3月21日这一天，是为纪念中国宋代建筑学大师李诫。从思顺的信中得知思成与徽因结婚的情形后，梁启超很欣慰，他在4月26日致信他俩，说道：“尤其令我喜欢者，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你们结婚后，我有两件新希望：头一件你们俩体子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变化作用，在将来健康上开一新纪元；第二件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两种希望，我想总能达到的。”该信也问到了新人旅行结婚之事：“你们游历路程计划如何？预定约某月可以到家？归途从海道抑从陆路？想已有报告在途。若还未报告，则得此信时，务必立刻回信详叙，若是西伯利亚路，尤其要早些通知我，当托人在满洲里招呼你们入国境。”
在收到思成寄回的婚礼照片后，5月5日，梁启超写信给思顺：“婚礼照片今日收到，合家争观，皆大欢喜，新郎新妇皆光彩动人，思成自然一片丰腴俊秀，尤令我观之不厌。前次对于彼体子之忧念销释大半了。”
婚礼之后，思成与徽因两人接着赴欧洲的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欢度蜜月。5月14日，梁启超致信仍在旅途中的两位新人，又特别交代要“做”好日记，争取“能做成一部‘审美的’游记”，信中说：“我盼望你们的日记没有间断。日记固然以当日做成为最好，但每日参观时跑路极多，欲全记甚难，宜记大略而特将注意之点记起（用一种特别记忆术），备他日重观时得以触发续成，所记范围切不可宽泛，专记你们共有兴味的那几件——美术、建筑、戏剧、音乐便够了，最好能多作‘漫画’。你们两人同游有许多便利处，只要记个大概。将来两人并着覆勘原稿，彼此一谈，当然有许多遗失的印象会复活许多，模糊的印象会明了起来。能做成一部‘审美的’游记，也算是中国空前的著述。况且你们是蜜月快游，可以把许多温馨芳洁的爱感，迸溢在字里行间，用点心做去，可成为极有价值的作品。”
思成夫妇后来决定去莫斯科搭乘西伯利亚大铁道火车，经由父亲所不喜欢“野蛮的、残破的俄国”回国。途中遇见了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即查理斯和蒙德里卡·查尔德，他们回忆了与思成夫妇相遇的情形：“1928年初夏的一天，费迪和我坐上一列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从莫斯科缓缓东行，车子不时停下来上水或装木头燃料。在车子停站的时候，人们都跑到站台上去，走上走下地乱转，同当地人换东西吃或者泡茶。”“在这些粗鲁的、发臭的旅客群中，这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显得特别醒目，就像粪堆上飞着一对花蝴蝶一样。除了那自然的沉默寡言以外，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反映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光辉和热情。在这种相互愉悦的心情驱动下，我们几乎立即投入了热烈的谈话——在他们是因为，他们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是满载着美国的体验回国去，急于要把它们付诸实践；而在我们则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投入到一次通向其艺术和哲学久已深深吸引我们两人的地区的伟大旅行。今天回顾起来，火车旅行生活的单调以及同其他旅客交谈的语言障碍显然也促进了友谊。”“火车颠簸前行，经过鄂姆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站头，最后到达了和中国中东路的接轨站，我们四个人在这里登上向东南穿过满洲的火车，经过哈尔滨、沈阳，到达黄海边的大连。”“从大连我们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横跨直隶湾驶往大沽口，天津的外港。然后又在黄昏和瓢泼大雨中，从天津登上一列又慢又漏的火车前往北京。”
5月8日，梁启超致信思成，提及“归期既如此匆促，则非走西伯利亚铁路不可。车期定后，务必发一电来，我当托哈尔滨中国银行或浙江兴业银行特派一人往满洲里招呼入境（电中须声明日期）。”
8月18日，梁思成与林徽因结束经欧洲回国的新婚之旅，回到了北平。休息了几天之后，梁启超便为梁思成举行了庙见大礼，并按照传统婚姻礼仪，安排梁思成和林徽因到西山祭谒了梁思成生母李夫人墓。
8月22日，梁启超写信给海外孩子，转告了新人到家后的喜悦氛围：“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到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看来他们夫妇体质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和，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
细致的梁林“文定礼本”此前，梁启超就已曾病重入院，1927年7月他写信给胞弟梁启勋，让其代为筹措这对新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特因思成已决定在美结婚（我及思顺如此主张，彼两小未完全同意），婚仪太简率，所以想在文定礼上稍微郑重庄严一点，我既不来京，一切由弟代理便是”。信中对细节进行了仔细叮嘱，可见慈父的良苦用心：
庚帖已面请君庸书写（宰平主张者，因君庸堂上具庆夫妇齐眉，儿女成行），可下一‘全红夹单帖’正式奉请。大媒已请定林宰平。
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据君庸言该印本是一对，故当仲恕未购定玉佩以前，曾与君庸言两家各购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妇名。今我家既已购定，本来最好是林家并购双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购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购者印文拟不刻徽音（林徽因原名）名，但刻‘长宜子孙’（告君庸言预备彼夫妇可通用，故刻一吉祥语）四字阴文，请讬君庸代购代刻。该印据君庸说双印共索金三百余元，今我购其一，须一百五十元内外。另刻资恐须二三十元，又托君庸代购庚帖（虽所费极微），可先拨百八十元交君庸为代购印刻印及各杂费之用。前曾告君庸欲双方各用一‘寸许之小金如意’，但恐定制费时赶不上，免去可耳（若有现成者则不妨购，一并托君庸便是）。行礼之日，家中大门易挂一红绿绸彩（简单两段绸子便是），向祖宗神位前行告聘礼，将聘物陈在祭桌上，祭毕乃交大宾将去。行礼最好是在上午，礼毕即在家里请大宾宴（午餐），可询君庸林家所请大宾为谁，一并先下请帖。请帖用我兄弟三人名义（用红柬），不必书明为何事，但用‘诘尊候教’字样便得。
梁启超写给胞弟梁启勋交代庙见礼、文定礼细节的信收入《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华书局2012年）。由梁启超手书的这份“梁思成、林徽音文定礼本”原件，则于2012年12月6日在北京拍出了379.5万元的高价。
梁启超也曾与海外的孩子反复讨论在国内为新人举办文定礼之事。1927年5月26日，他给海外孩子写信，希望思成在国外举行婚礼，同时表示国内该有的礼数也要尽可能周到，“你们若认为可行，我想林家长亲也没有不愿意的，我便正式请媒人向林家求婚，务求不致失礼”。8月29日又写信提到：“思成结婚事他们俩商量最好的办法，我无不赞成。在这三几个月，当先在国内举行庄重的聘礼，大约须在北京，林家由徽音的姑丈们代行，等商量好再报告你们。”10月底，他在信中又提到“我在这里正商量替你们行庄重的聘礼，已和卓君庸商定，大概他正去福州，征求徽音母亲的意见”。
12月12日的信中，将即将举行的聘礼告知了海外孩子：
这几天家里忙着为思成行文定礼，已定于十八日（阳历）在京寓举行，日子是王姨托人择定的。我们虽不迷信，姑且领受他一片好意。因婚礼十有八九是在美举行，所以此次行文定礼特别庄严慎重些。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我本拟是日入京，但一因京中近日风潮正恶，二因养病正见效，入京数日，起居饮食不能如法，恐或再发旧病，故二叔及王姨皆极力主张我勿往，一切由二叔代为执行，也是一样的。今将告庙文写寄，可由思成保藏之作纪念。
聘物我家用玉佩两方，一红一绿，林家初时拟用一玉印，后闻我家用双佩，他家中也用双印，但因刻玉好手难得，故暂且不刻，完其太璞。礼毕拟两家聘物汇寄坎京，备结婚时佩戴，惟物品太贵重，生恐失落，届时当与邮局及海关交涉，看能否确实担保，若不能，即仍留两家家长处，结婚后归来，乃授予宝存。
在美婚礼，我远隔不能遥断，但主张用外国最庄严之仪式，可由希哲、思顺帮同斟酌。
两位新人的文定大礼六天后在“南长街54号”院中举行。长子缔结婚礼，父亲心里至为欣慰，这一天，他写信给思成，提到：“这几天为你们聘礼，我精神上非常愉快，你想从抱在怀里‘小不点点’（是经过千灾万难的），一个孩子盘到成人，品性学问都还算有出息，眼看着就要缔结美满的婚姻，而且不久就要返国，回到我的怀里，如何不高兴呢？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地玩了半天。想起你妈妈不能小待数年，看见今日，不免有些伤感，但她脱离尘恼，在彼岸上一定是含笑的。除在北京由二叔正式告庙外，今晨已命达达等在神位前默祷达此诚意。”
从这些信函不难品味梁启超的拳拳父爱，着实是其情殷殷，其意绵绵。
青梅竹马的“姑表亲”在梁启超生前，次子思永与表妹李福曼的姻亲也已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在考虑替思成与徽因举行聘礼的时候，就曾设想“届时或思永福曼的聘礼同时举行，亦未可知”（1927年10月29日“致孩子们书”）。
李福曼是思永母亲李蕙仙的娘家侄女，比思永小3岁。1918年，她11岁时来到梁家，与表兄思永从小一起长大。由梁家供她读书，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后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梁启超晚年，由于国内动荡，他自己也病重，其家庭收入受到影响，长女思顺提出由他们一家来招呼梁家这一大家庭的家用，父亲提到有几笔费用需要思顺、希哲夫妇帮忙筹措，其中包括“福曼在燕京大学还有两年或三年”的学费。
思永与李福曼属于姑表亲，按当时的社会风俗，这对表兄妹的结合属于“亲上加亲”，因而被家人和社会视为青梅竹马、天生一对的鸳鸯。在思永上清华学校时，每逢假期，他们就必定相聚。等到思永出国留学时，俩人的情感已心照不宣。梁家上上下下大人小孩也都已知道、接受了此事。母亲李蕙仙说过：“福曼是我家的人啦。”思宁当时还很小，也对李福曼说：“我知道你是三嫂。”梁启超虽在书信里提到不多，但也完全赞成，只是思永的情感看来没让父亲过于操心。
1927年，思永回国在清华研究院实习，而此时李福曼正在燕京大学教育系学习，两个学校离得很近，俩人也就能常见面。8月29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提到了这一情况，“福曼来津住了几天，现在思永在京，他们当短不了时时见面”。
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李福曼也从燕京大学毕业，二人结为夫妇。不久，女儿梁柏有出生。1932年以后，梁思永病魔缠身，李福曼伺候床前，几十年如一日。
关心其他子女的情感生活梁启超晚年，除了已婚的思顺、已到谈婚论嫁的思成、思永，其他子女或正处在青春期，或还小，他们的情感、心理也得到了父亲的关怀、关心。梁启超希望这些子女有一个正常、开放的社交环境，希望他们的情感得到健全的发展，避免情感上的淡漠，同时，作为家长又非常警惕不健康的氛围、情感、心理有可能侵害自己的子女。
思庄1925年出国留学时年仅17岁，父亲把她托付给思顺，同时自己也一直关注着其情感世界。1926年9月4日，他在“给孩子们书”中提醒思庄：“庄庄多走些地方（独立的），多认识些朋友，性质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庄庄以后离开家庭渐渐的远，要常常注意这一点。”父亲希望她慎重交友，但也希望她能更活泼、开朗一些。当他从来信中看出思庄显出活泼样子，觉得很欣慰。
再如对思忠，梁启超也希望他要慎于交友，“你二叔今日来的快信，寄给你们看。信中所讲那陈某我是知道的，纯然是一个流氓，他那个女孩也真算无耻极了。我得着你二叔信，立刻写了一千多字的信严重告诫忠忠。谅来这孩子不致被人拐去，但你们还要随时警告他。因为他在你们弟兄姐妹中性情是最流动的，你妈妈最不放心也是他。”父亲让海外的孩子一起“警告”思忠，实际上也是对北美一组孩子的提醒。
1926年，梁启超住进医院，写了一封“与孩子们书”，“安排”孩子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他说：“我的计划，本来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婚礼。梁启超是证婚人，他发表了一份很另类的“证婚词”，严厉批评其爱徒徐志摩用情不专：“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次日，梁启超写信给海外孩子，转告了此事，又把“训词”寄给他们，“我把昨日的感触，专门写这一封信给思成、徽音、思忠们看看”。可见父亲的良苦用心。信中说：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王受庆是徐志摩的朋友，陆小曼的丈夫），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
“证婚词”和这封信充分表明了梁启超对婚姻爱情的态度，他正是以这种态度要求子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