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对子女进行财商教育
梁启超推崇功利主义价值观，善于理财，也注意对子女进行财商、理财方面的教育。他在给子女的书信中，对包括留学费用、房产购置、股票、保险、抵押、信贷、报业等在内的一系列家庭财务、理财规划，无不进行沟通与讨论，以期树立孩子们敢于言“利”的经济观念、善于取“利”的理财能力，对他们进行财商的培养与教育，进行如何正确对待财富的教育。他和孩子们强调“吾家始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反对发不义之财。
财商（Financial Quotient）一词由美国作家兼企业家罗伯特·T·清崎（Robert T.Kiyosaki）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提出，英文缩写为FQ。财商是一个人对金钱的认识、态度，以及获取和管理金钱的能力。罗伯特·T·清崎在书中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奋斗终生却不能致富，因为他们在学校中从未真正学习关于金钱的知识，所以他们只知道为钱而拼命工作，却从不学习如何让钱为自己工作；穷人为钱工作，富人让钱为自己工作！
财商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实现成功人生的关键。财商和智商、情商、毅商一起被教育学家们列入了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内容。智商反映人作为自然人的生存能力；情商反映社会人的社会生存能力；而财商则是人作为经济人在经济社会中的生存能力。根据《中国平安国人财商指数报告（2011）》，中国人财商指数刚刚过及格线，平均得分仅为60.1%。该报告从城市、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7个方面调研了不同群体财商的差别。在不同年龄层次的对比中，70后财商以61.1分领先，其后分别是60后、80后和90后，60前居末位。这一组数据表明，亟待对国人进行财商教育，但尤为严峻的是，家长的财商更亟待提高。因此，作为父母，一方面要增强自己的理财能力，注重自身的财商学习，同时要对子女进行理财教育，进行财富观的教育。
梁启超对财政学很感兴趣。“经济”一词很大程度上是由梁启超引介进来的，它取代了严复所主张的“计学”、自己曾用过的“生计”、19世纪末主流用法“理财”和“平准”等观念。他著有《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财政原论》《币制条议》《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外资输入问题》《中国货币问题》《外债平议》等财经论著30余万言，不遗余力地为国人传播先进的财政学知识。他还曾任职民国初年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他倾自己一生之经济研究所得主持财政部，并竭力举荐一代金融巨子张嘉璈，甘居幕后推动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建设，开启了中国银行“黄金时代”的序幕。
梁启超注意对子女进行经济观念、理财观念的培养。在他生前，思成等都没有选择经济学、财政学作为专业，但他也提醒应该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如他让思顺学习经济学、财政学等课程。他将家里的收支情况与理财计划，与子女进行讨论，也是要培养他们这一方面的观念、意识。
让思顺力劝母亲不要再投机
长女思顺实际是梁启超家庭财务的助手。1912年12月前后，可能是因为夫人李蕙仙赌博，也或许是因倒卖物品输了、赔了些钱，梁启超赶紧筹钱寄回去。他致书思顺要她“告汝母且不可再投机，若更失败，吾力亦实不逮也”。他告诉思顺“财权在汝叔手”，“宜力谏汝母，勿再投机，倘再失败，汝叔不允救济，吾亦无法也”。信里说：“来禀称汝母为投机失败，忧心如焚，殊可怪。汝母何至不达如是。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汝母但专用力教诲汝辈足矣，何必更驰念及此耶，但此后必当戒断（切勿再贪此区区者），不可更为冯妇耳。”另一信中提到“读报见米涨价，疑必小有所获，但兹事总极险，终以戒断为善，可仍常戒汝母也”。
不过，梁启超很敬重李夫人，不但筹钱寄回家，也让思顺安慰母亲。信中写了寄了多少钱、这些钱要用在什么地方、由谁负责安排等。“此数日内先后电汇票汇共四千，可敷本年用否，来禀可详言之（究竟现在未偿之债尚几何，所需总数可详禀汝叔），此间尚随时可寄。顷汝叔以思成名义存万金于正金（定期预金防我滥用，汝叔专制极矣），汝叔之意，总欲稍积储以备不虞也，可持此慰汝母。”“己与汝叔商，日间再汇千元，本年（指阳历也）当不至匮乏耶。此间因已存定期一万，不能取出，不然尚可稍多也。告汝母勿着急，为盼。”
为了安慰李夫人，安慰家人，梁启超在信中也介绍了自己的收支情况：“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然吾不欲尔。今汝叔主意除两处家用外，欲为我每日储蓄二千，不知究能办到否。听汝叔为之，可也。此间自费有限，一切房租、食用、工钱等，皆报馆数，吾所用惟添置衣物及车马、请客等费耳。可以此告慰汝母。”
梁启超在12月18日的“致思顺书”中，提到了本月创办的《庸言报》预期收益：“《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刊物发行上万即不亏本，两万则能盈余五六万元。
梁启超这么透明、详细地和孩子通报家庭收支情况、储蓄情况，包括探讨《庸言报》的预期收益，除了安慰投机失败的李夫人，另一层用意当是培养孩子的理财意识，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梁启超很有经济头脑和赚钱能力，但他很认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观念，自己坚持不发不义之财、不挣昧心之钱，也告诫子女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鼓励他们自立自强，既不讳言功利，也要看淡名利。他在评说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制胜法宝时，写下了“晋商笃守信用”六个字。在李夫人投机失败后，他写信告诫子女：“此后波澜必仍甚多，然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
梁启超的收入，在清末民初的文化人中是比较高的。民初孙中山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王云五回忆说：“没有阶级高低的区分，所领津贴也一律为每月六十元。”黄远生为《时报》写通讯，月薪200元。1916年，北京《晨钟报》五位编辑，主编李大钊，月薪各120元。1918—1919年，青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任上，月薪四五十元，再向各处投稿，每月约得稿费40元。当时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当时物价较低，蒋梦麟《西潮与新潮》中写到，“上海生活水准为中国之最，上海住校生的伙食费每月六块，内地只要三块”。民国初年，据梁启超自称，如稍降低身段，“月入万金不难”，难怪他那么有底气，“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梁启超书信中还提到，随他办报的汤觉顿（1878-1916，原名叡，又名为刚，觉顿是其字，受业康门后号荷庵，或荷广、荷厂、荷葊、荷盦，故梁启超在书信中称其为“荷丈”），都能拿到月薪八百甚至千金（“荷丈月入已八百，尚有数部，力邀彼往，其职约当前清之三品京堂。若皆应之则千余金可得。但今者报馆缺彼不可，印刷局在京非彼莫办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和“钱途”，这就不难理解梁启超主要依靠他一人之力，支持了有九个子女的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还同时承担了三四个子女的海外留学费用。
梁启超的收入虽较高，但都是来自合法渠道。一是任职收入。他在1912年11月给思顺的信中透露，袁世凯每月给他的津贴是3000元。他在1925年8月3日的“致孩子们书”中则提到，执政府每月800元夫马费，任清华国学院教授月薪400元。二是稿酬，他的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无论是稿费，还是版税，都是较高的。8月3日的信中提到收到商务印书馆印书费5000元。三是各种演讲和讲课费，晚年更多一些。四是股票及投资，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1915年他给思顺的信中提及“中原公司日内收股，家中能凑出三千元否，可叫藻孙与幼珊交涉”。也曾往企业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对自己的收入情况，梁启超是很满意的，他在1925年致书思顺提到：“今年家计总算很宽裕，除中原公司外，各种股份利息都还照常。执政府每月八百元夫马费，已送过半年，现在还不断。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五千元。从本月起清华每月有四百元。”但当时军阀混战，战乱不断，也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到了1926年初，在他给思成的信中就表露出了对家境的担忧：“我现在虽然也很困难，只好对付一天是一天，倘若家里那几种股票还有利息可分，恐怕最靠的住的几个公司都会发生问题，因为在丧乱如麻的世界中什么事业都无可做。今年总可勉强支持，明年再说明年的话。”
对于不义之财，梁启超坚决予以拒绝。袁世凯要称帝，梁启超于1915年8月中旬在天津寓所写下了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讨袁檄文。他在给思顺的信中提到了这篇文章，1915年8月23日的信里说：“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袁世凯得知梁启超著文反对复辟帝制的消息后，派人带着20万元银票，去送给梁启超，佯称袁大总统送给梁太公七十（梁父其时六十六岁）大寿的贺礼，梁启超断然拒绝了这笔“封口费”，他表示“但一息尚存，不能使自由二字扫地以尽”。该文被蔡锷称为“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9月3日在北京的英文《京报》汉文版中刊出，随即各大报纸竞相转载：4日，《国民公报》转载；6日，上海《时报》《申报》《神州日报》相继刊出；7日，天津《大公报》转录；10月1日，昆明《觉报》全文转载。
对自己没有付出劳动的“干薪”，梁启超也绝不肯拿。他晚年多病，因为要养病，有的兼职就不能尽心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宁可少拿钱也主动辞去职务。他在1927年6月23日“致思顺书”中说：“我现在对于北京各事尽行辞却，因为既立意不到京，决不肯拿干薪，受人指摘，自己良心更加不安。北京图书馆不准我辞，我力请的结果，已准请假，派静生代理（薪水当然归静生，我决不受）。储才馆现尚未摆脱，但尽一月内非摆脱不可，清华也还摆脱不了，或者改用函授，亦勉强不辞。独有国立京师图书馆，因前有垫款关系，此次美庚款委员会以我在馆长职为条件，乃肯接济，故暂且不辞。”
梁启超希望孩子能够尽可实现自立，他批评孩子的表兄们总是来向其求助，强调“人贵自立也”。梁家子女中，思成与徽因较早成家，父亲也希望他们尽早自立门户。“我的计划，本来你们姊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但现在情形，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音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便困难多了，所以生计问题，刻不容缓。”梁启超为思成夫妇的成家立业费了不少心力、心血。
梁启超告诫子女对财富不必看得太重，因为它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幸福与否与财富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要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他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告诫子女要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的生活，不能好吃懒做；生为女子也要学会“生利”、学会自立，也不必为了钱财而毁损人格。梁家子女也曾命运坎坷，或许是因为贫病，或许是因为受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没有一个在“钱”上栽跟斗的。梁思礼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曾被诬告“受贿”，但党组织查清了真相，还给了思礼以清白。思礼母亲对查证人员说：“我相信，我的儿子绝不会干这种事！”
指导与委托思顺、希哲理财
在梁启超生前，思成与徽因成家时间很短，只有思顺与希哲组成了长期相对独立于梁家这一大家庭的小家庭，这一小家庭从成立到梁启超去世有十多年时间。两个家庭关系密切，一方面，在20年代，思顺、希哲承担了思成、思永、思庄、思忠这些在海外学习的几个弟妹的“代理家长”职责，而平日也是梁启超照顾家庭的重要助手；另一方面，梁启超对思顺与希哲组成的小家庭，也没有放松自己的呵护责任，而是一如既往地从各方面予以悉心照顾，包括在经济上进行支持，在理财上进行指导。在十多年时间里，梁启超一直坚持对这一小家庭进行财商教育。
1915年4月15日，梁启超在“致思顺书”中，提出梁家购买中原公司股票，同时也建议思顺、希哲投资，“汝所有薄工资财亦可附两小股（三百元），更附黄孟曦罐子股二三百元”。此后，周希哲做了外交官，不过梁启超希望他转向教育、实业或经商，觉得从政容易毁损人格。
1923年1月24日，梁启超在“致思顺书”中建议思顺、希哲买公债：“你们攒下那几个钱，最好是买七年长期公债。此项公债现时价格不过三折余，计可得一分八厘以上之利息，其还本付息由总税务司，安格联经理极稳实。”次年4月2日的“致思顺书”中提到：“买九六公债事，当照办，这种公债看定是好的，两年后定涨到五折以上。只是此两年间绝无利息收入，我久已想买，只可惜没有闲钱，忘却思庄折上有存款了。我也曾想借钱买它，朋友们又说不上算，你有余力，我也替你买便是。”
此后，思成等相继赴美留学，思顺与希哲成了“代理家长”，留学费用也与他们商量，甚至一起筹措。由于政局动荡，希哲、思顺的薪俸也捉襟见肘。梁启超在1925年9月3日的信中提到：“寄去一千美金，想已收。你们那边谅来钱很紧，非在国内接济不可者。”11月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到：“思顺所收薪水公费，能敷开销，也算好了，我以为还要赔呢。”他觉得虽钱紧张，但不必因此而动调任的念头。他在次年6月11日的信中说：“你们不愿意调任或调部也是好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要不至冻馁，在这种半清净半热闹的地方，带着孩子们读书最好，几个孙子叫他们尝尝寒素风味，实属有益……若再调到热带殖民地去，虽多几个钱，有什么用处呢？”
到了1927年初，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北洋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使馆的经费也就更无从着落。梁启超在3月9日的信中说：“使馆经费看着丝毫没有办法，真替思顺们着急，前信说在外国银行自行借垫，有外交部承认担保，这种办法希哲有方法办到吗？望速进行，若不能办到，恐怕除回国外无别路可走，但回国也很难，不惟没有饭吃，只怕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武汉一带，中产阶级简直无生存之余地，你们回来又怎么样呢？所以我颇想希哲在外国找一件职业，暂时维持生活，过一两年再作道理，你们想想有职业可找吗？”次日的信中也说道：“使领经费看来总是没办法……你们不回来，真要饿死，但回来后不能安居，也眼看得见。所以我很希望希哲趁早改行，但改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也很知道，请你们斟酌吧。”
此后，国内时局日益混沌，梁启超对经济形势也越来越没有信心，他担心可能发生“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产”，“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自己也考虑到了可能要流亡海外。为了家庭财务的安全，他开始把余钱寄往加拿大，由思顺、希哲作为资本去经营。1927年7月3日，他提到“我还想将家里点点财产，陆续处分处分，得多少都交你们替我经营”。
希哲的经营情况上道得快，也很理想，这让梁启超心里深感欣慰。梁启超在1927年12月21日的“致思顺书”中说：“十一月份的营业报告收到，希哲真能干，怎么几个月工夫已经弄到加倍以上的利（还除了庄庄一笔学费等等不计）。照这样下去，若资本丰富一点，经营三两年岂不成了富翁吗？我现在极力撙节，陆续还寄些去。若趁希哲在外的机会，弄到美金五万，寄回来便是十万，我真可以不必更卖气力找饭吃，家里经济问题完全解决了。”他对思顺、希哲的理财生利能力已很放心，同月24日的“致思顺书”中表示，“营利方针，本来是托希哲全权办理，我绝不过问的，既是对于分裂之股，你们俩人意见不同，那么就折中办理，留一半，售去一半，何如？”他在次年2月13日的“致孩子们书”里又表示，“希哲真能干，他若是依着思顺来的信，在那边三年，我们家里以后的生计问题都可以解决了。股份的去留都完全由他，无须写信来问，问了我也不清楚。”
鉴于国内的局势，思顺、希哲提出寄些钱回家接济接济。父亲在4月28日的信中表示暂时还用不着。他说：“你来信说从七月起将家用全部担任，这却不必，以现在情形论，本年内家用尚狠有富余，现在家用折中尚存四千元左右，一两月内尚有其他股息可收，商务印书馆售书收入亦尚有，所以一直到本年年底，还用不着你们接济。若将钱寄回来，倒无安放之处（稳妥），不如留在外边生利。我的意思最好是你们将所拟寄回接济家用之款留起来，算借给你们作为资本（例如你预备每月寄回二百金，你便按月将这二百金当款存储，算是借给你们，不用计息，将来把本钱归还便是。如此则半年内你们亦得千二百金资本，一年得二千四百资本，岂不是可以帮助许多吗），你们也借此作些小营业，弥补在外的亏空，如此一举两得，岂非最好。”他在5月13日的信中还提到：“在寄去资本总额中，我打算划出三千或五千金借给你们营业，俾你们得以维持生活，到将来，营业结束时，你们把资本还我便是了。因为现在思成婚礼既已告成，美中无须特别用款，津中家用现在亦不须仰给于此，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所收入已很够了。你在外太刻苦，令我有点难过，能得些贴补，少点焦虑，我精神上便增加愉快。”
在国内动荡而在国外任职薪俸也无从谈起的艰困环境下，孩子想着接济父亲、为父亲分忧，而父亲想着让孩子有经营资本、让孩子通过营业得些补贴，大家庭与小家庭互相牵挂着，包括在经济上互相进行支持，真正地做到了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但在这里我们更能感悟到无法用数字计算的亲情，无法用数字计算的责任。
筹集与打理孩子们的海外留学费用
现在有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不在少数，孩子们不一定首先考虑经济问题，但对于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很多家长在孩子出国留学时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家庭经济能力足不足以支持孩子海外留学费用。如现在去英国留学本科一年约需费用25到30万人民币，出国需保证金50万人民币；去澳大利亚留学读研和读本科的学费6-8万人民币，生活费每年大概4-5万人民币，担保金本科60万、研究生40万。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不菲的费用。梁家算是当时的一个高收入家庭，但同时有4个孩子在国外学习，这对作为父亲的梁启超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也有很大的压力。
梁启超书信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内容就是打理在海外学习的孩子们的荷包，既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同时培养孩子们撙节用度的习惯，做到“有所抑而不敢肆”、“有所制而不敢过”。
梁启超在1925年8月3日的信中提到了思庄的留学费用，问及“庄庄学费每年七百美金便够了吗？今年那份，我回去替他另折存储起来”。这一年家计宽裕，他还打算把思庄留学的钱都存储起来，“留到他留学最末的那年给他”。他甚至打算到提前存储思达、思懿和思宁的留学费用。
他在11月9日的“致孩子们书”中提到，思成身体病弱，要增加营养，“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日内先寄中国银二百元，收到后留下二十美元给庄庄零用，余下的便寄思成去。”是年底，林徽因的父亲遭遇不幸，梁启超致书思成表示：“徽音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
到了1926年，局势相对还算稳定，梁家收入也还无忧，筹集留学费用就不是什么大的问题。2月18日的信中说到“寄过两回钱，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内打算再汇二千元。大约思成和庄庄本年费用总够了，思永转学后谅来总须补助些，需用多少即告我。徽音本年需若干，亦告我，当一齐筹来。”年中又寄了一次钱，梁启超在6月5日的信中提到：“由天津电汇四千元，想已收。一半是你们存款，一半给思庄们学费。思成在费城，今年须特别耗费，务令他够用，不致吃苦。思永也须贴补点，为暑假旅行及买书等费。”
到1927年，国内面临激烈变局，梁启超感觉到家庭支出的压力增大，孩子留学费用的寄汇渐呈从紧的趋势。1月26日的信中提及：“前几天替思顺垫出三个月留支七百五十元寄去，想已收。今日叫银行再汇美金五百元（已去买汇票，两三天内寄），给思庄本学期学费，成、永们要零用，就随时分些去。过三几个月再寄些来便是。”还提到林徽因的学费之事，“若专为学费问题——为徽音学费问题，那么我本来预备三千元在这里，因为你们勉强支持得住，放留起作留欧之用，若要用时，只要来信我便寄去”。2月10日的信中谈到了思庄的学费：“你去年的钱用得很省俭，也足见你十分谨慎。但是我不愿意你们太过刻苦，你们既已都是很规矩的孩子，不会乱花钱，那么便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你赶紧把你预算开来罢！一切不妨预备松动些，暑假中到美国旅行和哥哥们会面是必要的。你总要把这笔费开在里头便是，年前汇了五百金去，尚缺多少？我接到信立刻便汇去。”父亲还是希望思成、思庄这些孩子的手头能宽裕一些。
国内动荡的风声趋紧，梁启超担心起了金融破产，不得不考虑起家庭财富的安全与家庭财务的运转。他考虑了是否应把这种家里遇到的难题和孩子们也通通气，觉得孩子们“都有点见识、有点器量，谅来也不至因此而发愁着急”，所以也就陆陆续续地把财富面临蒸发、财务趋于吃紧和孩子们都说了。3月21日的信中谈到：“我本来想凑几个钱汇给思顺，替我存着，预备将来万一之需，但凑也凑不了多少，而且寄往远处，调用不便，现在打算存入（连兴业的透支可凑万元）花旗银行作一两年维持生活之用。”这个时候，赶上思永要回国实习一年，对此，父亲是很支持的，4月25日的信里还说到“你若想买些东西需钱用时，问姊姊在庄庄学费内挪用些，便是我不久当再汇点钱到姊姊那里去”。
1927年中国内相继发生了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时局剧变使梁启超很难再指望保持优裕的收入，很难再指望以国内投资收益来维持孩子的留学费用，他甚至想到了家境可能会急剧恶化。由于国内环境的不安全，梁启超产生了将家里的余钱交由思顺、希哲夫妇进行投资，以投资所产生的利息供给孩子们的留学费用的想法，而且很快进行了运作。他在5月4日的“致思顺书”里说：“现在因为国内太不安宁，大有国民破产的景象，真怕过一两年，连我这样大年纪也要饿饭，所以我把所有的现钱凑五千美金汇存你那里，请你们夫妇替我经理着，生一点利息，最好能靠这点利息供给庄庄们的学费，本钱便留着作他日不时之需。你去年来信不是说那边一分利以上事业，还狠有机会吗？请你们全权替我经营（虽亏本也不要紧，凡生意总不能说一定有盈无亏的，总之，我全权托你们就是）。过一两月若能将所有股票之类卖些出去，我还想凑足美金一万元哩。你说好不好？”此信所提到的5000美金当月寄出。到了6月，梁启超将中国银行股票二百股卖出，得了中国银一万元，加上梁启勋凑足了5000美金，这样两次共“有一万美金，托希哲代为经营，以后思庄学费或者可以不消我再管了”。
下半年又寄过6000美金，即11月15日的信中提到的“一月以来，由二叔交寄汇两次，共三千美金，昨天又由天津兴业汇两千美金”，还有12月21日信中提到的“昨日又汇去一千”。这些款项都是变卖国内有价证券而来，梁启超担心，由于时局动荡，“一两年后怕所有礼券都会成废纸，能卖出多少转到美洲去，也不至把将来饭碗全部摔破”。
1928年上半年，思成与徽因夫妇取道欧洲回国，由于家庭收入减少，梁启超对他们所需旅费也只能从紧支给。他在2月12日致书思成谈到：“国币五千或美金三千可以给你，详信已告姊姊。在这种年头，拨此较大之款，颇觉拮据，但这是你学问所关，我总要玉成你，才尽我的责任。除此间划拨那二千美金外，剩下一千，若姊姊处凑不出这数目，你们只好撙节着用，或少到一两处地方罢了。我前几封信都主张你们从海道回国，反对走西伯利亚铁路，但是若为省钱计，我也无可无不可。”他在次日的“致孩子们书”表示“你们的游费总想供给得够才行”，又提出了如何筹齐思成夫妇游欧回国所需的3000美金：上年寄出的16000美金中拿出1000美金，自己再寄1000美金，由希哲再筹1000美金，“有了三千，再加清华一千，你们旅行中要过苦点的日子，或者可以够了”。信中还提到“关于庄庄今年的学费，不久我这边还可筹资本过去，大概两三个月内，或者再汇一二千添上资本去”。
梁启超算是当时的高收入者，是“富爸爸”，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环境，国难变成了每一家的苦难，子女留学的费用也让他费了不少的心思，卖保险、抛股票、还动了卖房产的念头，几乎把他的家底都折腾了一遍。国家有难，“富爸爸”也只能如此了。
和孩子们讨论购置北戴河等处房产
投资房产是理财的重要渠道，是实现家庭资产保值增值的稳当选择。近年来，房价基本只涨不降，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投资房地产，包括越来越多的家长为孩子的未来打算而投资房产。梁启超是民国时期的高收入者，具备置办、投资房产的资金条件，同时也有较强的投资意识和较敏锐的理财眼光，他涉足了报业、股票、保险等领域，对作为眼下被许多人视为保值增值首选的房产自然也不会缺席。他在做房产理财计划或实施购房计划时，总是让孩子们参与到投资决策过程，也会鼓励已婚成家的子女进行房产方面的投资。他很尊重孩子们的意见，和孩子们进行平等的交流与沟通，提供尽可能全面的相关房产资讯，与孩子们一起作出投资决定。投资房产的过程，成了孩子们在投资理财方面的一种实习。
梁启超在购置北戴河的一处房产时，就通过书信与子女们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他在1925年8月3日的“给孩子们书”中说道：
现在有一件事和希哲、思顺商量：我们现在北戴河借住的是章仲和的房子，他要出卖，索价万一千，大约一万便可得，他的房子在东山，据说十亩有零的面积。但据我们看来像不止此数：房子门前直临海滨，地点极好，为海浴计，比西山好多了。西山那边因为中国人争买，地价很高，东山这边都是外国人房子，中国人只有三家，靠海滨的地，须千元以上一亩，还没有肯让。仲和这个房子，工科还坚固，可住的房子有八间，开间皆甚大。若在现时新建，只怕六千元还盖不起。家具也齐备坚实，新置恐亦须千五百元以上，现在各项虽旧，最少亦还有十多年好用。若将房子家具作五千元计，那么地价只合五千元，合不到伍佰元一亩……仲和初买来时费八千元，现在他忙着钱用，所以要卖，将来地价必涨，我们若转卖也不至亏本，所以我很想买它。但现在家计情形勉强对付，五千元认点利息也还可以，一万元便太吃力了。所以想和你们搭伙平分，你们若愿意，我便把他留下。
经过几天的再了解，梁启超发现该房当值一万八千，房主出的价是相对较低的，故而很抢手。他当机立断作出了决定，“现在有人要抢，我已电上海告仲和为我留下”，并在8月15日最终买下。16日，他给思顺写信提到，“房子用一万元买得，昨天已交割了。我很爱这地方，若是每年能在此住几个月，身子一定加倍强壮”。
除了北戴河这一处房产，梁启超还在北京、天津多处住宅居住，但不全是其房产。
梁启超在老家时和在日本流亡期间，没有自己的房产，如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别墅（梁启超将其命名为“双涛园”）是一位华侨好友借给他住的。他真正有自己的房产是在1912年回国后。梁启超在北京曾有以下几处住所：在北京最早的住所是位于今西城区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他作为新会人进京参加会试、结婚及参加变法维新时曾在此短暂居住，但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梁启超故居。“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梁启勋兄弟二人共同营筑的居所，梁启超曾在此长期居住，但梁氏后人认为那是梁启勋的故居，不认同该宅是梁启超故居。梁启超于1925年11月9日给孩子的信提到在修坟园时钱紧，“你二叔还垫出八百余元。他从前借我的钱，修南长街房子，尚余一千多未还，他看见我钱紧，便还出这部分。”据此可知，“南长街54号”产权属于梁启勋。被官方正式认可的梁启超故居是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寓所，但据梁思礼回忆，那是1930年代初由大姐思顺、姐夫希哲夫妇购置的，不是父亲的故居。清华大学还有一处居所，那是办公住宅。
梁家后人最为认可的“梁启超故居”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房子位于原天津意大利租界25号，即现在的天津市河西区民族路46号，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的二层小洋楼组成。东楼建于1915年，西楼建于1925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造。两座楼的后面有一排两层的工房，专供杂役人员居住。1927年国内局势趋紧后，梁启超曾有意将新盖的西楼卖出，把所得寄给思顺、希哲在海外进行投资，“天津租界地价渐渐恢复转来，新房子有人要买。我索价四万五千，或还到四万，打算也出脱了，便一并汇给你们代理。”不过，梁启超生前，这笔买卖并未成交。1929年梁启超不幸逝世后，家庭财务状况迅速恶化，王桂荃将旧楼卖给了天津富商郝莲舫，梁家则全部搬进了新楼（饮冰室）。
梁启超还动过在大连购房的念头。“几日来颇想移家大连，将天津新旧房全都售去，在大连叫思成造一所理想的养老房子。那边尚有生意可做，我想希哲回来后，恐怕除了在大连开一个生意局面外，别的路没有可走，但这是一年后的话，现在先说说罢了”。由于他过早离世，此事也只能是说说而已。
不过，梁启超并不是看着房子就急于购买的炒房客，他曾劝希哲不要急于购买天津的房子，而可把手头资金转向其他方面的投资。1928年10月12日，他致书思顺，其中说道：“你们回来何必急急于在津买房子呢？卖了斐岛房产，当然该用来添做资本去另辟你们的新路，新房子现租给中原公司，几乎连半价的租钱——百二十元都纳不起。”他说的是指饮冰室“新楼”的房租收益情况不是太理想，因此，打算把“新楼”留给孩子住。“我早打算那新房子，留着给你们姊妹弟兄——已结婚的——回来省亲的，轮流着住，有时两个以上同时回来，也可以够住。将来那边常有人住，不空着，便是我最大的快乐。你当老姊姊的，便做带头马，先住它三两年，岂不好极吗？”
营建梁家墓园
几乎与购置北戴河房产同时，梁家墓园也开始营建。梁启超在1925年8月3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到，“坟园工程已择定八月十六日动工了，一切托你二叔照管”。按预算，坟内用石门四扇需1200元，若不用石门则600元就够了，“四扇石门价增一倍，实属靡费，已经回信你二叔不用石门了。如此则连买地葬仪种种合计二千元尽够了，你们意思如何？若不以为然，可立即回信，好在葬期总在二个月后，便加增也来得及。”后根据梁启勋的意见加增了石门，又增百元将该地都买了下来。这一情况梁启超在后几日的信中也与孩子作了说明。看来凡是比较大一些的开支，梁启超都是要和孩子进行充分的沟通的。
梁家墓园位于北京香山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总面积1.8公顷，墓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为墓园，西部为附属林地。墓园背倚西山，坐北朝南，北高南低，面积达4300平方米。四周环围矮石墙，墓园内栽满松柏。墓园内北墙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墓呈长方形，墓前立着“凸”字形墓碑，碑高2.8米。碑阳面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个大字；阴面刻“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礼，女适周、思顺、思庄、思懿、思宁，媳林徽因、李福曼，孙女任孙敬立”。合葬墓东略靠后的一块卧碑题有“母亲树”，那是碑后那株松树的题名，碑文说明植树的缘起：“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
整个墓园是由思成设计的。这也是父亲的意思，他在8月3日的信中专门提到“坟园外部的工程，打算等思成回来布置才好”。
11月3日，举行了夫人李蕙仙的葬礼。梁启超在11月9日的信中通报“葬事共用去三千余金”，葬礼后看见两块旧石碑买下加运费，共用去4500元。因为北戴河购房与营建坟园同时进行，存钱全部用完，还让二叔垫了八百元。不过，他安慰孩子“现在清华住着很省俭，四百元薪水还用不完，年底卖书有收入，便可以还二叔了。日内也许要兼一项职务，月可有五六百元收入，家计更不至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