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辈学业切宜勿荒
智育、知识、学识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因素，通过追求知识，可以启迪智慧，开阔眼界，提升素质，实现人生的华丽蜕变。虽然影响人的命运有诸多因素，如环境、性格、机遇等，但知识、学识无疑能增加人生向上的机会。它是人生奋斗的重要基础，有了丰富、渊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环境，机遇、好运等也才能如期而至；同时，追求知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实人生、享受人生的过程。
梁启超所说的“智育”，时下还有“智商”一词可与之对应。智商就是智力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是通过一系列标准测试测量人在其年龄段的智力发展水平。智商的高低很大程度是来自于遗传因素，但也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得到提高，因此，人们还把智商可分为遗传性智商（fluid IQ）和后天结晶智商（crystallised IQ）两种。梁启超鼓励孩子尽最大努力挖掘自己的潜能，“只顾耕耘，不问收获”。
梁启超对儿女的读书、学业是非常重视的，认为这是一个人立身的基础。他常常提醒子女要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强调“汝辈学业切宜勿荒”、“欲汝成学之心犹切”。他并不看重结果如成绩、文凭等，不看重是否出色、成功，而是强调要有尽其所能、刻苦学思的学习态度与治学精神。
1916年6月，他致书在清华学校学习的思成、思永，要他们用功学习，奋发向上，信中说：“但向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
1925年7月，他在给孩子们写信时，关心思庄的学业，让她一步一个脚印，打好坚实的基础。思庄刚到加拿大时，看同学已入大学，便自己急，也想直接进大学。他写信告诫此事不能有孩子气，“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当时国内时局变乱，社会状况、个人命运都充满变数，都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学什么、做什么都无从长远打算。梁启超要求孩子“在丧乱如麻的世界”仍要坚持学习。“天下在乱之时，今天谁也料不到明天的事，只好随遇而安罢了。你们现在着急也无益，只有努力把自己学问学够了回来，创造世界才是。”
在梁启超教育下，他的子女都十分用功学习，发奋进取；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做到了学有所成，学有所专；他们都不图虚名，不汲汲于功利，而是甘愿坐冷板凳，甘于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都不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既要广博也要专精
梁启超要求子女既要广博又要专精。1927年8月29日，他在“致孩子们书”中，结合思成、思庄与自己的情况，比较详细地谈到了“专”与“博”的关系。
他认为思成所学过“专”，需要在“博”上多下工夫：
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熏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所以我想医你的病，或预防你的病，不能不注意及此。
思成所选定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建筑史。为了开阔视野，梁启超建议他在西洋美术史方面也要多下些工夫。为帮助思成实地了解西洋美术的历史，梁启超还专门筹集五千美金，让毕业后的思成、徽因取道欧洲回国，以便能对西洋美术建筑进行实地考察。
他也向思庄提出建议，在选定专门学科的同时，要注意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兴趣，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信中说：“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它发荣滋长最好。”
梁启超自己以博学多识、兴趣广泛著称，但在学问专精方面备受非议，他自己也有这种体认。但他仍希望其子女在博学这方面向自己学习。他在信中说：
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学习、学业上的专精与广博的关系，全面发展与培养特长的关系，是每位学生、每位学者、每位家长都要遇到的问题。专精，指专心致志、专一求精，在某一专业领域里、某一方面做到出类拔萃；广博，是指广泛涉猎、博学多识，指在自己熟悉的专业方向以外，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有着广泛的兴趣。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已细化成各式各样的行业、学科，大多数人都是在某一行业、学科里从事工作，如果只注重本专业领域的知识，不注意广泛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就很容易使知识面偏窄，看问题的视角受到约束，正如俗话所说的隔行如隔山。不仅如此，如果知识偏窄、兴趣单一，也会像梁启超所说的，使自己的生活失之于单调，还影响社会交往，有时甚至因看法片面、处理问题视野不够开阔而与周围环境发生摩擦、产生矛盾。其实，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各行各业、各门学科都是相互联系着的，要在某一方向、某一领域取得成就，就要有博涉、广博的知识；那样，在分析问题时的视角就宽，也容易把握问题的本质，从而采取有效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再者，学有所长、学有所成固然重要，对实现幸福人生来说，有广泛的爱好、有广泛的兴趣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难免如梁启超所言，“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结果是陷于厌倦、烦恼。聪明的家长不妨从梁启超的教子之道中吸取智慧，注意引导孩子全面发展，注意培养孩子多方面的兴趣。
专与博之关系的另一方面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对于多数人而言，必须在某一领域有所专精，才可能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可以先保证在某一专业领域、专业方向的学习，在学到专业知识后，再进行多方位拓展，拓展的内容最好与先前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联系。对此，梁启超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也是有所考虑的。他早就有提醒思成注意广泛涉猎、注意培养多方面兴趣之意，但又觉得思成在大学期间需要在专业学习上保持专精，所以把这番话一直拖了下来。“这些话许久要和你讲，因为你没有毕业以前，要注重你的专门，不愿你分心，现在机会到了，不能不慎重和你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梁启超的子女成了既有广博视野又学有专长的专家。
希望子女兼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国学
梁启超在文化观上主张“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力主中西古今文化的融会贯通。他希望子女有开阔的知识视野、渊博的知识结构，因而把中西融会的思想贯穿到教子之道上，探索了一条中西合璧的为父教子之方。他希望他的子女能打通新学与旧学，兼顾西学与中学，成为既有国学根基，又融会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精神；既了解传统文化，又得风气之先的杰出才俊。梁启超的九个子女，有七位在国外学习与生活过，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但他们没有一味西化，而是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扎实的国学功底。他们在兼通中西的基础上追求创新，成了各自领域的杰出专家：梁思成毕业于美国大学建筑系，但最后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专家；梁思永接受西方现代考古训练，最后成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开创者之一。他俩是梁启超所倡导中西融会的教子之方的成功例证。梁思成的朋友、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说：“在我们历来所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梁思成、林徽因）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曾亲为长女思顺讲解国学渊源，又为她延请家教学习数理化。1910年，在梁思顺17岁生日时，梁启超特意为她作了一首长诗，勉励她治学要有恒心，立志做一名中西兼通的人。1912年12月5日，已先期回国的梁启超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为其安排课程：“津村先生肯则诲汝中央银行制度大善大善，惟吾必欲汝稍学宪法行政法，知其大意（宪法所讲比较尤妙），经济学亦必须毕业，而各课皆须于三月前完了。试以商津村何如？经济学吾曾为汝讲生产论，故此可稍略，交通论中之银行货币既有专课尤可略，然则亦易了也。”津村先生是梁启超为女儿思顺请的日本老师，他希望女儿在津村先生的指导下学习西方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著作。十余天后，梁启超又追加了一封信去，“吾前为汝计学科，竟忘却财政学，可笑之至，且法学一面亦诚不欲太简略（国际法实须一学）……”
在父亲的精心安排与指导下，思顺对中西日文化都有着较深的了解。她有很深的古文根底，写过诗词，编成了《艺蘅馆词选》。她在日本读过书，因此其日语非常好，不但语言流利，而且能熟练地掌握高级日语。从日本回国后，她在一位英国妇女开办的一所女子学校学英语，后又作为外交官夫人在加拿大等国生活多年，因此熟悉英语与西方文化。她后来还学过俄语。梁启超在1920年4月20日的信中，还鼓励她从事翻译：“汝研究欧、美妇人问题，欲译书甚好，可即从事，我当为汝改削出版。”
梁启超希望思成等子女都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他支持子女出国，以便他们更直观、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他对子女西学方面、外国文化方面的学习，一直很关心。思成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在父亲的支持下，与同班同学吴文藻、徐宗漱一起翻译了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出版了这部译著。关于这本书的翻译，梁启超曾这样说过：“吾因欲受小儿以国文，故本年暑假三个月中，每日分半日为之改润，现仍每日分两点钟为之，故此书虽号称儿曹所译（亦所谓私受厥子，借以教授），因其书为文学的，故吾于行文特别注意，往往竞半日仅改千字耳。”梁思成翻译《世界史大纲》，是在父亲指导下学习国文、学习外文的过程。
由于思成、思永、思庄等孩子都有海外生活与学习的经历，思成、思永留学前就读的清华学校，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在这种背景下，梁启超格外重视思成、思永的国学学习。梁启超担心清华学校迷失于西学而遗失了传统，竭力倡导“整理国故科学化，与西洋文化相沟通”，建议清华学堂成立国学研究院，又亲自担任第一任院长并讲授国学，讲“国学源流”、“前清一代学术”、《孟子》《墨子》等。据梁实秋回忆：“（梁启超）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擦擦黑板！’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可见，思成、思永也是经常听父亲讲授国学的。父亲还每个假期为孩子授课，讲授国学。
梁启超在书信中常常对思成的国学学习提出要求，有时还给思成寄古代典籍、图书、学习资料等，帮助他了解中国文化。在1912年12月5日的“致思顺书”中，提到给家人、子女寄礼物，其中给思成的是《四书》，“然思成所得《四书》乃最贵之品也。可令其熟诵，明年侍我时，必须能背诵，始不辜此大赉也”。该信还提到，“吾又得一明刻本《李杜全集》，字大寸许极可爱，姑以告汝，却不许撒娇来索。思成若解文学则吾他日赏之。”
1923年5月，思成遭遇车祸，父亲让他利用这一时机补习国学。梁启超在“致思顺书”中提到，“我现在课彼在院中读《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同时致信思成，让他利用住院的两个月时间学习国学典籍：“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闇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思成后来回忆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梁启超对思达、思懿、思宁、思礼这几个在他生前未来得及安排留学的年龄较小的一组子女，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也想让他们既具有广博的国学功底，又拥有谙熟的西学知识，因此，一面对他们的留学有所考虑，一面请家教给他们补习国学。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中记述：“为了提高、充实孩子们的国学、史学基本知识，请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来做家庭教师，在家里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室就设在老房子——原来梁启超所用的楼下的饮冰室书斋里。据五舅（按大排行即梁思达）回忆，补课的课程为：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的一些诗篇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月，写一篇短文。有时老师出题，有时可以自选题目。作文要用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到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要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张猛龙），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无所谓考试。作业由老师批阅、审定。”
思礼当时年龄幼小，既没赶上聆听父亲的国学课程，也没能从父亲所请的家教课中受益，一直深以为憾。他说，思顺、思成、思忠、思永、思庄都接受父亲的国学教育，思达、思懿、思宁尽管父亲没有亲自给他们教学，但请了谢国桢给他们补课，而自己什么都没赶上，遗憾自己国学功底在兄弟姐妹中最差。
“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人们可以从书本获取知识、学问，但人类知识、学问从其本源来说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对每个个体来说也必须善于从实践中学、从生活中学。理想的教育应当把生活和学习融入到一起，让学生在学习中学会生活，在生活中获取知识。梁启超主张中国的学校教育“除却书本教育外，至少要分出一小半时候做生活教育”。他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很重视学习与生活的结合，重视理论学习与实习实训的结合，重视书本知识与实地实物观摩的结合。1921年5月，他在“致思顺书”中提到，“‘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彼宜从实际上日用饮食求学问，非专恃书本也”。
梁启超总是鼓励子女从实践、从生活中学习，并尽可能为他们的实习、观摩、实地考察等创造条件。他得知思成在美国看到了许多我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一面觉得思成看见实物对学习中国建筑史会有好处，一面为文物流失感到痛心、惋惜。“思成看着许多本国古代美术，真是眼福，令我羡慕不已，甲胄的扣带，我看来总算你新发明了（可得奖赏）。或者书中有讲及，但久已没有实物来证明。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那几只马是有名的美术品，唐诗里‘可要昭陵石马来’，‘昭陵风雨埋冠剑，石马无声蔓草寒’，向来诗人讴歌不知多少。那些马都有名字？是唐太宗赐的名，画家雕刻家都有名字可考据的。我所知道的，现在还存四只（我们家里藏有拓片，但太大，无从裱，无从挂，所以你们没有看见），怎么美国人会把它搬走了！若在别国，新闻纸不知若何鼓噪。在我们国里，连我恁么一个人，若非接你信，还连影子都不晓得呢？可叹，可叹！”
梁家在北戴河购置了房产，当时，梁启超设想将来在那套房子附近的空地上再盖新房，由思成设计、实验。“房子在高坡上，须下三五十街石才到平地。那平地原有一个打球场，面积约比我们天津两院合计一样大。我们买过来之后，将来若有余钱，可以在那再盖一所房子。思成回来便可以拿做实验品。”
他在1927年2月16日的信中结合思成的情况谈到，要多走多看，增广见识，增加阅历。他在信中说：“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以及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两三年来蛰居于一个学校的图案室之小天地中，许多潜伏的机能如何便会发育出来，即如此次你到波士顿一趟，便发生许多刺激，区区波士顿算得什么，比起欧洲来真是‘河伯’之与‘海若’，若和自然界的崇高伟丽之美相比，那更不及万分之一了。然而令你触发者已经如此，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
当时，思永提出回国实习，思成也有意回国看看，他们一个想在中国考古上有所成就，一个确定以中国建筑史为学业方向，有这种想法是合理的。但鉴于时局动荡，梁启超并不赞成思成回国实习，“若为看中国建筑起见，恐怕除了北京外，很少地方可以通行，若为看些中国美术品倒还可以（故宫博物院可看的较多），若欲做什么工程，怕不是时候，我亦不愿你如此速成，谅来你更是不愿的”。他还建议思成考虑“先在美国找些职业”，“先在美国试验起来”。他又建议思成、徽因毕业回国时去趟欧洲，看看欧洲的古建筑。他在1927年10月29日的信中提到：“我总想你们回国之前，先在欧洲住一年或数月，因为你们学此一科，不到欧洲实地开开眼界是不要得的。回国后再作欧游，谈何容易，所以除了归途顺道之外，没有别的机会。”思永则在父亲的支持与安排下实现了回国实习的心愿。
思永还要参加美国西部考古，梁启超觉得这也是孩子难得的实习机会，表示“说要去西部考古，我极赞成，所需旅费美金二百即寄去”。思永成为中国第一个受过现代考古学系统训练的考古学家，与父亲的支持，包括对他参加考古实习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