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的信函犹如雨露一般，润泽了李鸿章焦急的内心，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函中向奕揭露了一个惊天秘密：西方制造枪炮时有很精准的算数支撑，而中国的造炮都是以康熙皇帝时期汤若望的经验以及福建商人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为秘籍，汤若望的造炮技术已经相当落后，丁拱辰尽管出过国经商，但只是到过中东等地，没有到过欧美，秘籍也只是“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35]
李鸿章矛头直指以曾国藩为首的国营枪炮企业，他在信函中以近乎嘲笑的口气说道：“无怪乎，求之愈近，失之愈远也。”影射曾国藩手下的军火人才都是在上海滩混出来的，没有像样的国际人才。李鸿章在信函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安庆等地造炮不精是制造者之过。
北京政府面对太平军的攻势以及洋人的威胁，自然对曾国藩利用军饷搞国有军工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是剿灭太平军的最后时刻，奕自然不希望得罪曾国藩，但是为了给曾国藩和湘军集团敲警钟，他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写道：“阁下莅沪以来，设立军火局，广觅巧匠，讲求制器以及制器之器，击锐摧坚，业已著有成效。”[36]
奕表扬李鸿章，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洋炮局为合围南京太平军的部队输送了10000多颗炸炮，另一方面是要告诫曾国藩，国有企业是拯救帝国的经济之本，但是大跃进需要用成绩说话。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在南京身亡，太平军的覆灭指日可待。第二天，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向同治皇帝递交了一份奏折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37]身为帝国执政者的奕，这个时候考虑的是国家稳定后的发展问题，明确提出了以军事工业为试点的工业改革国家战略。
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帝国舰队的夭折令奕难以释怀，他依然希望帝国的工业改革能够从军事工业开始试点。一方面是国家资本容易调动，改革成败皆在政府掌控之中，另一方面是朝廷可以以皇帝的名义掌控军队，将整个改革大权控制在清政府执政集团手里。奕在奏折中不惜笔墨向皇帝提出，一定要派人向西方强国学习技术，只有帝国富强了，国威才能提升。
奕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附带了李鸿章的一封信。
当时的李鸿章正在剿匪前线，他看到战争即将结束，而战争一旦结束淮军就面临飞鸟尽、良弓藏的局面，淮军集团只有转型一条路可走。面对一个溃烂的帝国，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李鸿章在包括军事在内的工业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战略：“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李鸿章对曾国藩派容闳一人到美国采购机器不以为然，认为通过洋人培养帝国自己的人才是第一要务，赏给为改革奉献的人功名，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可云集”。
李鸿章的信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要强国，就得造利器；造利器，就要办工业。身为淮军集团的领袖，事关淮军军事集团向政治集团转型的成败，李鸿章在给奕的信中提出改革战略，意在将来在改革的意识形态上抓住主导权，更重要的是淮军集团的改革需要中央支持。奕的改革奏折送到了慈禧太后手上，强国的执政战略自然一路绿灯。这无疑是给了李鸿章兴办军事工业一剂强行针，而丁日昌也给李鸿章带来了好消息。
丁日昌的圈套
1864年的秋天，帝国上空万里无云。
那个秋天，容闳已经带着曾国藩的使命到达美国，但让他失望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厂都忙着为政府造枪造炮，最快也得半年才能造出机器。
美国的南北战争大大地刺激了容闳，这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老百姓为了民主与自由，正在用鲜血和生命进行战斗。容闳决定利用这半年时间，参加这一场民主与自由的战争。容闳找到一位老同学的父亲巴恩斯将军（Barnes），请求批准他作为北方的志愿军参加战斗。巴恩斯将军认为，采购现代化的机器回大清帝国比戴着为民主与自由而战的军功章回国更具重要性。[38]
容闳在美国为机器奔走的时候，苏松道台丁日昌在属下的陪同下，漫步在黄浦江畔。李鸿章让他到上海可是要盯住广东商帮，大搞经济实体的。现在太平军已经剿灭，可是经济实体却毫无起色，丁日昌吟出心中惆怅：“不筹盐铁不筹河，独倚江南涕泪多。师夷何日能制服，欲问浦江泪更多！”
一首惆怅诗吟罢，丁日昌蓦然走到了一栋花园别墅跟前，里面丝竹之声悠扬婉转。这栋别墅的主人正是容闳的同班同学唐廷植，现在是上海海关的翻译。
丁日昌对唐廷植已经关注很久了，一方面是他的弟弟成为怡和洋行的总办后，唐氏家族在上海滩影响力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丁日昌打探到一个绝密的消息，赫德已经将唐廷植列入了华人税务司的内定名单里。
上海海关是两江的肥缺，尽管海关在丁日昌的管辖区域之内，可是赫德让洋人把持着各个关口，丁日昌想筹集资金，还要跟赫德反复交涉。赫德经常装出大公无私的样子，不把丁日昌放在眼里。丁日昌一直希望向上海海关掺沙子，派自己的人担任华人税务司一职。没想到广东商帮跟赫德走得如此之近，只要拿下唐廷植，就能对广东商帮与曾国藩来个釜底抽薪。
赫德很喜欢唐廷植处理商务的西式方式，除了翻译之外，他还让唐廷植管理进出口税单，检查进出口货物等。赫德给唐廷植指派超额任务，一方面是他能干，更重要的就是希望唐廷植能尽快进入税务司的状态。唐廷植尽管游学海外，但他还是担心上海海关的倾轧，毕竟这是大清帝国的海关。为了能够寻找政治靠山，唐廷植出资捐了一个五品同知的官衔。
丁日昌决定给唐廷植设个圈套，他先将唐廷植的两位助手押起来，让这二位交代唐廷植在海关的所作所为。唐廷植的两位助手非常清楚丁日昌跟李鸿章的关系。太平军被剿灭之后，李鸿章加速筹建更大的工业公司，丁日昌整天到海关要银子，他这一次抓唐廷植的助手，就是看上了唐廷植海外经商赚的银子，所以这两位助手只能按照丁日昌想要的去说。
李鸿章很快就拿到了丁日昌的破案报告：因华商每遇洋船装货，所议合同及水脚总单并洋行保险凭证，均系洋字，华商往往不能辨认，嘱托唐廷植翻译，偶然送给银两酬劳，续因翻译较多，并因到关纳税应给税单妥速，遂各相沿送银酬谢。丁日昌跟李鸿章将唐廷植收受酬劳的行为定性为收受贿赂，对一个拥有五品官衔的海关首席翻译，这可是犯罪。拿住唐廷植后，李鸿章一个更庞大的计划开始了。
两江易主，生吞活剥的并购棋局
学生向老师发难
唐廷植被关进了牢房，他的脑子里一片迷茫。
丁日昌抓了唐廷植以及他的助手，目标非常明确。唐廷植是唐廷枢的哥哥，身为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唐廷枢岂能眼睁睁看着哥哥在监狱里受刑？郑观应、徐润一干大买办都是唐廷枢家族的姻亲世交，老哥哥进了号子，自然要鼎力相救。道台丁日昌只是台面的小人物，李鸿章现在才是上海滩真正的主人。
抓唐廷植只是李鸿章牛刀小试，那个时候曾国藩跟左宗棠的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国荃攻破南京后，曾国藩给同治皇帝写了一份奏折说：“伪幼主洪福瑱积薪自焚而死。”太平军的幼主自焚了，这让皇帝很高兴。可是左宗棠偏偏在一个月后也给皇帝写了一份奏折，说：“福瑱并未死，已逃至湖州。”谎报军情，在历朝历代可都是大罪。[39]
李鸿章乐得看见曾国藩跟左宗棠分道扬镳。在淮军集团向南京开进的路上，曾国荃曾鼓动湘军将士诸般设障，他认为自己浴血奋战数年，岂能功亏一篑，将功劳让与他人？[40]没错，曾国荃从未将哥哥的这位学生放在眼里，尤其是淮军崛起于上海滩，湘、淮二军已经成为大清帝国旗鼓相当的两支汉族武装，曾国荃自然不会让淮军最后给湘军来个一剑封喉。
左宗棠的奏折让李鸿章莫名欣喜，更为关键的是曾国藩跟左宗棠还闹到慈禧太后那里去了。慈禧太后跟奕扳倒肃顺集团后，一直担心湘军集团尾大不掉，现在是曾国藩在宿松最信赖的左宗棠告了他，而且洪福瑱在一个月之后就被活捉了，这也证实了曾国藩谎报军情。慈禧太后自然希望看到湘军内讧，最后下诏调解，曾国藩跟左宗棠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曾国藩跟左宗棠是真攻讦还是唱双簧？
李鸿章抓唐廷植是要试探一下曾国藩。因为当初曾国藩派丁日昌南下广州，就是希望掌控广东商帮，他能挖走张斯桂，甚至派容闳赴美采购机器，以及容闳跟旗昌洋行签订单已经向李鸿章证明，广东商帮是跟着曾国藩的。现在朝廷反正已经盯上曾国藩跟左宗棠了，李鸿章决定拿容闳的同班同学开刀，利用唐廷植来个火上浇油、一石二鸟。
李鸿章非常清楚，唐廷植兄弟二人跟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关系密切，一度是汉人税务司的热门人选。现在尽管自己以收受贿赂的名义将唐廷植给逮捕了，但上海滩的洋人会在唐氏兄弟的煽惑下闹事，搞不好英国的驻华公使又要跳出来找碴儿。李鸿章决定利用国际势力给曾国藩下套儿：“吾师威望为西人所摄，调济于刚柔之间，当能为国家增重。总理衙门似趋柔和，须外有重臣阴持其柄也。”[41]
没错，曾国藩是总督四省兵马的两江总督，上海滩本是他管辖的地盘，震慑上海滩的洋人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在洪福瑱生死一案中，慈禧跟奕对曾国藩已经失去信任，曾国藩在家书中担心自己“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42]容易让清政府执政集团猜忌。李鸿章建议以曾国藩的威望震慑洋人，理由是总理衙门不行，跟洋人打交道太过柔和，曾国藩到上海滩可以为国家争面子。李鸿章这一招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烈火烹油只是一个开始，曾国藩去上海滩已经不可能。剿灭太平军成就了湘军跟淮军，八旗跟绿营兵已经没落，湘军出身的将领执掌了大清帝国半数的督抚大印。湘军收复南京的时候，军队总人数已经达到30多万，当时大清帝国总兵额为63万，曾国藩的湘军占据了全国兵力的一半。而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部在内亦多达12万人。更为关键的是，曾国藩还控制了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四省的商业税，以及多个省份的财政收入。
清政府执政集团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曾国藩尾大不掉，慈禧太后跟奕一旦知道湘军集团不将总理衙门放在眼里，那么一定会对湘军集团动手。李鸿章邀请曾国藩到上海滩震慑洋人，让以奕为首的北京朝廷大为不爽。危机四伏的曾国藩，不得不主动向北京上了一份奏折，说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身体不好，需要回老家调养，另外要将5万嫡系部队进行遣散，并将精兵良将整编到帝国绿营之中。
在官场，当诸侯势力让中央高层担心时，再怎么装孙子也会被整成孙子。曾国藩为了保存实力，在遣散5万嫡系部队的同时，设法保存了左宗棠的4万人马，还划拨了3万人马给江西巡抚沈葆桢。曾国藩如此安排可谓处心积虑，一方面是保存精锐实力为湘军集团由军事向政治集团安全转型，另一方面淮军已经达到7万，左宗棠是湘军三巨头之一，自然不会受制于李鸿章，沈葆桢是李鸿章的同门师兄弟，手握数万兵马，又怎可受制于师兄呢？
曾国藩跟左宗棠真假内讧依然让李鸿章担心，尤其是左宗棠跟曾国藩内讧之后，依然稳如磐石一般坐上了闽浙总督的宝座，两人的内讧是分道扬镳，还是曾国藩借机交班给左宗棠？左宗棠的后人发现，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有生之年一直交换奏折底稿。曾国藩裁军之后依然是湘军灵魂，完全可以在幕后执掌左宗棠、沈葆桢率领的湘军，跟李鸿章的淮军制衡。
李鸿章这个时候劝说曾国藩主持上海大局，一方面是让曾国藩离开军事工业重镇安庆，那样安庆内军械所就会因为曾国藩的调离而资金链紧张，在同上海枪炮局的竞争过程中自然会败下阵来。另一方面，太平军攻占上海期间，曾国藩曾坚决反对借助洋人军队围剿太平军，同洋人关系冷淡，曾国藩一旦在上海“阴持”外交权柄，很容易激怒洋人，即便湘军集团自解武装，对洋人畏之如虎的清政府执政集团又岂能容下曾国藩？
关键时刻，清政府执政集团倚重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被捻军击毙，僧军可是爱新觉罗皇族控制的最后一支精锐骑兵部队。1864年11月6日，同治皇帝下令已经裁减了湘军的曾国藩前往安徽跟湖北交界处剿灭捻军，圣旨上写得相当严厉：“督兵剿贼，务其迅速前进，勿少延缓。”
李鸿章期待的正是这样的局面，因为他的算盘中还有更大的谋局。北京的命令距离湘军集团剿灭南京太平军不到四个月，这一天比李鸿章想象的来得早，来得快。奕为了削弱湘军集团的势力，一直拉拢李鸿章，将曾国藩调往剿匪前线后，奕又给李鸿章送上了一份大礼：署理两江总督。
李鸿章走进了两江总督的大门，曾国藩“为之咤叹忧愤”！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皇上倚重老师您保障北方，剿灭捻军，而我是安徽人，属于总督管辖的地盘，按照规矩是需要回避的。现在湘军裁了，如果老师需要调集军队，以您老的威信，淮军将士焉有不听调遣？[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