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比较重视教育工作,在教育内容上推广技艺教育和注重生活教育,实施生产训练,提倡科学研究,这可以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合格的人才,满足台湾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具体说,是为了国民党在台统治地位的稳定,但从长远看,也不失为一种新的举措。
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利用日本占领时期小学教育比较普及的基础,在台湾首先推行了六年制“国民义务教育”。到60年代中后期,整个台湾地区的六年制“国民学校”已达到2.2万余所,班级4.5万余个,学生人数达234.8万余人。与日本殖民时期教育最繁荣的1944年相比,学校数目增加近2倍,学生人数增加2.5倍以上。如果将“国民”学校学生人数与台湾省总人口相比较,在日本投降前夕,每7个人中只有1名小学生,但到了1965年,就增加到每5.6人中即有1名小学生。从学龄儿童就学率来看,日本殖民时期儿童就学率最高达71.3%,到1967年则上升为9 7.5 %以上,【34】这就是说,当时台湾已基本上普及了六年“国民教育”,每个孩子都能有学上。
在中学方面,一般中学都实行六年的“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据统计,到1967年,台湾的公私立中学共458所,较日本占领时期最多时的45所增加了许多,而就学生而言,初中生有49.9万余人,高中生有14万余人,两者相加比日本占领时期最多的人数翻了22倍以上。日本投降前夕,台湾每140个人中才有1名中学生,到1966年,则上升为每19个人中就有1名。【35】
尽管这样,台湾教育当局不满足于现状,仍为中学教育的发展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明确高初中归属。50年代初,台湾教育思想中较为普遍地认为:初中教育是延续“国民教育”的基本教育,而高中教育则应注重人才教育,以奠定学术研究及高级专业训练的基础。基于两者教育目标不同,培养原则各异,教育当局自以分设为宜。1955年,教育部规定:今后设置中等学校,以省办高中,县市办初中为原则。该方案实行后对台湾中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初中分设后,教育目标明确,学校的师资、设备得以集中,省办高中,注重质的提高,县市办初中,注重量的发展。这样,既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打下一定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初中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显得分则有序,分则合理。
第二,有计划设置学校。台湾光复后,中学增加不少,但往往缺乏整体规划,分布极不合理,造成部分学校人满为患,而部分中学却又出现生源不足。为此,台湾教育当局于1959年制定了《台湾省中学学校预定分布图设计要点》,提出县市立初中的设置以“一乡镇设置一学区中学”为目标。省立高中的设置则以适应地区需要及均衡发展为原则,并决定根据县市未来10年人口、交通、经济文化发展的可能情况为增设学校与否的依据。
第三,鼓励发展私立中学。台湾当局为减轻自身的负担,增加学生入学机会,采取了许多措施鼓励私人办学,如停办省立中学初中部,改善了私立初中生源不足的现象;在规划学校时,如该地区已有私立学校,则新设学校的规模必须在不影响私立学校生源的基础上建制,以有利于私立学校的存在和发展。到1967年,台湾的私立学校已发展到118所,而当年日本占领时期台湾私立学校最多时仅有6所。【36】
6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既为教育提供了物质保证,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自1963年工业生产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后,台湾的工业开始进入“起飞”时期,先后实施了第四期、第五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第四期计划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17.8%,第五期计划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更快,竟达到21.3%。这种增长速度是少有的。经济的增长,无疑对发展教育大有裨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有钱,教育的发展从何谈起?同时,经济建设速度加快,客观上提出了优化劳动力素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教育也要跟上去。还有一点,就是人的道德水准,应该怎样做人?蒋介石曾多次就“国民教育”发表讲话,“国民教育的目的,在教育学生成为一个爱国、合群、负责、守纪、且足以表现中华民族道德与文化及能明礼仪、知廉耻的堂堂正正之现代国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无论道德、学问、能力,都能够得到健全的发展,成为完全的国民。”【37】
蒋介石看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是延长“国民教育”的倡导者。早在1963年他视察金门时,就提出金门地区“国民教育”可研究试行九年制的做法。金门县据此拟订方案:国民不分贫富、性别,义务教育机会一律平等;先行展开延长“国民教育”工作,再求改进等等,并制订《金门县试行延长国民教育实施办法》,经核准于1964年试办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嗣后设立金湖、金沙初级职业学校,金宁、列屿初级中学,1967年8月又改为“国民中学”,原订6年完成的计划提前3年完成。
“试验田”的成功,使蒋介石充满信心。1967年6月27日,他在“总统府国父纪念月会”上指出,要加速推行九年义务教育计划。8月9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又提出,九年“国民教育”之实施,务须自1968年学年度开始实施。他认为,“九年国民基本教育,应该从加强国民基本知识、生活规范、尤其卫生常识、与现代科学精神、科学技能着手。更应该以启发性教法,代替灌注式教法,作为国民基本教育的特点”。同时指出,“九年制的国民教育,亦非徒为教育时间的延长,就学机会的普及与均等,更重要的,乃为国民教育内容的充实与本质的改进”。【38】此前,蒋介石曾于6月30日召见“教育部长”阎振兴,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台湾省教育厅长潘振球及台北市教育局长刘先云,“剀切指示要积极筹划延长国民教育年限为九年”。
正因为前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所以到60年代台湾教育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其标志是1968年开始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六年义务教育”取得成功后,台湾教育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其一,台湾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使得人们对就学和升学的期望日益提高。其二,由于台湾当时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小学毕业后如考不上初中,如此之低的文化水准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故很难谋得职业。一旦失学,这些少年则无所事事,往往整日游荡街头,滋生是非,造成青少年犯罪现象日益加剧。其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凡学龄儿童就学率达到7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均应考虑延长义务教育年限。1960年该组织召开亚洲会议,提出的《卡拉奇计划》要求亚洲各国在80年代以前将义务教育延长到7年或7年以上,当时不少国家都照此去做,这些对台湾地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和影响。其四,当时大陆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事业受到全面冲击,台湾当局为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名声”,企图借延长“国民教育”年限来获取政治资本。
在蒋介石指示下,1967年台湾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要加速推行“九年义务教育”计划。当年3月25日,“教育部长”阎振兴在“立法院”提出,“为配合学生志愿升学,台湾将发展九年一贯制学校,要把延长国民教育作为当前教育工作的重点来抓”。【39】7月,“行政院”宣布,将把义务教育由6年改为9年,现正在拟定具体办法。8月,“行政院”通过了专案小组提出的《九年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和《延长国民教育有关经费事项会商结论报告》,此计划实施共需资金31亿元,同时决定“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自1968年度正式实施。为了表示对教育的重视,蒋介石特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正式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儿童由7岁入学,至16岁完成国民教育。【40】随后,台湾教育当局制订了一系列有关法令条规,作为实施之依据,其内容为:
一、“国民教育”年限延长至九年,并分两个阶段执行,前六年为“国民小学”阶段,后三年为“国民中学”阶段,其课程标准根据九年一贯制的精神制订。取消原来的中小学教材的重复部分。二、“国民小学”、“国民中学”划分学区,分区设置,学区内小学当年毕业生免试分发至学区内中学入学。三、私立初级中学应依照“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实施教学。四、“国民中学”学生免纳学费。清寒学生免收其他费用,并设立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五、“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应以民族精神教育和生活教育为中心,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两方面的需要,增加职业科目和技能训练,以配合学生就业的需要。六、加强扩充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将原县教育科改为教育局。七、办理九年“国民教育”所需的经费,除地方当局在地方税收部分内拨给外,其余则采取加征田赋和各种教育捐税的办法以满足之。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包括筹集经费,兴建校舍,配备师资力量,编印教材等,台湾“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于1968学年正式实施。为此,蒋介石特颁训词,指出教育的方式与目标是“以启发式代替注入式,以诱导代替强制,以伟大的爱与力来启迪学生的思考、判断、创造能力,启发学生的爱国心、公德与责任”。【41】蒋介石还训示,“小学教育侧重生活与伦理,中学教育侧重公民与道德,将‘四维八德’,贯穿于生活之中”。并要求“国民小学毕业一律分配到国民中学就读,未完成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不得就业”。【42】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实施后,“国民小学”的入学率从1968年的97.67%增至1980年的99.72%。1967年,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为62.29%,而实行的当年(1968)即达74.66%,至1975年继续上升到90%以上,达到了普及“九年国民教育”的目标。【43】在实施“九年国民教育”的当年,台湾的公私立高级中学共177所,3209个班级,在校学生15万余人。为适应“国民中学”升学人数增加的需要,高中校数和班级数也随之增加,到1972年,高中校数发展到203所,班级数发展到4264个,学生人数达到19万余人。
由于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有所成效,在此基础上,1979年5月23日又颁布了《国民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来巩固其成果。
综上所述,台湾的“国民教育”工作,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如同经济的发展一样,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逐步走上了一条有序的道路,成绩显著。而在这其中,蒋介石一直都表现出相当的关心和重视,或指示重点,或题词训示,把教育的重点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他提倡“师道尊严”,注意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将教师与军人和公务员在待遇上并列,薪金由政府经费拨给,即使在财政最困难时也给予保证,并在税收上给予减免的优惠,确保教师始终是社会上较为富裕的阶层。1959年“八七水灾”时,蒋介石下令要首先抢修灾区的各级学校,并规定必须保证新修的校舍质量。第一批“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学生毕业时,蒋介石发布训词,要求学生为社会贡献力量。1972年的“国大”上,蒋介石专门谈到“国民教育”,他说:“以教育而言,我们贯彻了九年国民教育的进程,发展了长期科学教育,也推动了中华文化之复兴,这就是恢复民族智能,恢复民族道路的理念之实践。”【44】
顺便提一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九年国民教育”的推进多有影响。这不仅因为“九年国民教育”的正式实施,是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兴起后的1968年,有着某种呈递关系;更因为在台湾教育体制的这一重大变革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所属的教育改革促进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正如其推进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所说:“十年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努力推行的最大功效,是策划完成实施国民九年义务教育。”【45】
在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台湾当局也对科技事业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先是确定1954年为“发展科学年”,次年“中央研究院”得到拨款重建,1959年“行政院”制订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成立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负责主持台湾的科研工作。但因财政困窘,早期投入支持科研的经费极为有限。6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投入也有所增加。1968年1月,蒋介石主持“国家安全会议”,通过了台湾科学研究长期(10年)、中期(5年)和近期(2年)的规划。1969年又专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作为常设的主管科技发展的行政机构,台湾的科研工作从此走上正轨。由于人才、资金、设备的缺乏,台湾的科技发展只能在具有应用价值的领域集中力量,新竹工业园区的建立,明确地说明了当局将科技与产业结合的意图。
台湾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劳动力和技术保证,同时对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也有相当的作用。而这一点正是蒋介石所企求和“额外”的收获。
三 ”反共建国联盟”
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心目中,“大陆政策”始终是他们确定所有内外政策的核心。所谓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是指退居台湾后的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最初是以“反攻复国”为核心的军事对峙。
1950年3月19日,蒋介石提出“革命第三阶段”,他把北伐称为第一阶段任务,抗战称为第二阶段任务,“反共抗俄”称为第三阶段任务。基于此点,1952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反共抗俄总运动员运动纲领》,其中心就是建设“反共复国基地”。
同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正式确立“反攻复国”大陆政策的具体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在“军事反攻”的同时,开展“心理作战”、“政治作战和敌后作战”。
然而,国民党的这一大陆政策,受到来自美国和大陆中国两方面的制约。有鉴于此,国民党虽然继续坚持“反攻复国”立场,但基调有所降低。1957年10月,在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确定“反攻复国战略,得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主义为先锋,武力为后盾”。
1958年8月,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两岸之间发生激烈炮战,一时酿成“台海危机”。迫于舆论压力和自身利益考虑,美国要求国民党当局采取军事守势和政治攻势。无奈之下,蒋介石声言,实现统一中国使命的主要途径“非凭借武力”。并开始修正武力“反攻大陆”的口号,提出“光复大陆”,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的主张。
由于无力实现“反共复国”、“反攻大陆”的梦想,他们只能不断推出新的口号,开展新的运动,来维持民间的“反共”热度,以等待新的机会。
1963年11月的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中心议题之一是确定“反攻复国总体战”方略,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在《政治报告》中声称,“反共斗争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它包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各方面,以及过去与将来的作战,并不仅仅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目前国民党的战略原则是以“政治为前锋,军事为后卫,使大陆革命与台海战争相结合”。对此,大会审视“反共战争”的实际需要,确定中心任务是以“七分政治”辅以“三分军事”,策进对大陆的政治战,渗透大陆,发展策反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以配合军事作战。【46】
60年代的最初几年,国民党加强窜扰大陆的活动,曾派遣多股武装特务进犯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同时用海军在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及港口,加强禁运封锁。但是,在多次海战、空战和炮战中,国民党军队均遭败绩。面对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不得不自认力不从心,深感难以用军事反攻为主要手段推进大陆计划,遂改变方略,重又提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指标,乃是以民主政治、民族精神、伦理文化、人心归向,来光复大陆,而不仅以军事力量为主”,【47】从而形成一种“长期的反共总体战”。
“九全大会”上,蒋介石再次自欺欺人地提出“现一切反攻准备,即已接近就绪”,为使“举国意志更加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他向大会提出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并拟定《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提案交会议议决。提案主要内容为:【48】
(一)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提供反共建国大计,争取胜利为主旨。(二)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之全民性结合。(三)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以个人为主体。由各民族、各党派、各宗教、各社团、各侨团、各经济团体、各学术文化团体、各妇女及青年团体——特别是敌后组织,具有声望、成就与代表性之人士参加之。(四)拟具《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要案》,融会各方意见,提出联盟会议,以为今后共同行动之准据。(五)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会议决议事项,其属与政府职权者,经由政府有关方面采择施行。(六)责成九届中央委员会根据上项原则,研拟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并望于最短期内达成此一任务。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台湾政局的相对平稳,经济上日渐发展,蒋介石的心情又轻松许多,他又再度鼓噪,对大陆挑起新的攻势。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总要赋予新的内容,因此,拼凑所谓“反共联盟”,就是其又一杰作。他试图通过此举引起世人的注意,使得台湾在世界反共力量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反共建国联盟”仅仅是蒋介石“反共复国”政策的一个变体,是在军事反攻受挫后的无奈之举。如果说要有新意的话,是该联盟要以“个人为主体”,由广泛的社会阶层与团体参加,“以集中海内外意志与力量”。其实以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的绝对控制力,只需蒋介石一声令下,这个联盟无需大造声势就能瞬间而立。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提案中将“敌后组织”列入联盟的重要组织部分,除了虚张声势外,也包含着他确实对靠自身力量“反攻”感到无望,而幻想着大陆内部的变化。
国民党“九全大会”通过了蒋的提案,并决议尽快建立“反共联盟”。1964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针对各界对联盟的种种疑问,宣称“反共联盟”不是一个一时性的政治利益的结合,而是一个“肝胆相照、反共建国、共同负责的组织”,要求迅速建立该组织。【49】“行政院长”严家淦3月20日在“立法院”答复“立法委员”的质询时声称,“反共建国联盟的召开,不会超越宪政体制”,将来“联盟的任何意见,如需先制定法案者,当然必须先经过立法程序”。
4月,台湾“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备委员会”,院务会议通过“反共建国联盟筹备会”组织条例,决定筹委会由谷正纲、袁守谦、陶希圣等7人组成,谷正纲为召集人,下设秘书室于台北,辖议事、联络、新闻、总务4个组,各项筹备事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但是,各方对“反共联盟”存有种种疑虑,反响冷落,参加者寥寥无几,实际筹备工作异常缓慢。
1965年1月1日,蒋介石在一年一度的“元旦文告”中声称,“一年来的突击就是反攻的前奏,今年完成组建‘反共联盟’,各方有志人士加入,共赴国难”。【50】其后,他又对美国记者称:“自由世界三五年内,必可铲除中共政权。”
蒋介石说这番话是别有用心的,他十分清楚,组建反共联盟,只依靠台湾国民党的力量是成不了气候的,必须把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领头羊请出来,发挥它的影响,以至带动整个世界。同年8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记者时的一番话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说:“美国应当采取有效的步骤解救亚洲当前危机,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反共联盟;美国不能退出亚洲。应当注意中共的阴谋……”【51】并提出“中国问题获得彻底解决,亚洲的乃至世界性的一切混乱、迷惘、怯懦,所造成的红色灾害劫难,才能因而得到最后的解决”。【52】言外之意,美国要是不唱主角,不进行干涉,中共很可能危及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安全,这将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因此,“反共联盟”不单单只是对于台湾有利,对美国来说则更为重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唐纵在美国访问时也四处游说,鼓吹筹建中的“反共联盟”的重要性。他说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的目的,“乃是在可能最广大的基础上,达到全国团结”,认为这是“对中国大陆发动反攻前夕的必要步骤”,以期获取海外华人和美国当局的支持。【53】
美国人对蒋介石要将其拉入“反攻大陆”的企图保持着警惕,当然不会轻易许诺。蒋的期望落空,而“反共建国联盟”终因缺乏内外条件无疾而终。蒋介石着力鼓吹号召了两年,竟连个基本组织形式都未完成,只好不了了之,这在台湾是罕见的。如果说在号召组建联盟过程中有何收获的话,那就是蒋介石提出所有人在“反共”旗帜下团结起来,对瓦解海外“台独”势力起了较大作用。
四 ”讨毛阵线”
“反共建国联盟”未建立起来,但中国大陆的形势却发生了出乎蒋介石意料的变化。
中国大陆从1966年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使得大陆政治上出现动荡,经济发展遭到破坏、停滞,造成极为混乱的局面,给外界带来不良影响。蒋介石对大陆的内乱如获至宝,大加利用,在反共策略上把原来笼统的“反共”提法浓缩,改为具体的“反毛”运动。利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大陆暂时的困难,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以期掀起一场反毛之战。他曾说:“我们对中共的态度,只是认定其罪魁祸首之毛泽东为惟一敌人的!其余毛共内部,无论是不是过去黄埔的教官和学生,都不算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都是反毛的,有许多还是反共的。毛共的口号是‘不是同志,就是敌人!’我们的口号却是‘不是敌人,就是同志。’我们只认定毛泽东为惟一的敌人,在毛泽东之外,只要是觉醒的,就没有不可以合作的……除毛泽东这个惟一的敌人外,其他我们都没有当敌人来看待的。”【54】企图通过打击一个人,达到既分离中共内部、又造成联合多数的一石二鸟的目的。蒋介石提出一切“反毛”力量联合起来,并重申三项保证、十项约章。蒋介石曾经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所打败,如今,他想照搬硬套,利用攻心战术,走政治道路,来达到其目的。所谓“三大保证”、“十条约章”是蒋介石为分化大陆,号召官兵民众举行“反共起义”而论功行赏的办法。当初提出时,根本没有对大陆产生任何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大陆内部高层受到冲击,政局动荡,社会混乱,蒋介石觉得有机可乘,所以旧话重提。
“文化大革命”同时导致中国大陆在外交方面受挫。相对而言,台湾不利的外部环境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生存空间压力减少,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加快了发动“讨毛阵线”的步伐。在1967年的《元旦文告》中,蒋介石大谈“讨毛救国”,称:“对毛匪戡乱战争相持十七年之间,已形成了今日内外反毛之大时代,而且在此十七年来,敌我实力的对比与攻守形势的转变,正在继续不断地消长之中……”为了扩大“讨毛阵线”,他提出了四点纲领:
(一)精神主于物质,政治先于军事。(二)重用专才,实行新政。(三)汇合海内外才智,仰赖全民族奋斗。(四)消弭全球核战,达到世界和平,不论党派,不论阶级,不计恩怨,一切反毛力量携手光复神州。
这些内容与“反共建国联盟”大同小异,说明“讨毛阵线”只是蒋介石根据局势演变提出的新策略,是旧瓶装新酒。
即使面对大陆局面一片混乱,蒋介石也不敢再向民众开出那种“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之类的空头支票,而只是说:“今日摆在我们面前的主题,已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胜利,奸匪毛贼何时授首的问题……今日光复大陆的问题,乃在如何收拾毛贼所遗留的毒素与残局,而何时反攻大陆与埋葬毛匪乃成为次要的问题。这并不是我们军事反攻战备从此就可以松懈片刻,坐待其毛匪自取灭亡之意,乃是指政治性质在目前讨毛战争中更为重要。”【55】
为了贯彻蒋介石提出的“讨毛阵线”,台湾当局把它列入施政方针之中,“副总统”严家淦向“立法院”提出,“扩大反毛阵线,支持大陆抗暴,推行文化复兴运动,增强三军战斗力”。
蒋介石在3月29日青年节文告中,对“讨毛阵线”的内容作了更具体的说明:【56】
(一)成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联合所有反毛的个人的、集体的势力和组织,不论工农兵学商,不论宗族、党派成分,亦不论以往一切是非恩怨,只要能实践“不是敌人,就是同志”的信约,翻然改图,抗暴反毛,就是讨毛救国阵线的盟友斗士!(二)汇合讨毛救国联军。联合所有觉醒的共军士兵、起义武装与抗暴组织,以及敌后游击部队和我们国民革命军,一齐讨毛救国。(三)扩大讨毛救国的青年运动。青年子弟必须以反共内应来救国,以动员战斗来报国!(四)大陆任何起义,政府必定驰援,金马台澎自由基地电台,希望反毛力量取得联系。
为扩大宣传效果,国民党金门前线驻军,立即将其讲话,分用气球及广播喊话扩大向大陆飘播。传单和广播喊话特别强调蒋介石训词所提示之各项:凡是抗暴反毛的就是“讨毛救国阵线”的盟友斗士,亦是“国民革命军”的分遣军。并告知“大陆同胞”随时与台湾前线保持联络,国民党军亦可随时空运补给,派军驰援任何地区的“反共起义”。
当年台岛举行第十五届“华侨节”,与台湾关系密切的部分侨胞赴台湾观光游览。蒋介石抓住机会,向侨胞兜售他的“讨毛阵线”。他煞有介事地说,“我政府无时不刻以吊民伐罪、讨毛救国为惟一职责。我们必须团结海内外一切反共力量,意志集中,行动一致,共同完成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神圣的使命”。他要求各地侨胞“努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彻底粉碎匪共邪恶思想;加强对匪经济作战,随时抵制匪共劣货倾销;扩大讨毛救国联合阵线”。并希望“侨社各阶层、各行业形成坚强的组织,一致奋起,竭智抒忠,输财政力,并争取侨居地朝野人士的合作支持,于祖国复兴大业,作更大的贡献”。【57】蒋介石见缝插针,大造舆论,对争取部分对大陆“文化大革命”疑虑不满的侨胞起了一定作用。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对“讨毛”的经常性宣传,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固定的组织,专门负责“讨毛”的各项日常工作。11月21日,国民党在召开的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讨毛救国联合阵线十项主张》,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又通过了《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初步计划要点》。
1968年1月,台湾在“自由日”14周年纪念日同时举行扩大推行讨毛“救国运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讲话,宣称:“政府已确定了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的行动方针,期使一切反毛反共力量,不论海内海外,敌前敌后,都集中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携手并肩,同趋一的。我复兴基地军民,自应本此认识,成为发动此一运动的核心力量,积极推进,以竟全功……”【58】蒋介石自以为只要“讨毛阵线”一旦发动,响应必众。他曾口出狂言,“反毛就是救国”,大陆任何沿海地区发生抗暴,国民党军队可以在6小时内驰援。【59】
那几年只要一有机会,蒋介石必谈“讨毛阵线”。他还放言,要把“反毛”扩大到世界范围,声称要“联合全世界反共力量,加强讨毛救国运动”,号召“我中华国民无分党派,无分职业,只要是集中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旗帜下,致力于反共反毛的都是同志,大家本着伦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社会各阶层的各个岗位上,贡献其智慧,竭尽其能力,以讨毛救国、复国建国为己任,全民动员,一致奋起,加强海内海外反攻复国人心的汇合,加速敌前敌后讨毛反共军民的会师”。【60】他还题词:“海内海外一条心,一齐来参加讨毛救国的联合阵线,铲除匪伪政权,建设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61】蒋介石试图利用大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果,来反证衬托台湾的“稳定与发展”,孤立大陆,在国际上形成一个“讨毛”联合阵线。
蒋介石还发表过《告中共党人书》,共分10个部分,企图挑动大陆内部的党员,投入“反毛”运动之中,居然提出“要在大陆推动反毛运动”,【62】但在大陆丝毫没起作用。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没有一处发生过蒋介石所期望的“讨毛起义”。那时在大陆,蒋介石臭名昭著,没人愿与他联在一起。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讨毛阵线”这一行动,不仅在台湾是光打雷不下雨,在国际上也没有得到什么响应,就连美国这个最亲密的盟友也无任何说法,这使蒋介石很难堪,他不得不哀叹今后要“靠自力更生消灭毛共”了。
时间的日历牌翻到了1973年,大陆虽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已度过了最混乱的时刻,尤其是在外交方面有重大突破。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代表”的提案;继而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在上海达成联合公报;同年9月,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到北京访问,29日,中日两国联合声明签字,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与台湾断交。蒋介石“讨毛”不成,毛泽东反而愈加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成功的象征。蒋介石和台湾则成了国际间争相离去的“弃儿”,这大概是历史对他的一次大嘲弄,足以说明在情绪化的“反共讨毛”支配之下,蒋介石是不识时务,未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1973年以后,热噪几年的“讨毛救国阵线”,在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下,终于自行消亡。
注释:
【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66年),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861页。
【2】《联合报》,1966年11月13日。
【3】谷凤翔:《古籍今注今译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4】《联合报》,1966年11月14日。
【5】《台湾问题大事记》,第282页。
【6】陈立夫:《从历史文化观点谈中国反共前途》,载《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6集,第14页。
【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66年),第1097页。
【8】《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598页。
【9】邰定林:《台湾社会面面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10】《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595—596页。
【11】《台湾社会面面观》,第264页。
【12】汪祖荣、李敖:《蒋介石评传》,第820页。
【13】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28页。
【14】《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600页。
【15】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28页。
【16】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3页。
【17】《台湾问题大事记》,第314页。
【18】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28页。
【19】梁厚甫:《中国文化的素质——同化异族的功能》,台湾《新闻天地》第1992期,第4—6页。
【20】参见《中华文化复兴论丛》第1集,第250页。
【21】《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595页。
【22】《联合报》,1971年2月12日。
【23】《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607页。
【24】《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594页。
【25】《联合报》,1971年2月23日。
【26】《联合报》,1972年7月28日。
【27】《中央日报》,1973年12月7日。
【28】详见宋淑玉:《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述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卷第2期;李厚刚、洪明:《浅析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
【29】《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209、481页。
【30】蒋介石:《政府迁台后之教育》,载《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年鉴》,台湾正中书局1957年版,第6页。
【31】蒋介石:《政府迁台后之教育》,载《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年鉴》,台湾正中书局1957年版,第98页。
【32】转引自《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台湾广文书局1981年版,第66、67页。
【33】《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年鉴》,第861页。
【34】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8页。
【35】《台湾教育史料新编》,第369—371页。
【36】《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年鉴》,第861页。
【37】《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491页。
【38】《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496—497页。
【39】《台湾问题大事记》,第291页。
【40】郭为藩:《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台湾广文书局1981年版,第402页。
【41】《台湾问题大事记》,第312页。
【42】《台湾问题大事记》,第306、308页。
【43】《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第403—405页。
【44】《中央日报》,1972年2月21日。
【45】谷凤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时代使命》,《中华文化复兴论丛》,台湾“中华文明复兴运动委员会”(台北)编印,第10集,第115页。
【46】黄修荣:《国共关系70年纪实》,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6页。
【47】《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795页。
【48】秦孝仪:《革命文献》第77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216—217页。
【49】《联合报》,1964年1月1日。
【50】《联合报》,1965年1月1日。
【51】《联合报》,1965年8月4日。
【52】《先总统蒋公嘉言总辑》,第832页。
【53】李松林等:《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页。
【54】《联合报》,1969年3月17日。
【55】《联合报》,1967年1月1日。
【56】《联合报》,1967年3月29日。
【57】《联合报》,1967年10月21日。
【58】《联合报》,1968年1月23日。
【59】《联合报》,1968年1月23日。
【60】《联合报》,1968年10月10日。
【61】《联合报》,1969年1月23日。
【62】《联合报》,1969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