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勒斯报告与约翰斯顿报告有一些共同之处，如它们都主张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应该建立在更加长期的基础上，并且要有更大的灵活性；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应该以贷款为主，尽量减少资金补贴；另外，两个报告都要求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严格区分开来。
两份报告除了在上述三个方面有相同之处外，在具体内容上差别很大，主要表现在：
第一，关于对外援助的目的与条件。费尔勒斯报告强调，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基本目的是将其作为对付苏联的工具，因而应该以是否参加美国组织的"集体安全"体系，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先决条件；而约翰斯顿报告则很少提及共产主义威胁，而是强调发展援助作为引导发展中国家走向国内进步的途径，以及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增进相互理解的管道，但约翰斯顿报告也将受援国的范围确定为"自由世界"。
第二，关于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规模。费尔勒斯报告没有考虑扩大目前对外发展援助的规模，但是它估计，要实现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目标，每年大概需要80亿美元；约翰斯顿报告建议持续增加对外发展援助和技术援助的规模，但并未提及具体数额。
第三，就对外发展援助的时间性而言。费尔勒斯报告认为，"只要苏联继续寻求毁灭自由世界"，美国就应继续从事这一活动。约翰斯顿报告则是建议建立"国际开发基金"（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这项基金经国会拨款应可使其"在没有要求额外资助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运行三年"；而且，这一项目"也不能预先将一部分基金确定为援助任何特别的国家或地区"。
第四，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方式及受援国偿还方式。费尔勒斯报告认为，美国应该以"更加自由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但对资金补贴应该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受援国应该以国际上的流通货币偿还贷款，而不能使用"不可兑换的通货"。与费尔勒斯报告不同的是，约翰斯顿报告认为，可以接受受援国以当地的通货偿还信贷，并且也不完全排除向一些受援国提供无条件的资金补贴。【55】
在收到这两份研究报告后，接替道奇出任"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的兰德尔迅速转交内阁相关各部进行研究，并要求各部拿出具体意见，以便为政府向国会提交新的财政预算提供咨询。因而，针对费尔勒斯和约翰斯顿的研究报告，美国政府内部围绕对外发展援助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
国务院认为，费尔勒斯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这份研究报告支持美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政策，认为美国进行对外援助有助于集体安全，因此应持续进行下去，并要求"美国必须放弃那种认为集体安全方面的开支是暂时的错误想法"；第二，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对外援助通过增强军事力量和促进经济发展两种途径，增强了美国领导的集体安全；第三，研究报告建议，在美国对外援助中更加强调经济发展援助，并继续延长一定的时间。【56】
然而，与费尔勒斯研究报告相比，国务院显然更加青睐约翰斯顿的研究报告。在致兰德尔的信中，赫特承认："我们同意它（指约翰斯顿报告——引者注）更加重要的结论，我们相信它在两个主要且有益的方面补充了费尔勒斯的报告。"一是它"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进行了完整的论述，我们认为这一陈述是重要的，将有助于解决公众和国会对我们经济发展援助意图的不理解"；另外，它"提出了提供经济发展援助的具体组织结构。"【57】赫特还特别附上了一个具体分析约翰斯顿研究报告的附件，希望根据这份报告的建议，从8个方面修订1958年度的"共同安全计划"，包括：通过国务院下属的国际合作署建立"国际开发基金"，为不发达地区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国会应当为国际开发基金划拨专款，使其在未来三年不再要求额外资助的情况下运行，当有资金需求时，国会应再度补充；国会最初的拨款应足以使对外投资和对外技术援助项目有切实的增加；技术援助项目的扩大应与招募参与这一项目的技术人员同步进行；赋予基金管理者在利率设置、完成周期、利率偿还周期等方面足够的权利，国会不能将基金的特定部分给予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将对外援助项目中的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彻底分开，以前致力于长期经济开发的"防务支持"援助应当划归开发基金中；基金的管理者应得到授权，以便向在不发达地区从事经济开发的国际机构提供支持；在对外提供贷款时，基金还应与私人投资者、国际重建与开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联合行动。【58】
国际重建与开发银行（即IBRD）只是对费尔勒斯的研究报告给予了回应。它认为，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如对外援助应建立在长期计划的基础上、必须将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严格区别开来、鼓励私人投资等。但它对报告中关于对外经济援助的手段以及报告中的措辞口吻感到不悦。首先，研究报告几乎没有研究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以及美国的"援助目标"，也几乎没有分析"满足上述需求和目标的各种手段"；其次，研究报告在考虑对外经济援助时，"过于向战略考虑倾斜"，这将对这一计划构成伤害；再次，报告没有研究对外经济援助的管理水平。【59】总的来看，国际重建与开发银行对费尔勒斯研究报告的评价不高。
当时还在担任财政部长的汉弗莱由于外出访问，回到华盛顿后也只是对费尔勒斯报告给予了书面回应。在致兰德尔的信中，汉弗莱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认为研究报告缺少"基本理念的陈述，即我们以这种方式使用美元到底试图得到什么"。他认为，战后美国对外援助一直处于两种理念的对抗中，一种理念是以个人在个人发展中的自由为基础，另一种则是以"维护国家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集权国家指导下的个人活动"。而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在建立集权政体，加强国家的权力，从而减小了提高个人自由的机会"。所以汉弗莱提出，"我们未来的赠品、赠款、贷款或其他任何东西都应该更多地直接致力于个人事业的发展"，而大幅减少由任何国家或政治家掌握的对外援助资源。【60】
1957年4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对外经济政策，特别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定位、发展援助、中苏经济外交等问题。在这天的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强烈建议，美国"应该更加强调帮助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开发，淡化军事援助。对美国而言，实现这一目标而又不诉诸增加开支的最佳途径就是创立并维持一个长期开发基金，可以利用基金的贷款给我们需要帮助的国家"。他指出，在目前的机制下，国际合作署的发展援助行动很难做到有计划和有针对性，因为它不清楚国会能够为下一年度的发展援助提供怎样的资源。所以，要提高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效力，非常有必要建立长期的开发贷款基金。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国务卿的分析表示赞赏，对财政部长汉弗莱在致兰德尔信中所阐述的观点则提出批评。他说，汉弗莱所阐述的"个人权力"和"个人自由"对发展中国家人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美国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精神，连同深处饥饿、向往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在世界不发达地区形成了一种严峻的形势。"【61】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汉弗莱："我们不能仅仅按照美国财政预算来衡量我们的对外援助项目，我们必须根据美国在世界上所寻求的目标如和平、安全、国际贸易的发展等，来衡量那些项目。"【62】这样，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强势介入下，美国政府内部逐渐在对外发展援助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下一步要面对的是美国国会两院。
在美国政府内部就对外发展援助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美国国会也在对征集来的研究报告进行综合评估和听证。1957年3、4月份，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先后召集一些民间研究团体及知名学者、政府官员就对外发展援助问题进行听证。国务卿杜勒斯于4月8日前往国会，代表国务院就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问题发表了意见。杜勒斯强调了发展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特别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突破对外贸易的瓶颈，促进其进行更加有效的经济开发。达到上述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建立经济开发基金，通过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这要比通过现有体制更加有利。"杜勒斯强调，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1956年6月就"共同安全计划"发布的报告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未来几年中，某些方面可能会比前几年更加困难，问题正在变得更加敏感和复杂，共同安全计划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而他所提出的对外援助建议，就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63】
参议院在经过一系列的听证会后，逐渐倾向于建立开发贷款基金。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采纳了国务院及一些民间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和建议。它支持由行政机构和国会对各种形式对外援助的目标进行拆解、重新定位、重新阐述；同时，也支持建立开发贷款基金，但又认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宜仓促建立。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过渡方案，即建立一家政府公司负责管理开发贷款基金，其周转资本由国会在未来几年中逐渐筹集；另外，特别委员会也同意受援国以本地货币偿还贷款；同时它还要求将开发贷款基金更多地用来鼓励私人投资。【64】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政府，它的对外援助新计划在国会不会非常顺利地通过。
1957年5月2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共同安全计划"的特别咨文，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作出了自1953年就任总统以来最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他要求国会根据美国对外援助的目的，将对外援助的内容严格地区分开来。他建议，美国对外援助应该划分为军事援助——"我们与其他自由国家对付中苏军事力量及其试图控制世界的共同努力"；经济发展援助与技术合作——"帮助欠发达国家取得维护其独立的社会和政治进步"；紧急援助——"当出现危及友好国家稳定和美国国家利益的暴力政治变革、自然灾害及其他情况时"，美国应提供紧急援助。
其次，"共同安全计划"立法应作出如下调整：防务援助计划，包括与防务有关的经济援助从经济援助中分离出来，成为国防部常规预算下面的一个独立部分；发展援助主要通过贷款的方式，建立在连续的基础之上，并且与技术援助密切相关，为此，需要通过立法建立"从事长期发展援助的开发贷款基金"。但是，"这种贷款不能同现存的信贷资源如私人投资、国际银行和进出口银行进行竞争甚至取而代之。"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国会第一年为"开发贷款基金"提供不少于5亿美元的拨款，1958年和1959年，每年的拨款数额不少于7.5亿美元。【65】
就对外援助方面的预算而言，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的只有38.44亿美元，比1957财政年度只增加了7800万美元，增加幅度并不大。但就对外援助的内涵而言，新的财政预算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外军事援助与发展援助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军事援助由1957财政年度的20.17亿美元下降到19亿美元，防务支持援助则由11.61亿美元下降到9亿美元。与此同时，对外发展援助则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中新的开发贷款基金为5亿美元，为维护欠发达地区盟国的政治和经济稳定而设立的特别援助由1957财政年度的1亿美元增加到3亿美元，技术援助由前一年的1.52亿美元增加到1.68亿美元。【66】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政府要求国会为开发贷款基金连续拨款三年，而不是每一个财政年度由政府向国会提出申请，再由国会授权，这是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建立在长期基础之上的保证；政府可以在较长时期而非一个财政年度内支配预算资金，可以使对外发展援助项目的设立准备得更加充分，也更加富有针对性和计划性，避免了因项目匆忙上马而可能引起的混乱与低效。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新的对外援助计划要求国会避免将某一部分资金限定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而将资金的使用和支配权力交给国务院及其下属的"国际合作署"。这一变革加强了国务卿在对外经济援助相关事务中的发言权，也使得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更好地与美国对外政策结合在一起，更加便利地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
尽管对外援助方面的预算并没有太大的增幅，但就整个1958财政年度的预算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70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报告已经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开支，比国会预先估计的高出了100亿美元，让共和党的卫道士们惊呼回到了罗斯福的"新政"时代。而且，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交财政预算报告比往年几乎晚了将近两个月，这让新一届国会感到非常恼火。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6年底的总统竞选中获得胜利，但共和党在同时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并未取得多数党的地位。在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人数以50∶46领先共和党；在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人数比共和党多31人。在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时期，民主党基本上是支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的，但在第二届政府时期，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的政策、削减对外军事援助的政策、国内民权政策等不仅让共和党议员，而且让南部民主党议员对其感到不满。这一次，几乎是国会两党议员共同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财政政策发起攻讦，扬言要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财政预算削减65亿美元。
为了让新的对外援助预算在国会获得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接受了C.D.杰克逊的建议，在向国会递交特别咨文的同一天晚上，向全国公众发表了一个广播电视演说，为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进行辩护。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美国对外援助项目在保卫美国安全、使美国人民享受和平生活方面比其他任何联邦开支所做的贡献都要大。从长远来看，终结或者削弱这些项目将大大增加未来战争的危险；而应对未来战争危险的防务开支将是今天"共同安全计划"开销的许多倍。因此，打着"经济"的名义削减"共同安全计划"只能意味着"削弱我们的国家"，在共产主义威胁面前"试图节省金钱既非谨慎之举又非建设性行为，它只能是无视后果。它可能意味着和平的丧失，它可能意味着自由的丧失，它可能意味着两者全部丧失……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确信，那些共同安全计划是必要的。"【67】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递交"共同安全计划"特别咨文的第二天，即5月22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举行了听证会。参议院的听证会延续到了6月3日，而众议院的听证会则延续到了6月22日。美国政府内阁相关各部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国务卿杜勒斯、国际合作署署长霍利斯特等都先后前往国会山作证，内阁成员几乎口径一致，支持建立开发贷款基金，并将军事援助从经济援助中分离出来等重大举措。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的支持下，对外关系委员会基本上通过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1958财政年度"共同安全计划"，只是将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预算削减了2.5亿美元，它支持艾森豪威尔总统建立开发贷款基金的计划，同时要求建立"贷款顾问委员会"（Advisory Loan Committee）。
在众议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对外援助计划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参议院意见的基础上，将1958财政年度的对外援助总额又削减了3.75亿美元，开发贷款基金虽然得以幸存，但1959年和1960年的基金授权各被削减了2.5亿美元。而且，在送交众议院审批时，对外援助项目被再次削减，众议院最后通过的对外援助拨款比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建议的还要少1.25亿美元。对于开发贷款基金项目，众议院只同意建立在一年的基础上，反对长期借贷授权。
1957年8月，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了1958财政年度"共同安全计划"立法，整个计划包括军事、经济、技术援助和紧急援助拨款总额为33.8亿美元，即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对外援助预算削减了4.64亿美元，比参议院建议的减少了2亿美元。在开发贷款基金问题上，则是折中了参、众两院的意见。1958年的"共同安全计划"授权建立一个为期两年的开发贷款基金，1958财政年度为5亿美元，1959财政年度为6.25亿美元，比总统要求的和参议院通过的减少了1.25亿美元。【68】
显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最后的结果并非十分满意，特别是对国会未能授权建立他所期待的长期开发贷款基金感到沮丧。但与其第一任期相比，在对外发展援助方面，第二任期毕竟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开端。至少，国会满足了他建立开发贷款基金的愿望，第一年度的拨款也是按照他所提出的5亿美元足额拨付；对开发贷款基金连续两年的拨款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年度审核惯例，从而使得对外发展援助具有了一定的连续性。很明显，在经过大量民间和政府机构的调研、论证，以及政府各部及国会两院对发展援助问题的听证、辩论之后，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开发的必要性都有了日渐清晰的认识。并在一些有关发展援助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已经将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援助作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长期问题来看待。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长期站在扩大对外援助、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援助的对立面。但在1957年，第一次有数量众多的、来自两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对政府的对外援助计划表示了支持。他们与政府中对外援助的倡导者一样，强调建立长期开发贷款基金、促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负责看管美国钱袋子的众议院相比，美国参议院在对外发展援助问题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态度。美国国会议员在对外发展援助问题态度的逐渐转变，是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扩大对外发展援助的基础。
四、寻求突破：1958—1961年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与充实
尽管开局不如预期的顺利，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心在对外发展援助问题上有所作为。在其第二个任期的后三年中，艾森豪威尔政府与国会中反对扩大发展援助的势力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从1958年到1961年，美国在"共同安全计划"体制内的对外发展援助不仅数额在不断增加，而且对多边国际发展援助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与英国、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一起创立了"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IDA）。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根据地区形势的变化，逐渐将对外发展援助的重点由亚洲向拉丁美洲转移。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二个任期并未形成大规模实施对外发展援助的局面，但其扩大发展援助的尝试为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美国发展援助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打下了基础。
对于1957年在对外发展援助问题上所遭遇的挫折，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其归结为公众及国会对政策决策的不理解，因而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宣传和"教育"行动，以化解公众和国会对包括发展援助在内的"共同安全计划"的敌对态度，为随后"共同安全计划"在国会顺利通过创造条件。艾森豪威尔总统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国际开发咨询委员会"的埃里克·约翰斯顿。在1958年1月11日致约翰斯顿的信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强调："在我们自由社会里，政府有义务让人民了解这样做的目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没有公众的充分理解，国家很难将其最大限度地向前推进，并取得最佳效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由约翰斯顿领衔，在白宫召开一个具有两党色彩的、由企业家和社团组织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探索更充分地向美国公众宣传外交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手段。【69】
为此，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月30日在国家宴会大厅召集了一个由内阁主要成员，特别是与对外经济政策相关的部委主管以及企业界著名领导人等参加的午餐会，作为将来约翰斯顿所筹备会议的预备会。参加会议的内阁成员有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副国务卿胡佛，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总统特别助理兰德尔以及约翰斯顿本人。参加午餐会的企业界领导人有福特汽车公司、吉列制造业公司等国内大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会议重点讨论"共同安全计划"在国内面临的阻力以及如何使之获得美国公众的支持。
在午餐会上，内阁成员一致强调公众理解"共同安全计划"的重要性。副总统尼克松认为，"共同安全计划"中的对外军事援助部分很容易得到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在国会也没有太大的阻力，真正的难题在于经济援助部分。一是由于1958年底面临国会中期选举，那些需要竞选连任的国会议员几乎肯定会迎合支持军事援助、削减经济援助的主流民意；另外，大多数美国公众并不理解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因而必须让公众充分理解，"共同安全计划"是国家防务和武装力量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样，就可以使议员在国会里支持"共同安全计划"而不致担心遭到选民的"政治报复"。
兰德尔与副总统尼克松的意见大体相同，他对比了6个月前企业界支持削减财政预算的动机以及目前支持扩大防务开支的热忱，认为企业家们并不在乎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于加强盟国的防务，但反对为这种防务努力提供能够使之正常运转的经济基础。而一旦一名企业家来到华盛顿，进入政府相应的岗位，当他理解了对外援助计划的真正含义后，又会成为"共同安全计划的坚定支持者"。
副国务卿赫特也认为，一个明显的现实是，包括企业界在内的公众对美国在世界上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并不理解，这是国会议员在国内所面临的形势，所以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帮助国会议员培养见多识广的选民，让这些选民了解美国对"共同安全计划"中对外军事与经济援助项目的需求。
企业界领导人也认识到目前"共同安全计划"的障碍在国会山，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公众对美国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以及美国所采取相关措施的不理解。如战后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援助计划，尽管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且美国所提供的美元大部分是花在了国内，但在美国公众的头脑中却是留下了大把"撒钱"印象。因而，改变公众头脑中对外经济援助就是"撒钱"的印象就显得非常关键。
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前财政部长汉弗莱和在政府中任职的其他企业家为例，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尽管对外经济援助是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并没有几个人真正去仔细研究。而一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理解了对外经济援助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他们就会像汉弗莱和在政府中任职的其他企业家一样，成为对外经济援助的支持者。
约翰斯顿表示，为了让美国公众理解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除了召开拟议中的跨党派会议外，他准备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以及发行小册子的方式，促成美国基层选民对经济援助问题的大讨论。这是一个跨党派的尝试，目的是引导国会议员支持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计划，而不必担心面对选民诘难。鉴于国会审查新的财政预算时间的临近，约翰斯顿将这一行动称为"应急尝试"，并且是"重大而非微不足道的尝试。"【70】
1958年2月1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共同安全计划"的特别咨文，为1959财政年度的对外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申请39.421亿美元的拨款。其中，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防务支持援助共计18亿美元，各种经济技术援助共计21亿美元。【71】这也是自"共同安全计划"设立以来，美国用于对外经济援助的资金第一次超过军事援助。2月25日，经过长期规划并精心安排的"美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形势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eign Aspects of U.S.National Security）在华盛顿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各界代表有200多人，包括前总统杜鲁门、前国务卿艾奇逊、前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等著名政治家，以及NBA篮球明星斯坦·穆赛尔（Stan Musial）、著名电影演员丹尼·凯（Danny Kaye）等，可谓名流荟萃。与会的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一致敦促国会保持对外援助政策的连续性，继续加大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援助。前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为共同安全立法辩护的动人演说，他将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援助称为美国赢得世界和平的"最佳希望"之一。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主题演说，这个演说当天晚上通过广播传遍了整个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断言，世界和平的希望取决于美国公众"对即将审议的共同安全计划军事和经济援助项目的支持"。他强调，"时间的紧迫性和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要求最大限度地超越党派观念。"【72】
"美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形势全国大会"营造了一个两党一致支持对外援助的氛围，但要想使"共同安全计划"顺利在国会通过，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要做国会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密切与两党国会议员，特别是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的领导人接触，寻求众议院对"共同安全计划"的支持。
显然，美国国会在对外援助问题上远没有像政府内部那样形成统一的意见，来自南部和中西部一些州的国会议员对削减对外军事援助、扩大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感到不解。而且，与企业界的一些领导人一样，这些国会议员也不希望艾森豪威尔总统整天使用共产主义威胁之类的字眼，作为不断扩大对外援助的借口。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分别举行了关于"共同安全计划"的听证会，其中，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一直持续到4月1日，期间，国务卿杜勒斯、副国务卿迪龙等先后到听证会作证。在这一年的听证会上，国务院改变了以往的做法。杜勒斯和迪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扩大对外经济援助的必要性。杜勒斯强调了对外经济援助与美国国内经济稳定的关系，认为总统提出的"共同安全计划"预算已经是最精打细算的，没有让步的余地。而且，"共同安全计划"所提供的资金大部分是花在美国国内（超过75%），大约可以为美国创造60万个就业机会，因此，"削减那些资金等于是减少国内的就业机会。"【73】
副国务卿迪龙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在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论证美国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必要性。迪龙认为，目前，"中苏共产主义阵营"在近东与非洲、南亚和东南亚、拉丁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直接提供经济援助，以提供技术人员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援助，通过发展与上述地区的贸易帮助解决其面临的经济困境。迪龙引用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致国会特别咨文中的话说："如果苏联对任何国家提供援助的目的仅仅是帮助其克服困难而不侵犯其自由，这种有助于推动自由世界经济发展的援助将会受欢迎，但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上尚无此先例。"因此，"我们及其他自由国家必须推定苏联集团的对外援助是一种新的、狡猾的和长期的工具，直接服务其同样古老的目的——引导受援国脱离自由国家的圈子，并将其完全纳入共产主义的轨道。"【74】
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并未打动美国国会。5月7日，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听证会结束后向众议院提交的报告要求将艾森豪威尔总统"共同安全计划"申请的经费削减3.39亿美元，包括削减总统应急基金（President's Contingency Fund）1亿美元。在5月13日与国会领导人举行的磋商会议上，迪龙希望参议院能够全部批准2亿美元的总统应急基金。艾森豪威尔总统则向国会领导人重点说明，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经济援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护美国的安全"。
5月14日，众议院通过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并将其提交参议院。19日，在国会领导人会议上，参议员威利和史密斯代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议满足艾森豪威尔总统"共同安全计划"的经费申请，但更多的参议员认为，这种要求在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不大。艾森豪威尔总统则希望，如果一定要削减"共同安全计划"的经费，从防务预算中削减更为可取。5月23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投票，在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预算基础上增加1.1亿美元。6月26日，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两院就"共同安全计划"预算达成妥协，决议确定1959年"共同安全计划"预算为30.314亿美元。在获知国会的决定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财政部长安德森与国会议员展开了紧锣密鼓的磋商，希望能再增加"共同安全计划"拨款，但这一努力并未取得明显效果。第二天，众议院拨款委员会（Appropriations Committee）通过了对外援助的拨款法案，拨款金额为30.8亿美元，比艾森豪威尔总统最初要求的减少了8.72亿美元。其中，开发贷款基金被削减了3.25亿美元，总统应急基金被削减了4500万美元。【75】
在得知众议院大幅削减"共同安全计划"的经费，特别是对外经济援助经费后，艾森豪威尔感到相当恼火，在对外发表的声明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不满。他说："如同交战并赢得战争需要军火一样，赢得和平需要共享资源以及奉献资源。共同安全开支，特别是经济援助，就是进行战斗和赢得和平的军火，如果这一军火被拨款委员会的行动所拒绝，我担心将会造成自由世界的重大损失，并将严重降低美国的安全门槛。"【76】他希望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决定不是众议院或美国国会的最后决定。为促使国会改变决定，艾森豪威尔总统于7月2日再次发出措辞强硬的警告："我确信，委员会预期削减的规模将对自由世界的命运、对我们国家的安全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它对共产帝国主义者将是极大的鼓舞，我们的人民必须明白这一点。"【77】在总统的强烈要求下，8月22日，参议院采纳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建议，将对"共同安全计划"的拨款提高4.4亿美元。23日，经参、众两院合议，对"共同安全计划"的拨款在原来决议的基础上增加2.2亿美元，即比参议院所建议的减少了1/2，比总统最初要求的少6.52亿美元。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是不满意，但他已经无法改变这一结果。8月28日，他无奈地在共同安全拨款法案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959年的"共同安全计划"最终得到了33亿美元拨款。
在随后的两年中，围绕"共同安全计划"预算与拨款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但鉴于国会前两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艾森豪威尔政府尽管没有放弃努力，但再也没有像1958年上半年那样，为扩大对外援助，特别是对外经济援助，在预算与拨款问题上投入那样大的精力。1960财政年度，国会给"共同安全计划"的拨款数额是32.258亿美元，与上一财政年度基本持平；1961财政年度的拨款数额是37.16亿美元，较前两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7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前两年所倡导的，对美国公众进行宣传与"教育"行动的效果。
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美国在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领域的关注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共同安全计划"、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援助协定，而是对与西方世界共同发起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多边发展援助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与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一起，共同倡导建立国际开发协会。
国际开发协会最初是由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麦克·曼罗尼（Mike Monroney）提出的，其初衷是建立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共同提供启动基金、隶属于世界银行的分支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的、低利率的贷款。它与世界银行普通贷款的主要区别是，不仅贷款的利率低，而且受援国可以使用本国货币偿还贷款。1958年2月24日，参议员曼罗尼向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提交了建立国际开发协会的提案，并要求对成立国际开发协会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最初，白宫对曼罗尼的建议是持否定态度的，它担心国际开发协会的业务会对美国政府的开发贷款基金项目产生冲击。当它认识到国际开发协会只是对开发贷款基金的补充，而不可能取代开发贷款基金后，美国政府转而支持成立国际开发协会。政府态度的转变一是由于美国国会对政府发展援助政策，特别是开发贷款基金项目经费的限制，迫使美国政府通过其他途径实现扩大发展援助的目的；另外，由于美国坚持反对建立联合国经济开发特别基金（Special United Nations Fun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SUNFED），【79】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对美国对强烈不满。国际开发协会正好可以作为SUNFED的替代物，一方面可以把苏联排除在外，【80】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发展中国家在多边经济发展援助问题上对美国的不满。
建立隶属于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比较容易在美国国内获得必要的支持。由于世界银行主要是美国私人资本，世界银行的行长基本上也是一直由美国人担任，所以美国在世界银行具有支配性的地位。从政治角度看，建立国际开发协会，实际上可以在多边经济援助的名义下，充分利用其他发达国家的资金，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战略；而从经济角度看，国际开发协会实际上是扩大美国私人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在美国政府内部，无论是国务院、经济合作署、财政部等，均对建立国际开发协会持赞同态度。
1958年3月中旬，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附属国际事务委员会（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举行了听证会，副国务卿迪龙代表国务院在听证会上做了支持建立国际开发协会的发言。迪龙认为，目前不发达国家主要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他们需要通过更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和设备，以不断壮大其经济实力；二是他们不能保证以美元或其他硬通货偿还，从而制约了私人投资以及进出口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贷款。美国的开发贷款基金项目就是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尝试，但是，"通过提供额外资本帮助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并不仅仅是美国自己的事情，其他发达国家同样可以发挥作用。"【81】建立国际开发协会，就是要充分利用欧美工业国在资金方面的优势，解决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开发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保证"自由国家"经济的良性运转。
为得到其他西方国家对成立国际开发协会的支持，美国政府利用一切机会向外推销这一设想。1958年6月10日，杜勒斯和迪龙等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时，由迪龙专门介绍了美国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多边援助设想，特别是正在论证中的国际开发协会。迪龙强调："如果这一新的多边机构建立起来，它将成为一个所有国家为其提供资源的组织，而不仅仅是美国对外援助的门面。"【82】翌年2月，迪龙在会见荷兰经济大臣和驻美大使时也强调："西方国家必须加速构建一个国际体制，在这一体制内，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能够自由地认识到他们发展的潜能。"【83】他希望荷兰能够支持美国倡议的国际开发协会多边援助计划。在随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先后与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官员就成立国际开发协会的问题进行磋商，并逐渐得到了欧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认同。
1960年9月26日，在美国的倡议下，根据《国际开发协会协定》，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开发协会，它是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之一，同时也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其总部设在华盛顿，宗旨是通过对不发达国家给予条件较宽、期限较长、负担较轻的贷款，帮助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的会员国，促进其经济发展，减轻贫困，提高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它是一个专门向没有能力以商业利率借贷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无息长期贷款的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它作为世界银行贷款的补充，促进世界银行目标的实现。其启动资金为10亿美元，其中3亿2029万美元来自美国，4亿4278万美元来自欧美其他发达国家，另外2亿3693万美元由参加该协会的不发达国家提供。【84】之后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会员国认缴的股金、补充资金、世界银行拨款、协会本身经营业务的净收入。补充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较富裕的成员国，也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捐款，每三年补充一次资金。
国际开发协会采取无息贷款（称作国际开发协会"信贷"）、技术援助和政策咨询的方式，其援助对象是加入国际开发协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银行的会员国），向他们提供无息贷款和其他服务。受援国须支付不到贷款额0.75%的手续费用于行政支出，零利率，还款期为30至40年，宽限期为10年。贷款对象：政府或政府担保的企业，社会效益好的项目（用于电力、交通运输、水利、港口建设之类的公共工程部门，农业、文化教育建设方面）；偿还条件优惠，可用本国货币偿还，属于软贷款的性质。
国际开发协会的建立是美国建立多边发展援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美国国会在对外发展援助方面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限制，并在联合国的名义下，将对发展中国家多边援助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里。
艾森豪威尔第二届政府执政后期对外发展援助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将援助的重心逐渐向拉丁美洲转移。
在1958年之前，拉丁美洲在美国对外发展援助中所占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战后，美国先是将经济援助的重点放在欧洲，支持欧洲的重建计划；朝鲜战争爆发后，远东又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重点地区。相对于上述地区，拉丁美洲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并没有认真考虑对拉丁美洲的发展援助问题，无论是杜鲁门时期还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核心一直是鼓励私人投资，认为单靠私人投资就能推动拉丁美洲的发展。拉丁美洲国家需要做的就是调整国内政策，为美国的私人资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第九次泛美会议上，美国代表明确表示："我们坚决赞成良好的经济发展，我们深信必须依靠国内的或者国外的私人资本，应当允许私人资本发挥主要作用。只有通过私人资本这一渠道，才能提供足够的外部资本。"【85】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政策激起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强烈不满，他们抱怨美国对苏联周边的国家过于慷慨，而忽视了南部默默无语的美洲共和国。在1957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会议上，拉美国家一致抨击美国的政策。参加这次会议的美国副国务卿迪龙感叹道，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政策"与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在拉美各地引发了相当多的愤懑和抱怨。"【86】这种不满终于在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期间爆发出来。
1958年4月27日—5月15日，尼克松前往拉丁美洲展开"亲善之旅"，对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8国进行访问。欢迎尼克松的除了官方的鲜花和美酒外，更多的是各国民众的抗议浪潮。各国都出现了抗议尼克松来访的示威游行，群众打出了"尼克松滚回去"、"华尔街代理人"、"麦卡锡主义者"等横幅。【87】在秘鲁首都利马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甚至出现了对尼克松一行的暴力攻击。大批示威者将石子、烂番茄、臭鸡蛋等物砸向尼克松一行。尼克松访问团多次遭遇险情，被迫取消了原定的一些活动，匆匆赶回美国。尼克松一行在拉丁美洲的遭遇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感到非常尴尬，美国著名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将尼克松的拉丁美洲之行称为美国"外交的珍珠港"。【88】
尽管李普曼的原意是将尼克松的南美之行视为美国外交的灾难，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珍珠港事件虽然给美国太平洋舰队带来了巨大灾难，但也促使美国彻底放弃了孤立主义，投身到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样，尼克松南美之行的遭遇，虽然让这个超级大国的面子蒙羞，但也迫使美国政府对美国的拉美政策进行反思，从而为1958年到1960年底逐渐调整对拉美政策，特别是对拉美的发展援助政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思机会。国务卿杜勒斯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明确提出，现在是重新审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时候了。《商业周刊》也指出，现在"华盛顿必须采取行动"。【89】事件的亲历者尼克松显然更清楚拉丁美洲国家不满的原因所在，他除了将拉丁美洲国家的抗议行动归结为共产党的挑拨外，对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发展援助政策也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这一事件给美国的深刻教训是拉美的经济进步本身不够充分。"他呼吁美国面对现实，放弃传统的依靠私人资本推动拉丁美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认真面对拉丁美洲国家发展经济的渴望，切实调整对拉丁美洲的发展援助政策。【90】
拉丁美洲国家也没有放过这一机会。1958年5月28日，巴西总统朱西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就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美国必须重新考虑与西半球稳定相关的问题，以及拉丁美洲迫切的经济发展要求。对来自拉丁美洲的声音，这次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怠慢，他当天便写了回信，并派遣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鲁博特姆（Roy Rubbotom）执回信亲访巴西，探讨库比契克总统所提出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8月，国务卿杜勒斯也来到巴西，与巴西领导人共同探讨促进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在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表示，将在美洲国家之间继续进行"更为广泛的联络和磋商"，来实现美洲各国的共同目标，即"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来发展本半球国家的经济"。【91】在与库比契克总统的会谈中，杜勒斯国务卿提出了建立地区开发银行的建议，并指出，这一即将成立的地区开发银行将致力于库比契克总统所关心的经济开发计划，因而得到库比契克总统的积极响应。在得到拉丁美洲最大国家的支持后，8月12日，副国务卿迪龙在泛美经济与社会理事会（Inter‐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正式宣布，美国支持建立地区开发银行。他告诉与会的拉丁美洲代表："美国政府考虑建立一个泛美区域开发机构，它将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支持。美国在完成与其他美洲共和国进行磋商等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将准备在美洲国家组织发起的、各国都方便的会议上讨论该机构的组建及其责任。"【92】
1959年1月8日，由各国代表组成的谈判和起草美洲开发银行章程的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for Negotiating and Drafting the Instrument of Organization of an Inter‐American Finacial Institution）开始工作。委员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国和巴西对于新机构规模的分歧。美国认为，新机构应该保持适当的规模，从而避免对进出口银行和世界银行的信贷活动造成过大冲击。美国财政部长安德森提议，新机构的启动资金为8.5亿美元，其中美国提供4亿美元。在8.5亿美元的银行资本中，7亿美元用于一般贷款，1.5亿美元用于利率较低和偿还周期较长的"软贷款"。而巴西代表则提出了一个规模较为宏伟的启动方案，即新成立的金融机构的启动资金为50亿美元，稍后又将其调整为20亿美元的一般贷款和用于"软贷款"的特别基金两部分。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国家被迫接受了美国的协调方案。会议最终达成的协议确认，新机构命名为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IADB），银行的启动资本为10亿美元，其中美国负担4.5亿美元。在10亿美元的银行资本中，用于支付"软贷款"的依然是1.5亿美元。【93】1959年4月18日，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或财政部长非常不情愿地在建立美洲开发银行的协议上签字。
尽管美洲开发银行并未如拉丁美洲国家所期望的那样，向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开发注入类似于"马歇尔计划"那样规模的资金。但对于在对外发展援助方面在国内面临重重阻力的美国政府而言，美洲开发银行的建立却是美国对拉丁美洲经济政策调整的一大步，它标志着美国已经开始重视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而且，美洲开发银行也只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对拉丁美洲经济政策整个链条中的一环，而非全部内容。接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又为拉丁美洲国家设立了社会进步信托基金（Social Progress Trust Fund）。
社会进步信托基金的建立与古巴革命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拉美之行有着直接的联系。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并在拉丁美洲国家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亲自访问拉丁美洲，一方面，展示美国作为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和民主改革盟友的形象；另一方面，实地了解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尤其是拉美民众对古巴革命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政权的态度。临行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Milton Eisenhow er）建议其兄长在拉美之行中，主动提议为拉丁美洲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尤其是在"左翼政府"涌现前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硬贷款和软贷款，帮助拉丁美洲国家改善经济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与尼克松拉美之行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不过，从对他个人热烈欢迎的场面背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注意到拉丁美洲国家政局的不稳、民众的反美情绪以及亲卡斯特罗的情结。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失时机地强调卡斯特罗主义的危险性，并表示他本人对西半球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支持。在回国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承认，拉美之行使他了解到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对于家庭、土地和更好生活的渴望与需求，以及为满足这些需求所做的努力"。他承诺，美国将为拉丁美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努力提供更多的帮助。【94】
很快，副国务卿迪龙就提出了建立社会进步信托基金的方案，1959年8月1日，迪龙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详细阐述了关于建立社会进步信托基金的设想。他指出："为了在9月5日的波哥大会议上有一个积极的态度，目前我们应当推进一个针对拉美的广泛计划，使经济和社会的进步造福于更多人。"该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首先，建立一个拥有5亿美元本金的美洲社会进步信托基金，另外提供1亿美元基金，专门用于智利震后重建。需要指出的是，"这笔资金不会在一个特定的财政年份花掉，而是要在一段时期内使用，要有利用它的好机会出现。"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一个长期计划的首批资金，将来会根据该计划的影响和受援国的表现，要求另外的款项来满足经过论证的需要。"其次，这笔资金有其特定的用处，其使用范围主要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如拓荒、改善对土地的利用、修建住房、建设社区基本设施、发展职业教育等方面。第三，美洲社会进步信托基金由美洲开发银行代为管理，以贷款或者赠款的形式发放。第四，为了减轻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债负担，这些贷款可以用受援国的货币偿还。【95】8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了申请，要求在9月5日波哥大会议之前授权建立美洲社会进步信托基金。一个月以后，国会在波哥大会议开幕后不久通过了授权法。得知基金在手，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副国务卿迪龙得意地对拉丁美洲各国代表宣称，美国的新政策"将给拉丁美洲的普通人民带来新的希望"。【96】建立社会进步信托基金也写入了会议达成的共识"波哥大决议"（Act of Bogota）中，拉丁美洲各国表示"欢迎美国政府的决定"，并相信美洲社会进步信托基金将会给拉丁美洲各国带来"更大的社会进步和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97】
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已是该政府任职的后期，其效果也难以在短期内显现出来。但正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其执政后期在对外发展援助政策上不断的调整，有时甚至是同国会进行非常艰苦的斗争，从而使美国公众及国会逐渐认识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援助的必要性，并最终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政策的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