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成就卓著。从14世纪乔叟（Geoffer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15世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的《乌托邦》（1561），到16世纪著名诗人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长诗《仙后》（1596），英国人文主义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颇有创新。戏剧是英国文艺复兴文学中成就最大的，在莎士比亚之前，已有著名的“大学才子派”，如喜剧家约翰·李利（John Lyly，1554—1606）、悲剧家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1558—1594）等，他们经过大学教育，受到人文主义新思想的激励，在艺术活动中展示自己非凡的才华，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使英国的戏剧艺术水平大为提高。莎士比亚的创作就受惠于“大学才子派”奠定的戏剧市场和观众基础。不过当作为演员的莎士比亚最初开始动笔创作时，曾引起“大学才子派”中某些人的不安，认为他不过是“用我们的羽毛装饰起来的风头十足的乌鸦”，但莎士比亚坚持戏剧创作活动10年之后，他的名声就已为世人公认。尤其是当他推出一系列的中期悲剧后，更被出版界和评论界确认为首屈一指的剧作家。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是英国戏剧艺术大师，1564年4月23日诞生在英国中部斯特拉福镇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祖辈务农，父亲经营手套生意兼营农业。他家中兄妹8人，排行老三。他幼年时期，伦敦城一些著名剧团每年要到斯特拉福镇作巡回演出，引发了莎士比亚对戏剧的爱好。少年时代他曾在家乡文法学校学习过拉丁文和希腊文，接触到古罗马的诗歌和戏剧。由于家庭破产，16岁左右便独自谋生，据说当过屠宰行的学徒和补习教师。莎士比亚与当地农民有交往，熟悉民间故事和传说，18岁时和一比他大8岁的农民女儿结婚，并和她生有3个孩子。1585年前后，莎士比亚来到伦敦，最初在剧院里打杂，看管马匹。约在1590年左右参加剧团，扮演过配角，在后台给人提词，并编写剧作，后成为剧团的股东。剧院的门票收入是他的主要财源。由于他戏剧活动的成功，收入日趋丰富，晚年还在故乡买地置产，并为他的家庭取得了世袭绅士的身份。莎士比亚大约在1613年结束了创作活动，离开伦敦回乡。1616年4月23日逝世，享年52岁。
莎士比亚的创作生活约有20余年（1590—1612），他的传世之作里有37部戏剧，两首叙事长诗，150余首十四行诗。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成就最高，其中《哈姆莱特》【1】是公认的代表莎氏悲剧最高成就的作品，主人公哈姆莱特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典型之一。
这个剧本共分5幕20场，约15个主要人物。第一幕主要写婚丧交加，鬼魂出现，真相大白后哈姆莱特感到重任在肩。剧情取材于12世纪的丹麦史，在莎士比亚之前已作为家族历史剧或家庭悲剧被人搬上舞台。莎士比亚在重新创造中强调：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原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指新的人文主义教育），接到父亲暴死的消息后回国奔丧，没想到父亲的死因尚存疑虑，母亲乔特鲁德就改嫁新国王——哈姆莱特的叔父克劳狄斯。夜晚，城楼上出现了模样与老王极为相似、身披战袍的鬼魂。哈姆莱特只身从鬼魂那里得到事实真相，知道是克劳狄斯因妄想王位和贪恋王后美色，用毒药灌入在草地上休息的老王的耳朵，导致他的猝死。克劳狄斯不仅谋害了兄弟，篡夺了他的权力，占有了王后，还让那个死去的冤魂因无临终忏悔而无法进入天堂。
第二幕主要写互相试探，矛盾冲突逐渐高涨。一方面是王子为证实鬼魂的话而有意装疯，以躲避克劳狄斯的满腹狐疑；另一方面是克劳狄斯心怀鬼胎，派哈姆莱特的两个老同学——朝臣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前去试探，老臣波洛涅斯也献计让自己的女儿奥菲莉娅（哈姆莱特的恋人）去测试哈姆莱特心情的骤然变化。
第三幕哈姆莱特请一个流动剧团在朝廷中上演了“戏中戏”，把叔父杀兄的兽行再现于舞台。当克劳狄斯大惊失色，猛然从椅上站起，全剧的高潮实际已经出现，即冲突的双方在这一瞬间都明白了彼此的底细。哈姆莱特就此在克劳狄斯惊慌失控的表情中获得鬼魂之言的证实，从此必须尽快采取复仇行动；而克劳狄斯也在一刹那间明白哈姆莱特是装疯，实际已猜到真相，必须马上斩除这个心头之祸。这时，哈姆莱特曾有个机会，可以在周围无人的情况下利索杀死正在圣像前下跪祷告的克劳狄斯，完成复仇大任，但是他放弃了。这个“放弃”是全剧最重要的转折，从此戏剧由高潮转入低潮，甚至悲剧结局。在放弃良机之后哈姆莱特还单独会面母亲，警示她贞操自守，不要再做情欲的奴隶。就在此时，他忽察幕后有人偷听，一箭刺去，杀死了“好管闲事”的大臣波洛涅斯。与此同时，逃过一劫的克劳狄斯则正在下令哈姆莱特的两个老同学陪他去英国执行外交使命，并写密信一封让英王杀死哈姆莱特。
第四幕，哈姆莱特的船只半途遇到海盗，哈姆莱特侥幸逃出并发现密信，他修改了密信内容，让英王见到他的两个老同学时就把他们杀了。脱险归来的哈姆莱特没想到首先会碰上奥菲莉娅的葬礼，这个单纯的女孩因无法承受情人“发疯”、父亲被疯情人杀死的现实而真的发疯了，她在独自出游时不慎落入河水。奥菲莉娅的哥哥雷欧提斯从国外赶回，意欲为父复仇。克劳狄斯不失时机地与他密谋了向哈姆莱特“复仇”的计划。
最后一幕开始于为奥菲莉娅下葬的墓地。悲痛欲绝的哈姆莱特与一心复仇的雷欧提斯发生口角，雷欧提斯随后就提出“决斗”，并预先在剑上抹了毒药。克劳狄斯更是备下毒酒，以防万一。决斗时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在争夺中彼此手中的剑各为对方夺去，并互相刺中，王后则因饮下为哈姆莱特准备的毒酒，倒地身亡。雷欧提斯受伤后知道自己“用诡计害人，反而害了自己”，于是在临死之前大声说出克劳狄斯是真正的元凶。哈姆莱特奋力一剑，击中了国王，然后向好友霍拉旭留下最后的愿望：一定要把事情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并预言来自挪威的福丁布拉斯将被拥护为王，因为丹麦本来就是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
不想要“王位”的王子
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阅读《哈姆莱特》，“丹麦的王位”就在剧本里占有最中心的位置。第一幕主人公哈姆莱特还没上场之前，他的好友霍拉旭就与站岗的士兵谈论最近城内“森严的戒备”，全国军民日夜不得安息，连星期日也不休息，制造枪炮，向国外购买战具，大批制造战船……因为骄矜好胜的挪威国王侄儿福丁布拉斯正在挑战，“要用武力和强迫性的条件夺回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P8）。显然，丹麦的王位此刻正遇外来威胁。福丁布拉斯的父亲和老王哈姆莱特曾在一次“根据法律和骑士精神所制订的协定”中，各以相当的土地作赌注进行决斗，结果老福丁布拉斯战败，丹麦被哈姆莱特的父亲按“协定”没收。
待哈姆莱特上场，遇到鬼魂、听到鬼魂的话之后，我们就在先王驾崩、兄弟篡权的现实中看到“丹麦的王位”刚刚经历了怎样可怕的“造反”。新国王登基后，不仅王后匆匆改嫁，而且满朝旧臣纷纷阿谀奉承，争讨新好，对克劳狄斯的改朝换代表示“诚意的赞助”。（P11）克劳狄斯对哈姆莱特的猜疑迫害，完全是为了保住新王位，虽然他当众宣布哈姆莱特仍是他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但他总害怕哈姆莱特会像他一样渴望早日登基，并且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克劳狄斯一面递信去挪威国王，阻止福丁布提斯的大胆妄为，一面则对哈姆莱特一计不成，再设一计，急欲把这心腹之患清除干净。他对哈姆莱特之所以不直接下令害死他，一是因为王后对哈姆莱特感情深厚，“一天不看见他就不能生活”，二是因为哈姆莱特在民众中威信很高，一旦贸然行动，反会引起大祸。（P112）所以克劳狄斯一直试图“借刀杀人”，造成哈姆莱特“意外”死亡的结局。接着，雷欧提斯意欲为被哈姆莱特误杀的父亲复仇时，民众因不明波洛涅斯死因，而怀疑克劳狄斯有罪，已经喊出了“让雷欧提斯做国王”的口号（P106），可见“丹麦的王位”不仅国外有人窥视，朝中有人篡夺，朝外也有民众的“反”声。难怪哈姆莱特的脸上“悲哀多于愤怒”（P18），难怪哈姆莱特要觉得丹麦是一所牢狱（P47），到处是“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P63）。丹麦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P14、15）。这个失去了王位继承权的王子对丹麦说了许多恶语狂言。
在第一幕里，观众很难看清母亲乔特鲁德对新王克劳狄斯献上的妩媚和依顺，是因为畏惧、裹有免不了的私欲，还是更多地出于护己和护子之心。她当着克劳狄斯的面对儿子说，哈姆莱特由于对他的父亲过于热爱，一时无法接受老王猝死的打击，所以说话行为都有点神志不清。哈姆莱特的确对他的父亲充满了敬意和怀念。“这样好的国王，比起当前这个来，简直是天神和丑怪。”（P15、88）不过哈姆莱特也当面否定了母亲的猜想，他回答说：不愿脱下的墨色外套丧服和江流一般的眼泪悲哀不过是给人瞧见的外表，“他真实的情绪和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P13）。他的这一清醒的双关语，自然让新王内心惶恐不安，让母亲乔特鲁德也有口难言。
虽然“天神”一样的老王，曾对妻子充满爱心、对民众充满仁慈的老王，在“丹麦的王位”上更符合这个政治地位的“应有的”形象，但正像美国文学史家鲁宾斯坦所说：丹麦的黑暗和宫廷的腐败并不是从克劳狄斯篡位才开始的，把波洛涅斯提拔为御前大臣的，是老王而不是新王，选择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做哈姆莱特童年伙伴的，是老王而不是新王，首先选王后为妻的，是老王而不是新王。【2】故而对哈姆莱特来说，“丹麦的王位”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当老王在位时，这位原来的继承人，就逃避他所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到德国威登堡去学哲学了。哈姆莱特心中无法说出的“郁结的心事”，不是对父亲的哀、对母亲的怨、对叔父的恨、对周围小人的敌视，更不是对丹麦王位的继承欲望，而是他在第一幕结尾，听了鬼魂（父亲）要他“复仇”的使命后说的那句关键台词：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P33）
18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歌德首先提出这句台词对全剧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莎士比亚要描写的是：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身上。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强的精力使他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
那么，为什么哈姆莱特要认为不仅丹麦的王位被篡夺了，而且一个时代都颠倒混乱了？为什么哈姆莱特觉得自己为父复仇实际却应该是重整乾坤，而且他为此而哀叹自己之“倒楣”？
哈姆莱特的“精神分裂”
19世纪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认为：哈姆莱特天性是个坚强的人，他意志上的软弱是由于分裂的结果。即在《哈姆莱特》剧中，主人公经历了由幼稚的和谐到精神分裂，再最终达到勇敢的自觉的精神和谐。沿这个思路走，我们可以先了解哈姆莱特曾有过的“幼稚的和谐”。在第一幕里，霍拉旭与哈姆莱特久别重逢时，哈姆莱特说：“我很高兴看见你身体健康。你不是霍拉旭吗？绝对没错。”霍拉旭也高兴地说：“正是，殿下，我永远是您的卑微的仆人。”而哈姆莱特马上说：“不，你是我的朋友；我愿意和你朋友相称。”（P15）随后在听了鬼魂的话之后，哈姆莱特欲与霍拉旭和另一个军官告别，他说：“你们可以去照你们自己的意思干你们自己的事——因为各人都有各人的意思和各人的事。这是实际情况。”（P31）从这样的台词里不难看到哈姆莱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人文主义教育之后，已不再遵循封建等级观念和传统礼教，而更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朋友之谊和让每个人按自己心愿生活的社会理念。所以在听了鬼魂讲的真相之后，这种“幼稚的和谐”就由于理解中的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大相径庭而造成哈姆莱特心中的“精神分裂”：
哈姆莱特：记得你！是的，我要从我的记忆的碑版上，拭去一切琐碎愚蠢的记录，一切书本上的格言，一切陈言套语，一切过去的印象，我的少年的阅历所画下的痕迹，只让你的命令留在我的脑筋的书卷里，不掺杂一些下贱的废料；是的，上天为我作证！……啊，最恶毒的妇女！啊，奸贼，奸贼，脸上堆着笑的万恶的奸贼！我的记事簿呢？我必须把它记下来：一个人可以满面都是笑，骨子里却是杀人的奸贼；至少我相信在丹麦是这样的。（写字）好，叔父，我把你写下来了。（P30）
在这一段独白里，我们不难看出哈姆莱特的理想幻灭感和严重的挫折感，因为他必须把一个恐怖的罪恶记入脑海，而这个“罪恶”将严重冲撞他与“家族”的情感，冲撞他少年的阅历和他还在就读的书本上的理论。当他学会根据新的时代精神，认可每个人都可以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时，他也必须面对有些人照自己恶意或纵欲干下邪恶的勾当。当哈姆莱特答应父亲的亡魂要承担复仇的重任时，他与克劳狄斯之间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但这种冲突不是两代人的新旧观念冲突（如有的评论认为是新人文主义与旧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争），而主要是同一时期不同人的精神向度的冲突。文艺复兴时期是西欧人解放思想、肯定个性、肯定现世生活的时代，但哈姆莱特代表的是这一时期的新人文主义者，他们崇尚精神文化，追求个性解放，实践新的生活理想和新的道德原则，而克劳狄斯代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自私、贪婪、腐败，为了利己主义的原则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残酷地争夺权势、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哈姆莱特所面临的社会罪恶是那个变革时代的产物，这些罪恶究竟属于旧的封建时代还是新的市民阶层是难以确定的，所以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所以哈姆莱特对他曾信奉的人文主义理想进行了这样的反思：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代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P49）
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促使西欧知识分子把“人”的位置提升至原来中世纪宣扬的“神”的高度，正像我们在拉伯雷《巨人传》中看到的那样，人的权力和人的现世欲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但莎士比亚则在《哈姆莱特》这样的剧作中将早期人文主义的激情宣泄、口号呼喊（比如拉伯雷号召人们“喝吧！”）引向理性的思辨和更严肃务实的现实探讨和人性剖析。莎士比亚借助克劳狄斯的凶险与狡诈、波洛涅斯的谀上和欺下、乔特鲁德的糊涂与逃避、雷欧提斯的狂妄与鲁莽、奥菲莉娅的天真与脆弱、霍拉旭的忠诚与简单、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无知与趋炎附势，向我们展示“人”这个“了不得的杰作”，毕竟都寄寓于一个个“泥土塑成的生命”里，在死亡的压力下，现世的欲望常常会超越“高贵的理性”，凭借强大却盲目的本能力量，为所欲为或胡作非为。在许多人还没有能够畅饮知识、畅饮爱情、畅饮生活的时候，少数人已经利用时代的进步之便，肆意扩张自身的私欲，抢先将新的强权和新的邪恶建立在现世生活的广阔空间。还有许多头脑简单的思想弱者，像天赋不俗的年轻人雷欧提斯或身处要位的母亲乔特鲁德，也极少听从理智的判断或痛苦的思索，去明察人间的善恶，节制自己的本能，他（她）们简陋的心智和柔弱的神经只会随幻想而激动，或者盲从潮流和现成的劝导，让自己迅速地成为倒行逆施者的帮凶，或者恐惧强权和暴力，借助祈祷和眼泪来自己安慰自己。这些意志软弱的凡夫俗子和看似“好人”总是“把肥料浇在莠草上，使它们格外蔓延起来”（P91）。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莎士比亚不仅艺术地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实际是一副个性解放与人欲横流混杂交织的“颠倒混乱”的图景，而且他也将人文主义文学的审美方式引向了一个更加深邃而开阔的空间。在莎士比亚的剧中，一切都更加复杂、生动和富有内在意蕴。尤其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更充分地在“高贵的理性”和“泥土塑成的生命”之间进行心理搏击、矛盾抉择，从而展示“人性”丰富而又混沌、难以确定而又复杂多变的特性。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斗争与和谐、光明与黑暗、人的神圣和人的致命弱点都不再是简单的、壁垒分明的划分，而是质的多重、多层、多面的现象显现，是多元的、变动的统一，是和谐与裂变的交替，是确定与开放的并行。
第三种“复仇”
由于莎士比亚超出他之前的戏剧演绎，让他笔下的哈姆莱特不是仅从家庭或皇权的角度理解他所要承担的复仇任务，而是从“重整乾坤”的角度，以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看待自己的使命，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复仇动机与另两个青年的复仇言行在对比中看出各自不同的追求。福丁布拉斯和雷欧提斯是剧中另两个承担“复仇”任务的重要人物，福丁布拉斯虽然仅在全剧结尾处有一个短暂的登场亮相，但在全剧的刚开始，我们就听到了他聚集民间教士，供给他们衣食，驱策他们随自己冒险，去“夺回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P8）。可以说福丁布拉斯是一个追求实利的实干家，他兴兵复仇的目的极为明确：王位。由于他的初衷违背了父辈们曾经遵守的一个“协定”，所以他也曾放弃这种打算。而当他从波兰凯旋回挪威，途经丹麦，听到刚刚发生的惨剧之后，他马上感到：“我在这一个国家本来也有继承王位的权利，现在国中无主，正是我要求这一权利的机会；可是我虽然准备接受我的幸运，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悲哀。”（P144）如果说福丁布拉斯最感兴趣的是“丹麦的王位”，那么雷欧提斯最看重的是家族的荣誉和自己的荣誉。在听闻父亲死亡之后，雷欧提斯高叫：“什么良心，什么礼貌，都给我滚下无底的深渊里去！今生怎样，来生怎样，我一概不顾，只要痛痛快快地为我的父亲复仇。”（P107）克劳狄斯则一再称赞雷欧提斯复仇的炎炎欲火“像一个孝顺的儿子和真正的绅士”（P108），雷欧提斯的复仇是简单鲁莽的，也是不择手段和不顾后果的，在他的身上更多地体现传统封建家庭荣誉观对青年人善恶抉择的恶劣影响。
相比之下，哈姆莱特的第三种复仇更鲜明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原则，体现了为捍卫新时代理想而复仇的，超越个体、超越实利的精神追求。哈姆莱特的复仇重任，既不是为父雪冤，也不是为了夺回王权，而是为了让后人明白一切事情的真相，看到时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不同人性的本来面目：
哈姆莱特：……啊，上帝！霍拉旭，我一死之后，要是世人不明白这一切事情的真相，我的名誉将要永远蒙受着怎样的损伤！你倘然爱我，请你暂牺牲一下天堂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P142）
哈姆莱特在复仇的过程中，体现了特有的犹豫、迟疑、彷徨和矛盾，正如黑格尔所说：哈姆莱特所怀疑的，不是他应该做什么，而是他要如何去做好它。虽然哈姆莱特已从“鬼魂”处得知克劳狄斯谋杀了亲兄，篡夺了王位，但哈姆莱特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必须尽可能找到可以公之于众的证据。“鬼魂”只对他一个人开过口，其他人什么都没听见，甚至第三幕哈姆莱特训母时，鬼魂再次出现，哈姆莱特与之对话时，王后却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P90—91）。所以哈姆莱特在安排“戏中戏”前曾怀疑自己在城楼上见过的幽灵也许是魔鬼的化身，“也许他看准了我的柔弱和忧郁，才来向我作祟，要把我引诱到沉沦的路上。我要先得到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凭着这一本戏，我可以发掘国王内心的隐秘”（P60）。当克劳狄斯在看戏的时候因真相被揭露而猛烈站起时，虽然哈姆莱特能清清楚楚地“看出”他是一个罪人，但这仍是一个唯有哈姆莱特和克劳狄斯彼此心知肚明的时刻，观众是在用莎士比亚给予的上帝视角看清这一真相的。用现代的术语来形容，仍是“谋杀没有证据”。如果哈姆莱特随后就趁克劳狄斯独自祈祷的机会从背后刺杀了他，其实他无法向世人证明他不是为了夺回原本属于他的继承权而蓄意谋杀。由于丹麦的王位不是哈姆莱特所求，而恰恰是他刻意逃避的东西，他心底里认为福丁布拉斯比他更为胜任，因而剧终前，莎士比亚让雷欧提斯终于“当众”（台上的众角色和台下观众）说出克劳狄斯幕后指使他下毒的罪行，中了毒剑的哈姆莱特也因此终于可以向世人证明他刺出的复仇之剑，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王位，而是为了正义！为了维护他所信仰的“人文主义理想”！虽然他最后的悲剧性的结局，客观上完成了为父复仇的承诺，但“客观上”却也没有能够起到“重整乾坤”的实际效果，因为他自己已经奉献了年轻的生命，但他的确凭一己之力，证明了这个时代的混乱颠倒，并为他所想承担的历史重任根本不可能完成提交了有目共睹的证据。
哈姆莱特在复仇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复仇的目的与复仇方式的矛盾。严酷现实使哈姆莱特产生理想的幻灭感和人生的虚无感，社会改造的重任使他觉得自己力不胜任，复仇目的与手段的冲突则使他左右为难、心力不支，在复仇的道路上反复拖延。第三幕，哈姆莱特在通过“戏中戏”证实了心中的怀疑和鬼魂的话之后，正逢克劳狄斯独自在圣像前祈祷，虽然这哈姆莱特不共戴天的大仇人正上上帝面前祈求“一切转祸为福”，但哈姆莱特却有另一番理解：
哈姆莱特：他现在正在祈祷，我正好动手了，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仇了。不，那还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我的父亲；我，他的独生子，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啊，这简直是以恩报怨了……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残酷的机会吧。（P85）
第四幕：当克劳狄斯与雷欧提斯谋杀了哈姆莱特时，他们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
雷欧提斯：我要在教堂里割破他（指哈姆莱特）的喉咙。
国王：当然，无论什么所在都不能庇护一个杀人的凶手；复仇应该不受地点的限制。（P116）
显然，哈姆莱特寻找的是一个证明自己与克劳狄斯、雷欧提斯不是一路人的复仇机会，他想取得的不是一个胜利的结果，而是一种胜利的证明。哈姆莱特还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希望在仇敌作恶的时候进行“复仇”，以使“恶行”被上帝和世人看见，并让恶人的灵魂从此下地狱。由于哈姆莱特信仰人文主义，忧虑时代的复杂变迁，因而他总是竭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复仇重任完成得“好”一点。对如何才能“好”，他是茫然的，他不畏惧牺牲，把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针”（P26），他也不刻意避免流血斗争，把幕后偷听谈话的波洛涅斯一剑刺死后，他对尸体的处理迅速而漫不经心；当霍拉旭吃惊地问他：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是否将去送死，哈姆莱特也坦然认为这是他们自己追求这样的差使，“我在良心上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而哈姆莱特在海上能够顺利脱险也说明他一旦行动起来机智果敢，绝不缺乏实际才干，他的剑法在与雷欧提斯的决斗中也被证明毫不逊色。那么他为什么要一再犹豫、一再拖延呢？哈姆莱特是不是一个性格软弱的王子呢？
他的脸上是永恒的忧郁
哈姆莱特说过：“世上的事情本来没有善恶，都是各人的思想把它们分别出来。对于我，它（指丹麦）是一所牢狱。”（P47）个人思考的力量是不可忽视也难以评估的。哈姆莱特还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P63）想得更多更深和思维超前是让很多个体思想者不能不痛苦的事情。
对哈姆莱特来说，看出时代的真相，并没有让他欣喜或自信，而只是让他感到孤独和悲伤。他之所以对鬼魂的话守口如瓶，连最好的朋友霍拉旭和自己的恋人奥菲莉娅都不透半点，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传统，哈姆莱特更倾向于把“复仇”或“重整乾坤”的重任视为自己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也由于哈姆莱特周围的人并没有像他那样运用理性和富有才智，且不说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的厚颜无耻、雷欧提斯的鲁莽愚蠢，就是霍拉旭的忠诚简单和奥菲莉娅的善良天真，也都无法真正理解哈姆莱特的思想深度和满腔忧郁，这些青年人的形象既反衬出哈姆莱特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性情，也表现了时代环境的险恶和复杂。尤其是奥菲莉娅发疯的情节，在剧中十分具有象征意味，这个被父亲严厉管教的单纯女子，长期生活在闭塞而又冷漠的生活氛围中，只有在丧失了理智的情况下，她才享受了随意唱歌和自由吐露心曲的权利，她死去的情景悲怆动人，充满诗意。（P134）她是由于无法理解真相（父亲与情人是敌人）而真的疯了，哈姆莱特却由于知道了太多的真相（世上不仅有善恶，而且善恶颠倒混乱）而不得不装疯，以掩饰自己的悲痛欲狂。这一对情人的命运遥相呼应，展现了不同境遇中的共同命运，既强调了一个时代的是非颠倒、善恶混乱，也有力地暗示了哈姆莱特为什么不在复仇的过程中更关注“有利的时机”和获胜的可能，反而一再思考“生存还是毁灭”这样玄奥的问题。
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之后，在那死的睡眼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P63）
哈姆莱特的两难的确处于生死之间。活着，无论是留在丹麦还是继续出国学习，都表示他将“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挺身反抗、无畏斗争，则或者因势单力薄而不幸丧生，或者就必须活下来承担杀死一个国王的责任及其政治后果。在哈姆莱特心中，即便不贪生怕死，也不一定意味着你能通过斗争解救人们心头的创痛。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等待或者斗争，都是最表面、最简单的抉择，关键是在“死亡”的重压下，所有的人都可能因为爱生、惜生或贪生而宁愿忍受眼前的折磨，所有的人也可能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而对献身“伟大的事业”产生个体的怀疑或疑虑。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既不能否认哈姆莱特这个人物的“软弱”，认为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代表，对自己的责任义务从不怀疑和犹豫；也不能夸大他的“软弱”，认为他的延宕、迟疑是一种本性，而不是一种紧张的、思索的心理状态。哈姆莱特不是一个软弱的王子，但他的确是一个忧郁的王子。他脸上永远笼罩着的忧郁，与塞万提斯笔下“满面愁容的骑士”堂吉诃德一样，是每个时代的一部分社会精英所特有的神情，也是人文知识分子永恒的、特有的精神表情。这种表情既代表了莎士比亚对人性和现世的高度肯定，也代表了他对人性重新提出的“克制”呼吁和对现世人生的重新反思。由于早期人文主义者更多地集中于肯定人的感官享乐和个性自由，使得人文主义理想显得并不丰富和成熟。莎士比亚则把感官的享乐与理性的约束、把个性的自由与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通过哈姆莱特的思考和忧郁，使我们对人性和现实世界有了更准确、完整的理解，也使人类有可能朝人性更本质的方向解放自己和发展自身。
总体而言，哈姆莱特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他一直在战斗，最初他借装疯与社会恶势力进行“舌战”，然后他在自己的内心进行激烈的“心战”。他痛苦的内心混乱，使他具有深厚的人情味，更易获得后人的同情和理解。而他最后在终于等到一个“更残酷的时刻”，与社会恶势力进行“决战”时，他用最后的力量杀死了仇敌克劳狄斯。美国评论家鲁宾斯坦认为，“对哈姆莱特来说，死意味着逃脱了对世界承担的责任，——至少，是对丹麦的责任。对于这种逃脱，他以前过分老实，不敢执意追求，现在心力不支，只好由衷接受了。……这位有才智、重理性的王子，竟然为被剥夺继承权的世世代代知识分子奉为知己和正当理由的化身，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把哈姆莱特的失败，作为证明他们所承担的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证据，从而为他们在现实世界上的碌碌无为辩解。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哈姆莱特尽管十分勉强，但他还是采取了行动的。无论是哈姆莱特还是莎士比亚都从不怀疑，在世事混乱之际，无论多么艰难，人生下来就是要重整乾坤的”【3】。
由于哈姆莱特看到了时代对自己的要求，虽然深感力不胜任，但还是自觉地为改造社会的重任而献身，因而这是一出悲壮的英雄悲剧。这出悲剧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了人类反封建专制斗争的尖锐性和艰巨性，强调了西方现代化运动在最初启动时所面对的复杂现实，预言了“现代化”将是一个漫长而繁杂的人性和人类社会改革工作；另一方面也自觉地从时代发展的精神高度，检验和思考了人文主义理想的内涵和价值。他不仅为这一理想的丰实、成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且为这一理想作出了热情的赞美和维护。哈姆莱特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个以个人精神反抗社会的典型，他所具有的特殊的审美力量，陶冶的是每个时代最优秀的青年人。
注释：
【1】〔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载：《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文中引用仅注明页码。
【2】〔美〕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全三册）上册：《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陈安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3】〔美〕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全三册）上册：《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陈安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