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故事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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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修订版后记

本着尊重历史和不悔少作的想法,这次修订主要是修改错误和做一些精简。当然,关于这本完成于1999年年底的首本个人专著,许多自我反思和批评会在我上课时不断“与时俱进”。写作这本书稿时,个人计算机还未这么普及,查阅参考资料的方式也与今日发达的资讯和全球信息同步远不能比;手写的文稿、早期的编排软件、邮寄的不便和多数人还没有富起来的现实,都使得一本书的出版仿佛显得更难,也更神圣。所以迄今仍想感谢金联照、金乐琦、金联桢三兄弟对当年浙大人文学院的慷慨资助,也怀念当年人们在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上也许更多一点的虔诚之心。

从2009年起,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开创了“荣誉课程”,我开始承担荣誉课《西方文学经典》的教学,并用这本书稿作为古典部分的参考教材。尊重我的愿望,竺可桢学院教务科老师为我安排的是小班。这是一个讲课不用话筒的课堂,更是一个师生可以频繁讨论互动和教学相长的课堂。班上同学的专业以理工科方向的占多,也有外语、社科、商科和艺术类同学,年级不限。

竺可桢学院建设荣誉课程的理由应该是培养精英。以追求卓越为宗旨的一流大学,其教育理念与方法必须坚持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培育精英意识。这个“精英”群体不是在社会中挣得更多、升得更快、各种排位更高、更吸引眼球的人群,而是精神境界更高、面对问题更严肃和理性的群体,他们对社会贡献更大、思考集体和个人发展问题时价值立场站得更高,是更具有公共观念、人类意识和宇宙情怀的人群。不管一个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采用的是什么社会制度,选择的是什么管理模式,这个精英群体都是不可或缺的。

浙大竺可桢学院的兴办和历年来的不断改革尝试,应该说都是想在优秀人才的培养上,加上竞争和激励机制,加上特殊政策和奖惩方法,营造有一定“门槛”的特殊氛围,以引导有志学生成为真正的时代先行者。虽然浙大已经有核心通识课和许多国家级、省级和校级精品课程,但荣誉课程坚持只在竺可桢学院开,只在学生最欢迎的课程选择基础上开(我这门课也是早就已经在浙江大学开设,但若入荣誉课程,则需要全面提升各项要求),应该说也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因为也许会被认为是多此一举,被认为是有违教育公平原则,被认为是追求政绩思路……但具体是什么,需要真正投入理想和热情地去做、去接受各种怀疑和检验、去进行不断的修正和调整,才能真正得到期望的结果和有客观依据的结论。

由此我认为自己能做的,首先就是真正投入理想和热情地去做。《西方文学经典》开课多年来,一直得到竺可桢学院领导和同学们的认可和好评,我想主要是由于三个基本原因:一是文学的文本,对于开启人的智门和慧根、培育人的人生价值观有独特的作用。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学文本,传递的是悠悠文明发展历程中不同文化群体的智慧和发现、思想和情感。就像人们需要丰富的技术传递科学原理一样,阅读多种多样的经典文学文本可以让学生在阅读中一方面获得百科全书式的各种知识,另一方面则同时拓展着思维和情感的广度和深度。文学的广博内容和感性体现方式,总能有效拉伸和延展学生的社会人生视野、扩宽他们的生命和精神情感空间,阅读优秀的文本和大师的思考总能让学生从狭隘的自我意识中走出来,走进别有乾坤的人生天地,体会到社会人生的各种可能,从而走向更具公共意识和共享理念的道德境界。好的文学之所以有净化心灵、提升境界的功能,就是源于这种经典与现实之间的、有价值意义的联系方式。

二是因为中国文学对“道”的描述主要是通过诗体或抒情体,修道的方式主要求道、论道、闻道、悟道等;西方的文学更早和更多地运用史诗和叙事体,理解的方法主要通过事实描述和逻辑理解的方式。所以无论是考虑思维内容还是科研方法论,无论是讨论文理互通还是理性与感性相协调,对一个中国大学生而言,东西方文学的功能都是不能重此轻彼的,而西方文学的善讲故事之“道”尤其应该重视和汲取。

三是因为经典的阅读其实是一次次“我”与各种“他者”的交流、是“主体”与“主体”的直接或间接交流。解读文本和阐述自己的欣赏体会,与其他人争论和分享自己的体会、发现、见解和感悟,其实也是学生跨文化人际交流能力的切实培养,尤其是情感体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还有一点,我在自己的课上也总是强调:文学的世界很大,经典并非一成不变,每个阅读者和评论者都应该努力同时成为拥有者和创新者,因为只有根据人们新的生活需求而不断建设,文学经典的地位和影响力才能真正维护和强化。文学经典提供了美学价值上的标准,它们可作为典范供人学习,或据此衡量其他作品。但同时,任何经典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整体,而是变动不居的;选择什么样的文本放入经典的行列,依据的是“是什么东西使得文学伟大”的一套套不同假设。所以文化和文明的伟大传统在根本上不是一种“自然的”传承,而是后人们主动参与、积极建设、创意保存、精心维护的结果。文学经典的形构过程,就是对传统不断进行新的选择、重建和维护的过程。传统并不是单一封闭的一个实体,传统是复数,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我鼓励学生们将一次次文学经典的阅读和讨论,将最后的课程论文看成是自己对经典传承的贡献,而不是膜拜。也由此激励他们创新、创造的意识和逐渐建立自身学术个性的意识。

正是基于这些理解,所以我的课程也着力于鼓励文本阅读、强化内涵分析和促进讨论和交流。我个人不太赞同“一本书主义”的经典阅读教育,更倾向高效宽广的文本阅读与亲身经历的多种形式的意义诠释。我听说有的老师的经典课是逐句逐段地原文细读和潜在意蕴与微言大意发现,但这个需要专心致志的过程也可能让相当多的学生“人”在“神”不在。因为今天的相当一些学生本来已经对黑压压的文字失去兴趣,更习惯图像阅读和网络流览,除非确有亲身体验的文字魅力,加上同龄人水平直接比试时的竞争压力、相互促进和情感刺激,他们才可能踏上“重回原典”之途,并在学习乐趣中真正培养起阅读的习惯和爱好。同时我的课堂也很愿意选择音像资料和经典改编的电影作为辅助手段,当然在选择上会有意避开好莱坞大片的一般口味,突出文化经典与经典电影及音画的互动与借鉴。

另外,我也同意这个比较,即与美国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通识教育”相比,目前我国面临的更多的是独生子女的成人和成才问题。独生子女作为一代人同样也是竺可桢学院优秀生的主体,他们一方面个个才华出众,领悟和汲取能力极强,个人志向和追求也更高远,另一方面也比其他院系的同学在心理上更紧张、自觉承担更重的课业,同时也对可能的分数排名“落后”和考试失利更在意和更焦虑,他们内心可能沾染的精神空虚和某种心理、认识和行为模式上的偏执也更为隐蔽。这本身也是一种需要教育去帮助发现、启蒙和校正的“育人”需求。

虽然我们知道,与图像的一目了然相比、与电影的惊心动魄相比、与网络的随意流览相比,书本影响我们的方式其实是非常精致、微妙和个人的,它不会那么直接地产生效果。但是在一个非阅读时代,各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担忧文字文本资源正在受到威胁,阅读的人群正在日益减少,图书和阅读的未来充满了普遍存在的危机,所以我们也应该看到,高校的文学经典课和许多人文课程一样,是在与我们尚难预测的网络空间和电子交往方式进行一场争夺战,是在为那些纸质承载的全部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一席之地,因为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在文字阅读和文本记录的方式里,保存着人类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更谨慎、冷静、深邃的理性思考。

正因此,在反思经典文本的选择和重点引导时,我在教学实践中感到:自己需要更重视一些世界经典文学与浙大竺可桢学院学生的契合性,而不是重点强调文学领域学术思考的前沿性。需要首先认真地启动文学经典对学生意志、品质、人格等方面的正面引导作用,然后才是方法论和知识面的充实。在人们担心纸质媒介传递的信息可能被边缘化的时候,更应该看到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更可能借助信息时代科技和教育能量的飞速传播,实现让人惊叹的“跨越式发展”。

当然,我的体会和思考仍是初步和进行时态的,在此仅希望通过类似的交流和分享,能与更多课程的优秀老师一起总结经验、获得启示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想真诚地感谢这么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可爱可敬的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学生给予我的“荣誉”感、信任感和鼎力支持!

潘一禾

2013年12月于杭州求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