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浪漫主义运动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是西欧浪漫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之一。浪漫主义文学主要活跃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在1789年法国革命的冲击下发生了剧变，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在全面建立、巩固和迅速发展之中，资本主义新秩序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会条件，人们对个体地位的肯定、对普遍致富的期待和对飞来好运的幻想都比以往更加强烈，耽于美梦和创造“奇迹”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刚爆发时，许多知识分子还相信现代人可以被“启蒙”的理想结果，但革命中的恐怖场面和随后拿破仑时代的一连串败绩，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对人类的潜力感到失望，对启蒙“理性王国”的理想感到破灭，他们由此认为文明对人类的腐蚀已经太深，回归自然而高贵的生活状态已十分困难，因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用文学作品、绘画和音乐来表达对自然和自然人的崇拜，颂扬异国风光和纯朴的人性，另一部分人则让自己离群索居，逃到远离现代文明的海岛或土著民族中去生活和创作，还有一部分人则带着尚未完全丧失的理想主义情感，满腔热血地投身民族独立的斗争，他们视每个国家的独立解放为每个个体最后自由解放的必要前提。总之，浪漫主义是一个特征极为丰富的概念，也是波及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学艺术的伟大运动。浪漫主义文学时代最为崇高的观念就是思想自由。浪漫主义时期人们的丰富个性、丰富情感和各式各样的理想追求得以自由宣泄，人们形形色色的反叛热情也得以自由实践，因而这也是欧洲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期和硕果累累的时代。
在文学传统上，浪漫主义文学与启蒙主义文学有密切联系，启蒙文学所重视的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和返回自然的观念，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更深的开拓，而浪漫主义文学则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的主要思想武器是人道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由于浪漫主义作家试图在启蒙“理性”的照耀之后，进一步用美的理想和人道主义原则来启示人们，解决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新矛盾，因而他们的创作更注重“理想的真实”，生活“应该怎样”的样式，他们笔下的人物也都是些非凡情景中的非凡人物、英雄人物。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体裁是抒情诗。浪漫主义小说和戏剧也出现诸多杰作，但它们大都是诗意戏剧、诗体长篇小说或诗化戏剧性小说。
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式人物，他写于1827年的《〈克伦威尔〉序言》被公认为是杰出的浪漫主义文学论文，在这篇向17世纪主流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宣战的文章里，雨果指出：“浪漫主义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古典主义是人工修饰的凡尔赛皇家花园，而浪漫主义文学则是天然壮观的原始森林。在提出破除古典清规戒律之后，他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对照原则”，因为自然万物常处于一种复合的状态中，对照使一切事物的显现更鲜明更强烈，也使我们在观察了美丑的对照之后灵魂更趋于美和上升的运动。其次，雨果认为浪漫主义文学追求艺术表现的主观色彩和夸张手法，因为诗的真实不同于眼见的真实，诗人心中的道德和美学理想使现实对象具有了更尖锐、更敏感的对照和观照。再次，雨果认为浪漫文学的独特艺术风格是丰富、强烈、奔放和绚烂。浪漫主义文学“具有强者的威严的魅力”，能“出其不意地把你的灵魂掏出来”。最后雨果大胆推崇“天才”、“超人”、“自我”，坚持文艺应指点心灵，给予读者以精神养分，诗人、剧作家应“负有民族的使命、社会的使命、人类的使命”，应让自己的创作“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就这样，雨果的这篇《序言》由于陈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和创作追求，总结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艺术创新，因而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纲领和宣言，吸引了一大批文学艺术家在浪漫主义的旗帜下从事自己的自由而又热烈的艺术活动。
雨果的第一部浪漫主义小说杰作是《巴黎圣母院》（1831）。发表于1862年的《悲惨世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随后他还写有《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九三年》（1873）等。在《海上劳工》一书的序言中他写道：“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三大斗争，这三大斗争也是人类的三大需要。”可以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就分别反映了雨果理解的人类三大斗争或三大需要。《笑面人》是一部浪漫主义历史小说，而《九三年》则着重体现了雨果晚年对“革命”与“人道主义”关系的思考。除小说外，他的浪漫主义戏剧和诗歌也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雨果生前还不遗余力地介入时代斗争和社会变革。路易·波拿巴时期他曾被流放国外19年，巴黎公社时期他写下的名言“公社的信条——巴黎的信条，迟早一定会胜利”至今还刻在公社社员墙上。雨果的一生无论是诗品还是人品都极受人尊敬。1885年享年83岁的雨果去世时，法国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悲惨世界》【1】描写的是人世的悲哀和苦难，雨果对“受苦的人们”的含义进行了丰富而又深刻的阐述，对人世的哀痛进行了栩栩如生而又感人至深的描写，这些阐述和描写采用了火热的诗句和海涛一般奔涌不息的警句格言，从而使我们这些多少尝过生活之“苦味”的读者在阅读《悲惨世界》之后，对人世之苦却有了许多可贵的新的体验，对文明社会中迄今尚未消除的愚昧和困苦会有更多的思索和生发更多的责任感。
一个人的改变
《悲惨世界》的故事开始于一个老人，这个叫“米里哀主教”的人是司法界贵族的后代，因为父母希望他早日继承“参议”的位置而在18岁左右就让他完了婚。这个品貌不凡、谈吐隽永的人与其他普通贵族青年一样，把一生中的最初阶段都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女的厮混中。法国大革命中，这个青年的家庭成员因被驱逐、追捕而东奔西散，他出逃到了意大利，他的妻子害肺病死了，他们没有孩子。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在孤独中经历了生活、财产和思想上的这一系列巨大打击，人们只知道他从意大利回国后已经当了教士。在一个“说话的嘴多而思考的头脑少的小城市里”，他深居简出，默默工作了9年。虽然大笔大笔的慈善捐款都经过他的手，但他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没有增添任何东西，“由于社会上层的博爱总敌不过下层的穷苦，……于是他从自己身上搜刮起来”。当他的马车也变成救济款后，他就骑着毛驴或步行去完成他的巡回视察工作。在巡视中，他闲谈的时候多，说教的时候少。他从不把品德问题提到高不可攀的地步，也从不用遥远的事例来说服村民，“他那样谈着，严肃地、父兄似地；在缺少实例的时候，他就创造一些言近而意远的话，用简精的词句和丰富的想象，直达他的目的；那正是耶稣基督的辩才，能自信，又能服人”（P15）。
我们认识米里哀主教的时候，他已经75岁，这个经历过岁月沧桑，浑身充满坚定信仰、宽厚仁爱和坚毅忍耐精神的老人，正在生活的一切细节中体现他所遵从的教义和博爱思想。是什么促使他发生了如此的精神巨变，是什么帮助他找到了生活的最终目的，我们不知道。他就像是一个神秘的源头，在缄口不提的一段经历之后，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好汉子”。“如果我们和他接触几小时，只要稍稍望见他运用心思，那个好汉子便慢慢变了样子，会令人莫名其妙地肃然生畏；他那宽广而庄重、原就在白发下面显得尊严的前额，也因潜心思考而倍加尊严了；威神出自慈祥，而慈祥之气仍散布不停；我们受到的感动，正如看见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天使，缓缓展开他的翅膀，而仍不停地露出笑容。”（P69）
就是这么一个神秘的老人，成了一个爱的源泉。这天他遇到了一个中年人，一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囚犯，一个谁也不愿搭理他、收留他住宿的流浪汉——冉阿让。冉阿让敲开米里哀主教家门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是粗鲁、放肆、困惫和强暴的神情，当他听到米里哀主教知道他是来自监狱的囚犯还愿意让他留宿时，他那一向阴沉严肃的面孔，显出了“惊讶、疑惑、欢乐，变成了光怪陆离的样子”。他想感谢主教，但老人说，这不是他的家，而是耶稣基督的房子，任何有“痛苦”的人都可以安心住下，也不必互相介绍名字，因为在家里大家是“兄弟”。冉阿让狼吞虎咽之后，坦言主教家的伙食还不如一般的车夫，当主教让他住在自己的外间屋子时，他还狞笑着问老人会不会怕他半夜杀人。
冉阿让是一个穷人的儿子，很小就失去父母，由姐姐抚养成人。他25岁时，姐夫去世，留下7个孩子。冉阿让于是代行父职，与姐姐两人拼命干活，来养育孩子。但他专长的修树工作不是每时每刻都有，冉阿让因此做各种零工。一年冬季，失业的他因不愿空手回家而用拳头打破一块面包师家的窗户，想带一块面包回家，结果被判了5年苦役。以后他逐渐就与姐姐和孩子们失去了一切联系。由于越狱，他一次又一次被加禁。最终，为了一块玻璃和一块面包，他被关押了19年。他进去的时候曾经战栗、痛苦，但他出来的时候，已是无动于衷、老气横秋。当他在狱中终日接受棍棒、鞭笞、镣铐、禁闭、疲乏的折磨时，他用自己的良心审问了自己，也审问了社会，最后他认为社会对于他的遭遇是应当负责的，因为他工作，并且努力，但仍无力养活自己。他下定决心要与这个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算账。他在监狱里参加了由教士们办的囚犯学校，40岁的他在学会读、写、算之后，他的新知使他更加憎恨这个社会及上帝给他定的罪。在他被释放后，他也发现释放不等于解放，他根本没有得到想要的自由，他仍旧在他人和社会的监视下背负着罪名。所以他在米里哀教主家昏睡了4小时之后，忽然醒了。他在内心里斗争了整整一个钟头之后，还是决定去偷主教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六副银餐器。当他手持烛插，经过主教的床边时，看到了寂静中老人酣畅的睡眠。那种无比尊严、媲美神明的容颜，使冉阿让感到了某种“卓绝的心怀”，但这时他“不为所屈”，他取出壁橱中的那篮银器，老虎似地跳过墙头逃了。
冉阿让很快就被三个警察抓了回来。主教却说他身上的东西都是自己送他的，并且怪冉阿让走时还忘带了一对银烛台。在警察告辞、冉阿让全身发抖、感觉自己就要昏倒的时候，主教说：“我的兄弟，您现在已经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P131）雨果让我们看到的奇迹是：46岁左右的苦役犯冉阿让被改变了，从主教家出来后，他已经完全摆脱了从前的那些思想，他怀着一知半解的心情，醉汉似的走在恍惚迷离之中。他还将多次摇晃，反复经历内心斗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并且是他自己也相信的，那就是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的心完全变了，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做主教不曾和他谈到也不曾触及的那些事情了”（P138）。
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就像他对一切人一样，采用了仁爱的关怀和道德的感化，在整个冉阿让灵魂的“改变”进程中，主教不仅以身作则，不仅语重心长，不仅满怀仁慈之心，他还以言语难以述尽的容颜神情和无人知晓的深远的思考向人们显示“第一种生存”。“主教可以感到有东西从他体中飞散出来，也有东西降落回来。他心灵的幽灵和宇宙的幽灵在神秘交往。”（P69）所以从表面上看，他只要有钱，总去找穷人，钱用完了，便去找富人。但实际上，他在富人和穷人间来回奔走，他在一路上向所有人散布温暖和光明。米里哀主教的精神是博爱精神，也是一种神秘的精神，当雨果有意向我们暗示他的神秘经历和谁也没有设法企及的思考活动时，作者实际也在向我们强调：唯有通过精神活动和展开想象的翅膀，我们才可能看到这种人的与众不同和神奇过人之处。并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就能理解他，也不是所有人都想理解他。冉阿让之所以被“改变”，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尚未泯灭良知、尚有良心、尚有“我们生来就有的那一点知识”的人。（P48）雨果是一个把精神救赎看得至关重要的人道主义作家，他不认为这种行动会被崇拜科学的生理学家理解（P113），也不认为它们会被穷人们理解，因为米里哀主教“门庭冷落”，但雨果相信它们会被下个世纪或者再下个世纪的人理解。在雨果晚年写作《九三年》时曾说：每个世纪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个世纪（19世纪）完成的是公民工作，下个世纪要完成的则是人道工作。不能让前者掩住了后者，不能因眼前的革命而忘记人道主义理想。换言之，在雨果看来，像米里哀主教这样博爱为怀的好人，正在人间默默地做着无数超前的工作，虽然他被漠视，真正能被他救赎的灵魂也不多，但我们“应该”看到，他做的是唯一具有永恒价值的工作。
两次犹豫
作为五卷本的长篇，《悲惨世界》的主要情节集中在冉阿让身上。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召下获得新生，他来到法国北部的海滨城市蒙特猗，改名马德兰，开办了烧细料工厂。他的贸易借助天时地利，变得十分发达，他获得大宗利润，“在拉斐特银行的个人存款已达63万法郎，但是在他为自己留下这笔钱之前，他已经为这城市和穷人用去了100多万”（P201）。由于他的才华、贡献、乐善好施和谜一样的身世，5年后，他被人民选举为市长。而这时，他在报上看到了米里哀主教去世的讣告，他因此穿上了丧服，并告诉那些好奇的市民：他曾是主教家的佣人。
这个城里的警侦沙威曾做过冉阿让那个苦役监狱的看守，在一次目睹马德兰市长以惊人的臂力搭救压在车轮下的割风老头之后，沙威便怀疑这个“市长”就是当年力大无比的苦役犯冉阿让。这一天，沙威逮捕了一个在大街上卖淫的妓女芳汀，他准备运用法律交给他的“全权”去严厉处理这个竟敢殴打绅士的妓女，而这时马德兰市长正好在众人不知不觉时走了进来，听到了芳汀的求饶和可怕身世，他要求沙威“释放了这个妇人”。随后市长雇人把贫病交加的芳汀抬回自己工厂的疗养室，开始悉心照料她。
芳汀生在海滨城市蒙特猗，出身贫寒，谁也不知道她父母是谁，名字也是因为一个路人这样叫了她。10岁就为庄稼人家做工，15岁时来到巴黎“碰运气”。雨果这样写她：“芳汀生得美，保持了她的童贞，直到最后一刻。她是一个牙齿洁白、头发浅黄的漂亮姑娘。她有黄金和珍珠作为嫁妆，不过她的黄金在她的头上，珍珠在她的口中。”（P153）“她在两个方面，风韵和举止两个方面，都是美丽的。风韵是理想中的形象，举止是理想中的动静。”（P158）她为了生活而工作，也为了生活而恋爱。她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中年大学生多罗米埃。她不仅受了骗，而且怀了孕，也是为了生活，芳汀把她美丽的小女儿柯赛特寄养在她偶尔遇见的酒店老板德纳第家里，希望小女儿能与这家的两个女儿做伴。她重回家乡时，没有任何人认出她来，唯有马德兰市长的工厂向她开启着大门，她对工作还未熟练，就因为一个嫉妒她美貌的女工抖出了她失足的身世，而被工厂开除了。德纳第夫妇不断地对她敲诈勒索，谎称她的女儿生病，生了大病。芳汀卖掉了自己黄金般的头发和珍珠似的牙齿，还是走投无路，被迫沦为妓女。在冉阿让遇到她、救助她时，她已经病入膏肓。
当芳汀在沙威的办公室里第一次听到“马德兰”的名字时，她向冉阿让的脸上愤怒地吐去一口唾沫，她已经被沙威判了6个月监禁，她已经无法再以出卖肉体的钱去救治她唯一的生活希望：她那可怜的孩子，所以这个处于疯狂边缘的母亲用当年冉阿让同样用过的“黑暗的思想”对沙威说：“我处处都看见许多女人，她们都比我坏，又都比我快乐。”（P240）所以冉阿让在用全副精神听着她的话之后，立即理解了这一切。他与沙威为了这个女人的处置方法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进行了良心与法律的对峙。冉阿让迫使沙威“服从”他当场释放芳汀的命令。就像当年米里哀主教仇将恩报让他震惊一样，冉阿让也让芳汀“被一种奇怪的缭乱心情控制住了……马德兰先生每说一句话，她都觉得当初的那种仇恨的憧憧黑影在她心里融化、坍塌，并代以融暖的、不可言喻的欢乐、信心和爱。”（P245）
在沙威退出后，马德兰用长者的口气，向芳汀表白自己对她的事一无所知，从今以后，他将替她还债，接回小柯赛特，并且可以让她俩从此过上愉快又诚实的生活。芳汀被突然袭来的幸福和喜悦击垮了，她跪下来吻了冉阿让的手后就昏倒在地。
当芳汀吻了冉阿让的手之后，在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发生人们常说的爱情，这一点雨果没有写。这个最善于抒情、最擅长用诗意的散文活生生地描摹出人间情思状态的大师没有写过冉阿让与芳汀的爱情，这是环绕着冉阿让的神秘，也是环绕着生活的神秘。这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穷人，在命运终于把他们联结到一起时，却没有权力和机会去追求。芳汀需要人间最大的帮助去救治她在困苦生活中积下的严重肺病，需要冉阿让帮助她首先救出她的孩子，以给她注入渴望活下去的精神。冉阿让有能力做到这一切，也渴望做到这一切，他正在芳汀的事件中体验米里哀当年的喜悦和深思，他正在试图改变芳汀和许多其他穷人的命运。但是他此刻还要放下他想做的急事，经历他生命中的第二件大事，因为沙威不期然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告诉他自己要向他怀疑过的市长赔礼致歉，因为他以为市长就是当年的逃犯冉阿让。（冉阿让在被释放之后，由于又偷了一个主教的银器，又抢了一个掏烟囱的孩子，所以警察局一直在力图逮捕他。）但是最近有个叫商马第的流浪汉因为偷苹果被捕，人们发现他长得太像冉阿让，正把他当冉阿让审判。由此沙威认为自己是错怪了马德兰市长，并提出辞呈。
冉阿让生活中的第一次犹豫发生在米里哀主教酣睡的床头，当时“他正面对着两种关口，踟蹰不前，一种是自绝的关口，一种是自救的关口。他仿佛已经准备击碎那头颅，或是吻那只手”（P127）。现在他第二次犹豫了。这次他所面对的也是两个关口：一个是流浪汉商马第，一个是市长马德兰，或者是“留在天堂做魔鬼，或是回到地狱做天使”（P291）。他陷入了左右为难和游移不定的心态。雨果借机让我们去窥视一个人“脑海中的风暴”和这个人的“痛苦在睡眠中的形状”：
精神的眼睛，除了在人的心里，再没有旁的地方可以见到更多的异彩、更多的黑暗；再没有比那更可怕、更复杂、更神秘、更变化无穷的东西。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
歌咏人心，纵使只涉及一个人，只涉及人群中最微贱的一个，也得熔冶一切歌颂英雄的诗文于一炉，制成一部优越成熟的英雄赞。人心是妄念、贪欲和阴谋的浴池，梦想的舞台，丑恶意念的渊薮，诡诈的都会，欲望的战场。你在某些时候，不妨对于一个运用心思的人，望穿他那阴沉的面容，深入到皮里，探索他的心情，穷究他的思绪。在那种外表的寂静下面，就有荷马诗中那种巨灵的搏斗，弥尔顿诗中那种龙蛇的混战，但丁诗中那种幻象的萦绕。人心是广漠辽阔的天地，人在面对良心、省察胸中抱负和日常行动的时候，往往黯然神伤！（P272—273）
雨果告诉我们：冉阿让本来只剩两个心愿：埋名、立德；远避人世，皈依上帝。现在这两种愿望竟遭遇了严重的矛盾，他最初的意念是去自首，把那个商马第从牢狱里救出来而自受监禁，但随后，那种英雄主义的念头就过去了，他对自己说：“想想吧！想想吧！”入夜，他感到自己的良心正在像上帝一样注视着他，他的思想像波涛似的一阵阵冲刷他所有的记忆和他已经嚣乱的认识。他想听其自然，任凭上帝去安排，但他很快意识到：“让那天定的和人为的乖误进行到底，而不加阻止、毫无表示，那正是积极参加了一切乖误的活动，是卑鄙、怯懦、阴险和罪恶！”他反思自己生在人间的“目的”，反思米里哀主教期望他做的唯一重要的事情——重做诚实仁慈的人。他最终星夜兼程，赶到阿拉斯，在法庭上供认了自己的真实名姓，“尽了他的天职，救出了那个人”。
当他随后赶回芳汀的床边时，他的女仆发现他的头发全白了，而他则发现那个年仅25岁的妇人的头发已经灰白，她已经病到垂危之际，并且以为突然不见了的冉阿让是去接她的柯赛特了，因而在梦幻中她相信冉阿让已经把女儿接回来了，高兴得喜极涕零。医生也不得不说待她病情稍轻一些就能让她见自己的孩子。但是沙威又闯了进来，急欲逮捕冉阿让，冉阿让请求延缓三天，让他去把柯赛特接回来，沙威执意不肯，还大声地向芳汀说出实情。芳汀在极度的惊吓、失望和恐惧中当场死去。于是听到人说“她死了”的冉阿让突然甩开沙威的手掌，从屋子壁角的一张破床上拆下一根大铁条，用一种旁人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沙威说：“我劝您不要在这时候来打搅我。”只见：
冉阿让的肘倚在床头的圆桌上，手托着额头，望着那躺着不动的芳汀。他这样待着，凝神，静默，他所想的自然不是这人世间的事了。在他的面容和体态上仅仅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惜的颜色，这样默念了一会儿过后，他俯身到芳汀的身边，细声向她说话。
他向她说什么呢？这个待死的汉子，对这已死的妇人有什么可说呢？这究竟是些什么话？世界上没有人听到过他的话。死者是否听见了呢？有些动人的幻想也许正是最神圣的现实。毫无疑问的是当时唯一的证人散普丽斯嬷嬷时常谈到当时冉阿让在芳汀耳边说话的时候，她看得清清楚楚，死者的灰色嘴唇，曾经微微一笑，她那双惊魂未定的眸子，也略有喜色。（P360）
谁也无法言说冉阿让在芳汀的病榻前对她的灵魂轻声述说了什么。雨果是真正的诗人，他知道在诗的极限边停下笔，让感情借着想象的神秘双翼飞升，去感悟那不可言说的精神世界的秘密。
冉阿让去法庭自首之前，就有一封信交代本堂神甫：用他所有的财产善待芳汀母女，并把余钱分给穷人。冉阿让走后，芳汀的丧事并没有真正被料理，她被神甫悄悄葬在使穷人千古埋没的公土里。谁也不可能知道冉阿让的余钱会不会发到穷人的手里。雨果在这里强调的或者说关注的，不是社会改造和物质生活的改善问题，他想赞美的是一个人灵魂的自救，是一个人心灵的升华。对冉阿让来说，他不仅放下了弃恶从善后千辛万苦才积累起来的一切：财富、地位、尊严、行善的机会和实力……他还放弃了仅在他眼前朦胧闪过，却萦绕在他最心底深处的他非常不熟悉的爱情。对冉阿让来说，“主教标志他新生命的第一阶段，商马第标志它的第二阶段。严重的危机以后，又继以严重的考验”（P282）。芳汀的死，为他的人生第二阶段添加了难以言说的无尽悲哀，但他已经走过了这个关口，他必须前行。
三代人的传承
在冉阿让经历了商马第事件的考验之后，《悲惨世界》的第二部至第五部都加进了柯赛特的成长，换言之，在米里哀老人救助了冉阿让这个中年人之后，冉阿让对柯赛特的救助就成为如何把博爱精神世代传承下去的一种探索。
冉阿让知道监狱里还有一个位置空着，那是他的，尽管米里哀主教毫不犹豫地信任了他，尽管他已经为海滨蒙特猗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公正作出了很多贡献，但是社会的舆论和法律还是把他视为苦役犯，把芳汀视为娼妓。幸而在认识了米里哀主教后，冉阿让学会了自己拯救自己，因而再次服苦役的冉阿让利用一次搭救海员的机会，故意跌入海中，让别人以为他已经死了。然后他悄然来到了德纳第家，准备把8岁的、正在做另一种苦役的小柯赛特接走。他花了1500法郎赎出了柯赛特，两人在巴黎郊区的老房子住下。但是沙威此时也调到了巴黎，冉阿让发现了沙威的面影之后，又与柯赛特一起逃到一所修道院，正巧遇上他当年在轮子下救出的割风老头，于是冉阿让作为割风的兄弟，在修道院里与割风一起当园丁。柯赛特则在这个安全而又宁静的园子里渐渐长大。割风死后，冉阿让便沿用割风的名字搬出修道院，他和柯赛特常在卢森堡公园散步，而柯赛特在那里遇到了意中人马吕斯。马吕斯的监护人也即他的外祖父听说柯赛特没有什么财产后，就表示不同意这门婚事。此时的冉阿让依然受到沙威顽强的追捕，但在他发现了柯赛特和马吕斯的感情之后，不禁为马吕斯的安全担心，因为这个热血的青年很快就加入1832年7月在巴黎发生的激烈巷战，那是巴黎人民因政府镇压共和党活动而发动的起义，马吕斯受了重伤，几乎牺牲。冉阿让在危急关头背起马吕斯，进入城市下水道，摸黑前进，终于找到塞纳河的出口处。但门锁着，门外站着德那第。冉阿让在答应德纳第贪婪的要求，出得门来时，又遇上了追踪德那第的沙威。冉阿让请求沙威允许他把马吕斯送回家，再回自己家一次，就跟他走。这次，沙威一反常态，竟同意了，实际也即把冉阿让放了。
马吕斯从家里醒来后，已经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想找到自己的恩人，但毫无线索。1833年2月，马吕斯与柯赛特举行了婚礼，冉阿让把自己原先在拉斐特银行的58万法郎存款都给了柯赛特，自己只留500法郎。沉浸在新婚欢乐中的马吕斯和柯赛特应有尽有，这一切都是冉阿让一手给予的，但是他却在热闹的婚礼中悄悄地离开了。他走回自己的空房，悄悄把10年前柯赛特穿过的小衣服拿出来，他把他那颗白发苍苍的头埋进柯赛特童年的衣服里，品尝人生的“最后一杯苦酒”。他又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善恶交叉的路口，他又一次面临抉择：一边是可怕的避风港，一边是诱人的陷阱。对于柯赛特和马吕斯的幸福，他应该怎么办呢？是硬挤进去，把它看成是属于自己的，继续用割风的名字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是应该就此“松手”，彻底牺牲自己的幸福，落入可怕的“深渊”？
雨果写道：“第一步不算什么，最后一步才是艰巨的。商马第事件与柯赛特婚姻及其后果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和再进牢房和变得一无所有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P1708）的确，此刻的冉阿让面对的可能是连米里哀主教都没有遇到过的抉择，因为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的感化改变了他的后半生，他因此感谢他、惦记他、忠诚于他。但是冉阿让若在两个青年人面前说出他的真实身份，他也许不仅要失去柯赛特，失去她原有的对他的依恋和爱慕，而且他在精神上所付出的一切无私的爱和关怀都可能被误解、被忽略、被完全彻底地在后人心目中忘却。如果他的磨难不能被人们认识，他的贡献不能被人们当作贡献接受，那么他通过这种磨难和奉献一切的历程所最终应该得到的那种高尚、那种神圣还存在吗？还可能吗？
冉阿让自己用同样的姿态在一个隆冬的漫漫长夜里待了12个小时，他“看上去像个死人，一动不动”，只有他的思绪还在地狱般的黑暗中打滚又腾空。
婚礼的第二天，冉阿让要求与马吕斯单独交谈，他告诉那个准备和柯赛特一起把他当作父亲的青年：“先生，我有一件事要告诉您。我过去是一个苦役犯。目前，我是一个违反放逐令的人。……我是柯赛特的什么人？一个过路人。关于那60万法郎，那是一笔托我保管的钱。我现在归还这笔款了。”当冉阿让终于把心中埋藏的话倾倒出来之后，他感到如释重负，他又一次完成了自我超越。但冉阿让还请求不要把这一切告诉柯赛特，马吕斯先是感到极其意外，然后就被现实所感染，一方面答应“保密”，一方面询问冉阿让想在那笔存款里支取多少酬金。在听到冉阿让问是不是以后不要再见面时，马吕斯冷淡地回答：“我想最好不再见面。”总之，在雨果的笔下，青年人是活泼的、骄傲的、自制的，像阳光一样灿烂的，但他们也是简单的、顺势的、沉浸于幸福而并不真正理解人间至爱的程度和欢乐的内涵的。
在冉阿让想到自己的告辞可能就是永别时，“他的面色不是苍白，而是青灰如土，眼中已无泪痕，但有一种悲惨的火光”（P1730）。他在推开门后又转身向马吕斯说：“我不知道您能否理解我，先生，但现在要走开，不再见到她，不再和她谈话，一无所有，这实在太困难了。如果您认为没有什么不恰当，让我偶尔来看看柯赛特。……次数可以少到如您所愿……”正像冉阿让所说的那样，年轻的马吕斯能够准许冉阿让每天傍晚来看柯赛特，但他不一定能“理解”冉阿让的哀愁。纯洁的柯赛特最初还为“父亲”突然变得“古怪”而莫名其妙，用撒娇的语气怪嗔他，但很快，她也就习惯了冉阿让有时来、有时不来，以至于最后，不来了。
再也走不动的冉阿让正处在他“崇高的黎明”前夕，在“最后的黑暗”中蹒跚、滞留。他的心中已经平静，不再有怨有愧。等到马吕斯终于在德纳第的又一次敲诈欺骗行为中得知冉阿让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时，他“喘不过气来，他用手压住心跳”，拉住柯赛特奔跑着跳上街车，要去把那个“圣化”的苦役犯，那个“伟大无比的父亲”接回家来。他们三人终于在死神的阴影下达到互相原谅、互相尊敬、彼此相知、彼此相爱。冉阿让幸福地死在两个年轻人的怀中，他最后对下一代人的希望是：
孩子们，你们永远相爱吧。世上除了相爱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了。（P1796）
这句话是全书的中心主题，是雨果心目中最值得人们记取和遵循的思想，他希望用这样的思想去改变人，去促使人们追求真正的欢乐。米里哀主教用这种精神改变了冉阿让，而冉阿让的一生也是致力于改变悲惨世界的一生，他曾拥有财富、权力，曾显示自己经济和政治活动中的才华，也从不缺乏乐善好施之心，但他没有能改变芳汀的命运，没有能改变德纳第的罪恶，也没有能改变沙威的错误，他只是改变了柯赛特和马吕斯这一对年轻人对世界的认识，使他俩看到了生活有一种更高的形式，看到了信仰、奉献、牺牲等崇高精神的存在，他使人道主义精神在第三代人身上有可能得到认可和传承。
四大问题的解剖：罪恶、法律、革命和博爱
在《悲惨世界》的扉页上，作者以序言的形式写道，本世纪有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法律和习俗造成了社会压迫，出于“人为”的原因和“社会的毒害”，文明的鼎盛时期却有许多人遭受灾祸，围绕着这样一个“悲惨世界”，雨果解剖了罪恶、法律、革命和博爱这四大问题。
1.罪恶：现象及根源
关于冉阿让的犯罪，作者不仅指出，冉阿让的第一次偷窃是因为贫穷，因为“有一年的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面包，绝对没有一点面包，却有7个孩子”（P106）。而且强调：社会的法律总是与习俗陈见结合在一起，为社会造成罪恶。冉阿让被指控行窃送到法院时，人们发现他家里原有一支枪，他原是一个喜欢私自打猎的好枪手。于是这个社会的成见就是：私自打猎的人，正如走私的人，都和土匪相去不远。而实际上，雨果指出，在森林里打猎和在山中海上走私的人，与城市里那些卑鄙无耻的杀人犯有天壤之别。“山、海和森林使人变得粗野，它们只发展这种野性，却不毁灭人性。”（P106）但是冉阿让被判了罪，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文明”的制度和陈习使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迫远离社会，遭到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关在监狱中的冉阿让以良心为法庭，审问过自己，他认为自己的错在于当初他如果肯向别人乞讨那块面包，人家也许不会不给，只要没有饿死，还是可以等待的。虽然人类社会真正饿死的事根本是很少见到的，穷人总是既希望脱离贫困，又不希望进入不名誉的地位。但自以为靠偷窃就可以解决困难，这不仅是鲁莽，而且是发疯。随后冉阿让不禁想到：在他这次走上绝路的过程中，他是不是唯一有过失的人呢？“愿意工作，但缺少工作，愿意劳动，而缺少面包，首先这能不能不算为严重的事情呢？到后来，犯了过失，并且招认了，处罚又是否苛刻过分呢？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否比犯人在犯罪方面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呢？”（P111）雨果认为，像冉阿让这样“潦倒的男子”以及他们被迫作出的违法行为，社会必须正视，因为是社会地位不平等、分配不公正、审判不公允、处罚不得当造成它的底层的人们永远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苦海之中。
关于芳汀的犯罪，雨果同样也解剖道：芳汀受骗怀孕后，才发现她已经被遗弃了，不仅被那个男人遗弃了，整个社会、过去的所有朋友都觉得没有再做朋友的理由了。当她孑然一身、无亲无故时，她自己也发现自己劳动的习惯减少了，娱乐的嗜好加多了。她隐约感到她不久就将堕入苦难，陷入更加不堪的境地。好在她有毅力，她敢于大胆正视人生，22岁的她变卖了所有东西，还清了各处的零星债务，背负着孩子回到家乡做工。她把自己的生活开支降到了最低点，为了治柯赛特的“病”和还债，她出卖了头发、牙齿，以及全部，她终于一咬牙做了公娼。雨果为此写道：
芳汀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社会收买了一个奴隶。向谁收买？向贫穷收买。向饥、寒、孤独、遗弃、贫困收买。令人痛心的收买。一个人的灵魂交换一块面包。贫穷卖出，社会买进。
耶稣基督的神圣法则统治着我们的文明，但是没有渗透到文明那里去。一般人认为在欧洲文明里，已经没有奴隶制度，这是一种误解。奴隶制度始终存在，不过只压迫妇女罢了，那便是娼妓制度。
它压迫妇女，就是说压迫亲情，压迫弱者，压迫美貌，压迫母性。这在男子方面绝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耻辱。
当这惨剧发展到了现阶段，芳汀已经完全不是从前那个人了。（P231）
芳汀的“堕落”与冉阿让的“潦倒”一样，不是由于他们灵魂的堕落或失控，他们都已经用尽全力地去承受、忍受苦难，如果说冉阿让还忍不住反抗了一下社会，那么芳汀则一直忍让到一个人能忍让的极限，她的那种忍让已经类似冷漠，正如死亡类似睡眠。生活和社会秩序已经对她下了结论，她已经是一块浸满了脏水的海绵。芳汀和冉阿让一样，都自认在上帝面前可以发誓，他们没有犯罪，最多有一些人之共有的错误。但是在法律和社会舆论面前，他们却绝对有罪，并且必受惩罚、受重罚。
与他俩相比，小柯赛特经受的苦难则是由于真正的罪恶，德纳第夫妇一直存心作伪、居心敲诈、恶意勒索。在芳汀还没找到稳定的工作时，德纳第夫人已经把看管柯赛特的费用从6法郎加到12法郎，并继续加到15法郎。在芳汀没日没夜地以缝补为生时，德纳第夫妇写信来说柯赛特得了“猩红热”，芳汀为此被迫卖掉头发和门牙。柯赛特在德纳第家完全是个童工，每天要做数不尽的累活，她被笑为“小叫花子”、“小贱货”。冉阿让在德纳第家看到她时，8岁的她已经瘦得骨头毕露，在隆冬身上也不过是一件满是窟窿的布衣，她从头到脚的所有神情、说话的声音和语言的迟钝，都只表现和透露一种心情：恐惧。（P481）但当冉阿让提出要带她走时，夫妻俩却争先恐后地表白自己对这个小孤女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爱她，最终敲得1500法郎。待冉阿让带着柯赛特离开魔爪之后，这个客栈老板又后悔了，他想到冉阿让那么痛快地掏出1500法郎，那么他也许还会给15000法郎。于是他追出去，像狐狸一样凭嗅觉赶上他们，假装退还1500法郎也不能不负责任地把小柯赛特交给一个陌生人。当冉阿让把手再次伸进手袋里时，他一瞧见那只盛钞票的皮夹就乐得浑身酸软。但冉阿让掏出的是芳汀生前写下的纸条。于是德纳第知道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他感到两种强烈的愤恨，恨自己必须放弃原先期望的腐蚀，又恨自己被击败。他在装‘羊’的伎俩败露后，就改换豺狼的行动，他用无赖的口吻斩钉截铁地说：‘无—名—无—姓—先生，我一定收回柯赛特，除非您再给我3000法郎。’”冉阿让心平气和地用左手牵住柯赛特，用右手拾起一根粗壮无比的棍棒，德纳第望着这棍棒、这荒野和冉阿让的两只大拳头，心中无比懊悔：“我既然出来打猎，却又没有把我的那支长枪带来！”这个不肯罢休的贪心鬼又死死跟着冉阿让和柯赛特走了好一段，直至他发现冉阿让的脸色愈来愈阴沉，才认为“不便”再跟了。雨果在介绍德纳第这样的恶人时说：
德纳第原是一个那种具有双重性格的人，那种人有时会在我们中间蒙混过去，过去之后，也不至于被发现。有许多人便是那样半明半昧度过他们的一生的。德纳第在安定平凡的环境中，他完全可以当一个——我们不说“是”一个——够得上称为诚实商人、好绅士的那种人。同时，在某种情况下，当某种动力把他的底层性格掀了起来的时候，他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暴徒。这是一个具有魔性的小商人。撒旦应当会偶然蹲在德纳第过活的那所破屋的某个角落里，对着这位丑恶的杰出人物做它的好梦的。（P509）
对德纳第这个丑恶的杰出人物而言，丑恶是他的底层性格，他会审时度势，会像数学家一样地计算投机取巧的盈亏，他那种清晰和敏锐的机警，对财富、阴谋的本能爱好，促使他在任何一个偶然的机会中都有可能伺机作恶。芳汀给了他一个机会，冉阿让也是他发现的又一个机会，后来沙威、马吕斯都不断成为他鬼混人世的机会。小说在结尾处还交代，马吕斯因为从他的口中无意得知冉阿让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之后，扔给他4500法郎，命令他立即离开法国，带着女儿到美洲去，并说只要这个魔鬼启程，他就再给德纳第一两万法郎。结果德纳第用马吕斯给他的汇款去了纽约，成为“第一个贩卖黑奴的商人”（P1784）。雨果通过德纳第歹毒心肠的揭露和解剖，强调这样人的恶毒之心是无可救药的，他们永不满足，永远伺机待发。社会的法律只惩罚了那些表面的犯罪现象，社会的革命也只变更了朝代和个别君主，像德纳第一家人这样的真正的罪恶根源却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面对和制止。人类仿佛还没有找到惩治罪恶之心的真正有效的方法，而雨果的希望寄托于善良之心的培育、传承和弘扬。
2.法律、革命和博爱
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家曾把制度的改革视为18世纪社会变革的主要任务，他们以一系列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和基本人权的理论系统，为西方社会逐渐建立起完整的政体和法律机器。《悲惨世界》中的沙威是社会法律体系的一个代表，雨果在介绍他时说：
这个人是由两种感情构成的：尊敬官府、仇恨反叛。这两种感情本来很简单，也可以说还相当地好，但是他操之过急，也难免作恶。在他看来，偷盗、杀人，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凡是在政府有一官半职的人，上自内阁大臣，下至乡村民警，他对于这些人，都有一种盲目的深厚信仰。对于曾经一度触犯法律的人，他一概加以鄙视、嫉恨和厌恶……他用直线式的眼光去理解人世间最曲折的事物；他深信自己的作用，热爱自己的职务；他做暗探，如同别人做神甫一样。落在他手中的人必无幸免！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他那样做了，还会自鸣得意，如同行了善事。同时，他一生刻苦、独居、克己、制欲，从来不曾娱乐过。他对于职务是绝对有公无私的……（P212—213）
雨果一方面刻画他对国家机器的“愚忠”，他那种“黑暗的正直”、“盲目的信仰”，他像影子一样跟踪冉阿让，锲而不舍，他对所有的“游民”都充满仇视、猜疑，并努力把他们绳之以法；另一方面强调这个人对法律的信仰使他变得极为冷漠，冷漠得不是像一块冰冷的石头，而是像一块木头。芳汀曾在他面前哭述苦情，她泪眼昏花，敞开胸，拗着手指，急促地咳嗽，低声下气，形同垂死的人。深沉的痛苦是转变穷苦人容貌的一种威猛的神光。当时芳汀忽然变美了，一颗石心也会被她说软的，但沙威那颗木头做的心是软化不了的。雨果发现，像沙威这样的心不仅对别人冷酷无情，而且对上帝和以宗教为代表的人类精神世界也是视为现实秩序中普通的一部分，毫无信仰之情的，因为他随后对可怜的芳汀说：
好！你说的我已经听见了。你说完了没有？走吧，现在。你有你的6个月监禁，永生的天父亲自到来也没有办法。（P238）
雨果认为：法律的盲目性在于执法的人对法律有着盲目的信仰，沙威是法律的奴隶，对他而言，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不去讲人道、伟大和崇高，人人都只求无过。但是冉阿让使他糊涂了，在巴黎的巷战中，沙威被革命者逮住，冉阿让主动服从的不是人间之法，而是指向天国的原则，冉阿让因为沙威不是恶人，而不愿意惩罚他。后来沙威在塞纳河口终于逮住冉阿让时，他也不知不觉地松了手，放了冉阿让：
各种难解的新问题在他眼前闪过，他自问自答，他的答复使他吃惊。他自问：“这个苦役犯，也为了泄恨，同时也为了自身的安全，他都应该复仇，但他却赦免了我，让我活着。他做了什么？尽他的责任？不是这里进了一步。而我，我也饶恕了他，我做的又是什么？尽了我的责任。不是。也更进了一步。这样说，在职责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使他惊慌失措，他的天平也散了架，一个秤盘掉进深渊，另一个上了天；……他有一个上级，吉斯凯先生，迄今为止他从没有想过另外那个上级：上帝。”（P1631—1632）
一个勇往直前的人迷了路，正在往后退。
被迫来承认这一点：正确无误不是肯定有效的，教条也可能有错，法典并不包括一切，社会不是尽善尽美的，权力也会动摇，永恒不变的也可能发生破裂。法官只是凡人，法律也可能有错，法庭可能错判！（沙威）在无边无际的像碧色玻璃的苍穹上看到了一条裂痕！……上帝永远存在人的心里，这是真正的良心，它不为虚假的良心所左右，它禁止火星熄灭，它命令光要记住太阳，当心灵遇到虚假的绝对时，它指示心灵要认识真正的绝对，人性必胜，人心不灭，这一光辉的现象，可能是我们内心最壮丽的奇迹，沙威能理解它吗？沙威能洞察它吗？沙威有所体会吗？肯定不能。但在这种不容置疑的不理解的压力下，他感到自己的脑袋开裂了。（P1633—1634）
沙威的自杀似乎带有强烈的作家主观色彩，雨果似乎更想证实自己的结论而不是一个人物思想发展的客观逻辑。雨果想突出的观念就是在至高无上的法律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不把人性、人心、人道主义原则置于法律之上，个体就无法抗拒作为国家机器化身的法律，法律不仅可能成为压制民众、摧毁人性的可怕淫威，而且社会成员还可能无法以正当的理由和合法的渠道对之进行监督或反抗。
同样，对雨果的人道主义原则而言，“革命”的道路和流血斗争的方法也是经不起历史回顾和反思的。在《悲惨世界》里，雨果以马吕斯父亲参加的拿破仑战争和马吕斯参加的巴黎巷战，分析和解剖了19世纪的两种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在第二部描写滑铁卢战场的篇章里，雨果不断强调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奔赴欧洲战场，自以为是去帮助其他国家扫清封建堡垒的，但结果欧洲各国都认为法国人妄想称霸欧洲。滑铁卢拿破仑的惨败是个谜，“它对于胜者和败者都一样是不明不白”，在这场战争的诸多不测细节中，人们津津乐道于那些微不足道的人力和机缘，以为英国的军队具有更好的将领，却没有看到上天干预的痕迹，没有看到上帝安排的对偶法和历史的真迹（P416）：
滑铁卢里面有什么，我们就只应当看见什么。自觉的自由，一点也没有。反革命在无意中成了自由主义者，拿破仑在无意中成了革命者。（P2123）
与这个历史玩笑相似，英勇善战、充满爱国激情的马吕斯父亲彭眉胥上校倒在了血泊里，在战场的死尸中搜寻财物的中士德纳第却看中了他铁甲上的银质功勋十字章。德纳第把这个“断了气”的人从尸山里拖出来，搜出了他身上的表和钱包，正欲离开时，呼吸到流畅空气的上校却因此醒过来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在雨果看来，以拿破仑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其实是“战争少、屠杀多”（P420），“人已经被拿破仑变成伟大的了，同时也被他变成渺小的了。理想在那物质昌明的时代，得了一个奇怪名称：空论。伟大人物的严重疏忽，就是嘲笑未来。人民热爱炮手的炮灰，却还在睁着眼睛寻他”（P425）。彭眉胥的“牺牲”和“感恩”都没有给予应给的对象，历史就像是开玩笑似的把美变成了丑，把恶变成了非恶。革命的结果其实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
关于人民的战争，雨果在第三、四卷里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描写。雨果认为“巴黎的人民，即使是成人，也还是野孩；刻画这孩子，便是刻画这城市”（P721）。为此，他写了一个流浪儿小伽弗洛什，他的特点就像巴黎人民的特点一样，是吃苦和劳动，是乐观和勇敢，他有父母，却又是孤儿，穿着大人的长裤，却不是他父亲的，披着妇女的褂子，却不是他母亲的。“他去去，来来，唱唱，丢铜板、掏水沟，偶尔偷点小东西，不过只是和小猫小雀那样，偷着玩了，人家叫他小淘气，他便笑，叫他流氓，便生气。他没有住处，没有面包，没有火，没有温暖，但是他快乐，因为他自由。”（P723）
这个酷爱自由的孤儿在1832年6月的巴黎巷战中，一直英勇无畏地战斗到最后，为了搜集子弹，他走出街头，冒着密集的弹雨，唱起了乐观的战歌，最后饮弹牺牲。雨果把他作为“巴黎的原子”、人民的原子，歌颂他的天真、有趣、轻捷、机警和他与生俱有的勇敢。雨果认为“那些赤着的脚、光着的胳膊、破烂的衣服、蒙昧猥贱的黑暗状态是可以用来达到理想的。你深入细察人民，就能发现真理”（P722）。但同时，雨果也认为人民革命的冲动，既是伟大的，也是野蛮的：
野蛮。让我们来把这词儿说明一下。这些毛发直竖的人们，在那革命破天荒第一次爆发的混乱中，衣服破烂，吼声震天，横眉怒目地抡着铁锤，高举长矛，一齐向着丧魂失魄的老巴黎涌上去，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要的是压迫的终止、暴政的终止、刑戮的终止，成人有工作、儿童有教育、妇女有社会的温暖，要自由，要平等，要博爱，人人有面包，人人有思想，世界乐园化，进步……这是一些野蛮人，是的，但是是文明的野蛮人。……假使一定要我们在那些文明的野蛮人和野蛮的文明人之间有所选择的话，我们便宁肯选择那些野蛮人。
但是，谢谢皇天，另一种选择也是可能的。无论朝前和朝后，陡直的下坠总是不必要的。既不要专政主义，也不要恐怖主义。我们要的是舒徐上升的进步。（P1050）
在雨果看来，偷窃、卖淫、贫穷、抗争，都是特定时期的暂时之恶，法律和革命是人们控制罪恶的暂时手段，我们永远不应该为了眼前的、暂时的秩序而忘了永恒的人道的法则、正义的法则，因为表面的罪恶并不难处理，唯有罪恶之心永远无法在法律和革命中被真正埋葬。在我们进行忠于职守的辛勤劳作的同时，在我们毫不犹豫地勇敢投入各种各样的“巷战”的同时，我们还要进行我们心灵的革命，让我们对“善”的不自觉的被吸引，逐渐变为自觉的、高尚的信仰。雨果在剖析罪恶、法律和革命的内涵与外延之后，同时也就进一步地突出了“博爱”的主题和用“善”拯救危世人心的主张。
对雨果而言，艺术家的职责不是描述或记录生活，而是像上帝一样去创造这个世界，让这个活着的世界洋溢着清新、自由、高尚、圣洁的空气和阳光，所以他不是用笔去模仿现实，而是用想象力、用激情和理想，在梦幻般的情境中创造一切。也许雨果笔下的米里哀、冉阿让是世界上几乎找不到的人，也许德纳第的骗术和诡计帮助他更充分地享受着现代世界的物质昌明，也许柯赛特和马吕斯在现实的强大趋势下又一次情不自禁地顺势成长，消融在现代文明舒适安逸的生活方式之中，也许现代人更相信拯救危世的法宝不是“善”，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或制度文明这些更为确切、更可以分工操作的概念，但正像雨果在序言中所坚信的那样，只要这世上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有恶的魔影，像《悲惨世界》这样的浪漫主义小说就不会是无用的。
注释：
【1】〔法〕雨果：《悲惨世界》，李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文中引用仅注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