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感冒，新兴经济体打喷嚏
美利坚合众国在其崛起初期，曾将孤立主义奉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最佳姿态。在称为美国世纪的20世纪中，美国已将自己的影响力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其结果是，美国打喷嚏，世界就会感冒。
而当21世纪到来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世界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时代过去了，新兴国家自身已经具备相当强的免疫力。一个例证是，许多观察家急切地将新世纪以新兴国家冠名。诸如“中国的世纪”、“印度的世界”的说法不胫而走，更为保险的一种预言是将未来近百年时间称为“金砖四国的世纪”。金砖四国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四个发展中大国英文首字母缩写即“BRICs”的中文直译。
那么，美国出了乱子，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国家是否就不再步履蹒跚了呢？这次美国次级债券危机提供了一个检验新兴国家经济对美国依赖程度的好机会。目前，这个问题的最新答案是：美国感冒，新兴经济体打喷嚏。
当前的次贷危机带有明显的“美国制造”（Made in USA）的标志。次贷危机从美国的房贷市场萌发，作用于资金管理机构，震撼着美国的股市。现在，世界主要担忧的焦点在于金融动荡是否会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是美国传导其经济影响的两个渠道。因而在这场危机中，新兴国家将会很快发现，一个金融动荡和经济势衰的美国到底会构成多大的影响。
现有的事实表明，这种影响依然重大，但已不像五六年前那么严重。
显然，金融危机是美国过去几年金融领域过度乐观的后果，投资者一度视风险为无物。这与曾经的互联网经济泡沫膨胀时一样。钟爱信贷消费的美国人在次级按揭贷款市场活跃时可以享受“无钱也可买房”的轻松惬意，现在终于惹出了麻烦。而像贪吃蛇一样吞下以这些贷款为抵押的投资公司，则集中并放大了这种风险。机构破产或亏损的原因是市场资金链的流动性出现了问题。正如法国巴黎银行冻结其旗下三只基金时所说的：“市场某些环节的流动性完全被蒸发了。”
这的确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这可能会顺着债务链引发一连串的危机。如果甲金融机构无法卖出以按揭贷款抵押的证券，也就没有钱来还其欠乙机构的债务，乙机构也就没钱还丁机构的账。事实上，丁机构可能真的有钱，但却紧紧攥在手里。因为，他们不相信其他人会归还贷款，情况因此变得更加糟糕。
流动性危机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政策制定者很难应对。理论上说，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有两种选择：一是降低利率；二是向银行注入流动性，就像现在所做的那样。在目前的环境下，注入流动性确实是较好的选择。事实上，注入流动性正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嗜好。我们还记得，伯南克曾在2002年的一场演讲中表示，如果一个衰退的经济已经将利率降到零点，那么，他会建议使用直升机向金融系统抛撒钞票，以保持经济和金融系统得以运转。在解释大危机的著作中，伯南克也认为，如果美联储及时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就有可能避免众多银行的破产，因为在大危机中挤兑者让银行的资金变得空空如也。
但是，一旦流动性枯竭，这些名义货币政策工具将丧失大部分功效。如果没有人愿意贷款，降低资金的成本对资金短缺者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向银行注入流动性也是这样，即便银行有大量资金，但如果惮于信贷风险而将大把大把的钱放在银行的地下室也于事无补。“你可以把牛拉到水边，但是无法强迫它饮水。”这几乎是所有货币政策的共同难题，央行出手化解流动性危机也是一样。
次贷危机本质上属于流动性危机，因而谁是世界流动性供给的主导者谁就在这场波及全球的危机中占据有利地位。许多观察家、投资银行和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却一直认为，全球货币供应状况完全由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左右，进而得出全球流动性紧缩势将严重影响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的结论。
事实上，在危机之前，世界广义的货币供给量中的3/4是由新型国家提供的。2006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上升了20%，俄罗斯的货币供应增长甚至达到了51%，而印度为24%；相形之下，欧元区、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指标分别仅约为10%、5%和2%；从整体上看，新兴国家的广义货币供应在去年平均增加了21%，这至少是发达国家的3倍。这个速度显然是惊人的。2006年，新兴国家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真实货币供应增长率已接近16%，而发达国家还不到6%。其结果是，整个全球的货币供应处于近几十年来的最快通道中，而这基本上是新兴国家货币供应扩张的结果。
诚然，新兴国家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是与其经济的高速增长相伴随的。但是扣除经济增长率之后的货币供应量依然巨大，这就意味着货币供应的过度增长。这从新兴国家的利率水平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在过去三年中，美国和欧元区已经收紧了货币政策，但是新兴国家的平均利率几乎岿然不动。中国和印度是两个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而它们的真实利率水平处于世界最低之列。
尽管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解释因素，但我认为，流动性危机之所以在发达国家爆发与世界货币供应角色的转换不无联系。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流动性在全球的配置格局有望让危机扩散的步伐止于新兴国家的市场之外。时移事异，世界金融环境的悄然变迁，已把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推向了前台。过去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扩张，其影响几乎走不出国门。但是随着跨境金融联系的加强，新兴国家央行的影响力已举足轻重。帮助全球走出流动性危机，新兴国家或将大有作为。
近来不少观点认为，美国已经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应该把目光转向新兴国家。继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之后，人们又概括出了世界经济新兴“增长极”，即所谓的“VISTA五国”，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这五个中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联系中，这些新兴国家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同时，大国之间的经济格局也在悄然变迁。2009年2月，中国外贸出现了一个有意义的变化，中国向欧洲的出口首次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在很多人眼中，这意味着中国已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时常能够听到很多新型国家自豪地声称，本国经济已无需过多地看美国经济的脸色了，因为经济的多极化已将风险从美国这一个篮子分散到了多个篮子中去了。然而，从这次金融市场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以及所造成的损失来看，这种观点是过于乐观了。
美国信贷市场的危机已演化成全球性的股灾，尤其以新兴国家为重，从香港，到新加坡、韩国，到俄罗斯，再到巴西，股市均经历了大幅下跌。这足以表明，美国仍然举足轻重。或者也可以说，美国仍具备将本国的风险在全球市场进行分摊的能力。如果说，新兴国家已经开始改变将本国经济表现的好坏维系于美国的话，那么美国在分散和传递风险上做得显然更成功。事实上，就中国而言，虽然美国已不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向美国出口所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美国向中国出口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20倍。风险的集中度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美国经济的衰退还可能会通过美元的贬值而殃及本国经济。在中国高达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约有2/3是以美元资产持有的。美元的贬值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另外，美元的加剧疲软也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出口竞争力造成影响，而出口在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中通常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考量要求新兴国家不得不主动分摊来自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并维持美元的基本稳定。
不过，新型国家现在所处的地位已经好于数年前。在发生“9·11”事件的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使得亚洲的出口增长率同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经济的问题会对新兴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类似程度的破坏。新兴国家的确需要美国的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但世界其他地区也在提供相同的服务功能。更重要的是，新兴国家自身的市场也在走向成熟，本土化的金融机构也雄心勃勃，而曾经为筹措发展资金而苦恼的新兴经济体正涌动着充裕的流动性。
美国金融市场的紊乱有助于亚洲恢复对其金融体制的信心。目前，反思亚洲金融危机的潮流尚未完全消退，却出现了另一个需要反思的案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体制便饱受诟病。然而，眼前的事实表明，美国市场中存在类似的弊端。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美国的消费者和银行肆无忌惮地扩张信贷，资金管理机构也对高风险债券趋之若鹜，而监管者却没有做出及时的调整。这些情况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十分相似。从这个角度说，亚洲没有必要再为自己曾经让全球经济遭受风暴而羞愧，并且有理由发展有亚洲特色的金融系统。
总之，在这次次级债券市场所引发的危机中，是美国感冒，世界打喷嚏，而不是相反。对于新兴国家来说，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