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阻止鸡的死亡？
——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政策
农民请教祭司如何才能挽救那些奄奄一息的鸡。祭司建议他祈祷，但鸡还是在不断死去。然后祭司又建议他向鸡舍播放音乐，但死亡并没有减少。在默默地想了一会儿之后，祭司建议农民立即给鸡舍刷上明亮的油漆。最后，所有的鸡都死了。祭司告诉农民：“非常遗憾，我还有好多好主意呢。”
这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夫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为《经济学家》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述的一个古老故事。萨克斯的这个故事是在针对缓解非洲贫困的政策。当时是1996年，遗憾的是，整整10年过去了，他自己的建议也未能有效阻止非洲的战乱和停滞。同样在这份《经济学家》杂志上，最新刊登了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报告中再次将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列为世界上发展最困难的区域。
的确，在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人们历来主意很多，但成果很少。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没少为非洲经济出谋划策，可是在1978—1987年，非洲人均产量下降了0.7%，而1987—1994年又下降了0.6%。虽然自2000年以来，非洲经济增长率得以稳定在4%以上，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债务消减。
经济因何增长？如果我们把劳动生产率定义为一个工人在单位时间内所能生产的物品和劳务的数量，那么，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原因就只能是因为人口的增加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人口相比，劳动生产率显得更加重要。拿中国来说，在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合作社时期，近20年时间里人口增加了数亿，而且人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可是我们仍然被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越甩越远，其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低下。因此，要回答为什么一些经济在生产物品和劳务方面比另一些经济要强许多，就必须从生产率方面找原因。总的说来，决定一国生产率的因素可归结为自然资源、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四个方面。
在人类的认识史上，物质资本的积累可能是首先得到强调的一个因素。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创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积累率或者储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普遍的看法。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他说：“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资源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15%以上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
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罗伯特·索洛等人开发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索洛通过研究实际资料发现，在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增长和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之后还有一个“剩余”，索洛把除去要素投入之外对经济增长起着更大作用的这部分归因于“技术进步”。目前，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达到80%左右，而我国只有40%，这是我国生产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在过去20年时间里，“新增长理论”异军突起，它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新增长理论”的视角更为广阔，创新、研究与开发（简称研发）、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得到了深入讨论，这些方面是实现“规模报酬不变”甚至“规模报酬递增”的保证。因而，新增长理论为经济增长描绘出了一个更加乐观的前景。
同非洲大陆相比，中国之所以增长得更好并不仅仅是源于丰富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本。而中国要想比非洲走得更远就必须倚重经济增长的其他源泉。
我国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表明我们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另外，我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高达40%以上，与此同时我们每年还吸收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英文简称FDI）。总而言之，我们在要素投入上的问题不大。实际上，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地发现，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率中有70%以上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虽然，劳动和资本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功不可没，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投资效率已经进入了下降通道。这是要素边际产出下降的必然结果。眼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能源消费大国，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不容乐观，这些都暗示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势在必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更多地依靠经济增长的其他源泉。
现在，人们日益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到学校上学或者参加各类培训不仅能让自己找到更好的工作，也会给社会带来好处。比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会产生一些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将进入社会的知识宝库，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这种效应称为教育的外部性。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在我国还有更好的理由。我国人多地少，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下岗工人；而与此同时，熟练技术工人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严重短缺。这表明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而在具有人力资本的技术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却小于需求。缓解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关键在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增加技术劳动力的供给，同时减少普通劳动力的存量。
经过人力资本投资，本来没事干的农民可以更顺利地在城市就业，这使得同样多的劳动力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所以这也是技术进步的一个表现。不过，技术进步更直接的源泉来自创新的研发。问题是，由于很多的研发成果很容易被别人模仿，私人投资研发的积极性通常受到限制。因此，政府通过实施鼓励研发的政策能够加快技术进步。
此外，中国的优势还在于可以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这个法宝。日本资源匮乏，但却国富民强，其秘诀何在？答案是国际贸易。通过发展外向型的政策，一国可以从别国进口稀缺资源，并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在某些方面，贸易好似一项技术，当一个国家出口淡水并进口石油时，这个国度就获得了“把水变成油”的奇妙法术！我们看到，世界上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这绝不是偶然的。因而，中国有理由期待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对中国来说，打开国门做生意的好处不仅仅是能够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我们还可以学到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意味着中国有机会获得一种“后发优势”。我们知道，中国落后的原因关键是在技术上，只要能够直接获取先进的技术，我们就能够节约大量的研发费用，少走很多弯路，从而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简单地说，“后发优势”类似于“最佳进步奖”，通常只有那些开始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才有机会获得。
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包括印度）虽然在人均上仍然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但是却已经通过市场化和改革开放成功地阻止了“鸡”的死亡。对此，经济学家应该感到欣慰，因为这与他们的理论预测完全一致。然而，对于如何才能走上市场化和开放的道路，经济学家所能提供的指导却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