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问题，还是经济学的问题？
金融危机在重创市场体系的同时，也必将掀起思想世界的变革。经济金融模式正在迎来一场巨大的变革，人们的思维理念也是如此。即将到来的思想革命不仅仅是茶壶里的风暴，它源于现实的教训和需要。
在某种程度上，诚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尔·罗德里克所说，当前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经济学家的问题。综观最近40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它要证明的是，经济周期如果没有被成功驯服的话，其破坏力也不足为忧。短期经济波动似乎被当作一个彻底解决了问题而被搁置起来，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令人着迷的长期增长研究中去。
在理论上，看似全面的经济周期理论没有为剧烈经济波动留下应有的空间。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宏观经济学革命，不是把来自货币名义的扰动赋予过高甚至是唯一的权重，就是认为经济波动源于外部的真实冲击。理性预期革命实际上排除了因经济行为人的错误决策而导致经济波动的可能性，经济波动主要是源自意料之外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被看作是大量经济个体的总和，个体是理性的，作为理性个体行动结果的宏观经济即便有什么波动的话，也是合理的，并且是短暂的。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真实经济周期的理论家将经济周期归因于来自供给面冲击，比如技术革新或战争等，经济波动是经济行为人应对这些冲击的结果。
总之，多年来的宏观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诱导因素来自意料之外的政策干扰或者经济体外部。这些理论认为，经济波动其实是经济行为人最优决策的结果，不需要政府作出干预。
宏观经济波动性的下降，不断助长着政策当局的信心。就货币政策而言，弗里德曼在1963年将大萧条归咎于货币政策，这在证明“货币的确重要”（money does matter）的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简单的政策处方，即管好货币。弗里德曼在1968年进一步作出结论：货币政策保持稳定可以为经济运行营造良好环境，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就可以为经济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格林斯潘的政策实践与之呼应。在经济出现波动的早期，货币政策立刻实行了强有力的反向操作，市场信心得以提振，结果经济之舟平稳地驶过了高科技泡沫和“9·11”事件危机。
在创新上，包括电子通信在内的技术进步，推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使得风险看上去被充分分散，经济运行的基础和结构看上去发生了降低宏观经济风险的有利变革。引人瞩目的是，MIT的经济学家达伦·阿瑟莫格鲁指出，数据分析也准确无误地显示：随着一国人均收入的提高，该经济体的波动也将减弱；并且的确也有大量证据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的波动有所减弱。
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上的进展和发现，进一步催生了民众对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普遍乐观情绪。如果经济收缩是轻微而短暂的，那么金融机构、企业和消费者就会更容易淡化对资产价格大幅缩水的忧虑。
事实证明，大规模的宏观金融动荡显然没有消失。标准的宏观经济学不仅没有预测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明显收缩，也很难给出合理解释。导致金融危机的诸多因素都被排除在现有的分析框架之外。金融危机显示，高智商高科技组成的经济体，其宏观经济表现可能并不理想。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相互勾连也促使风险更容易扩散。在微观层面，我们都被告知应该相信经济主体尤其是大企业的运行和选择，它们理性决策，并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但巨型企业的破产倒闭粉碎了我们的观点。当前的宏观理论已经过于完美，以至于无法容下这些在一般均衡框架中被当作前提假设而排除掉的元素。
这场危机需要很多学术研究来进行根本性转向。是否拥有完美的微观基础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危机显示，理性的微观主体并不是宏观稳定的基石。此外，宏观经济学需要更好地将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与金融领域结合起来，深入分析实体问题是如何被金融工具掩盖并放大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被认为是金融危机之源，中国尚未发生美国式的危机，但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本币升值过程中的房价过快上升也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在大量精力投入长期实体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部门也需要进行重点研究。
变革和修补宏观理论框架的一个渠道在于重新拾起那些被主流理论丢失的智慧。在危机发生后，很多人想到了奥地利学派，特别是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此外，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熊彼特的话，就不会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周期正在收窄或消失。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之一，是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表现。他一再指出，如果经济周期消失，那么一个社会就将停滞不前，陷入一个封闭的循环流转之中，而只有创造和毁灭才能突破这个封闭循环，将经济带入一个更高的平台。
经济周期的火苗深藏在人性之中。凯恩斯作为数学科班出身，却非常排斥经济学的数学化。当崇拜者将他的理论诉诸精美的模型分析后，他作为一代卓越投资家的诸多闪光点也就被遗漏殆尽。后人把凯恩斯关于经济周期的论述概括为真实的有效需求的下降，但却没有强调这种下降的突然性以及其背后的人性心理分析。现在凯恩斯有关“动物精神”的提法已再度流行。对于这场危机，如果我们不从人性中非理性的层面出发，就难以给出完整解释。
另一个有望赢得声誉的人性分析概念，是索罗斯首创的“反射理论”。反射理论是指投资者（及其行为）与金融市场间相互决定的互动关系，投资者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和对市场的认知形成对市场的预期，并付诸投资行动。这种行动改变了市场原有发展方向，就会反射出一种新的市场形态，从而形成新的资讯，让投资者产生新的投资信念，并继续改变金融市场的走向。由于投资者不可能获得完整的资讯，他们投资所依据的是“投资偏见”，这些“投资偏见”是金融市场运转的根本动力。当“投资偏见”零散的时候，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是很小的；当“投资偏见”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并产生群体影响时就会产生“蝴蝶效应”，从而推动市场朝单一方向发展，最终必然反转。
理论界还没有对现实的调整作出积极回应，理论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国内外的主流教科书不可能很快作出改变。这固然有时滞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主流经济学仍然占据着大学校园。《纽约时报》近日也指出“象牙塔未受经济衰退影响”，研究生之所以不学习凯恩斯或者明斯基（美国非主流经济学家，“明斯基拐点论”是索罗斯“反射性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的经济学，是因为它们不像真实经济周期那样处于学术“前沿”领域。正如有学者所说，这些数学模型是无聊的前沿。
或许，要想让宏观经济学重获活力，或许还需要实体经济出现更长时间的萧条。在经历2～3年的萧条期之后，那些坚持经济不会自己出现剧烈收缩的学说，自身也将面临剧烈的市场萎缩——其在学术市场上的竞争力将随之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