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婷第一次来咨询的时候，正值这一年的初冬。虽然还没有下雪，但天总是阴阴的。由于刚入冬季，人们还不太适应寒冷，加上连日没有太阳，迎面“刺”过来的北风，仿佛可以穿过面颊、顺着脖子扎到心中，让人感觉这种冷是从外而内，由内再回到外，人好像已经变成通透般。这样的时令，咨询中心所在的公园里，游人已经寥寥无几，即使那些从外省来旅游的客人，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驻足流连的很少。
在一个公园里显得更加冷清的上午，大门外走进了罗晓婷。她身高一米六五左右，身材适中，没有因为生育出现的躯体变形。穿一件中长暗红色呢子大衣，戴一顶手工编织的毛线帽，脖子上严实地围着一条雪白的羊绒长围巾，最显眼的是在脸上架了一付宽大的太阳镜，即使进到房间里询问工作人员的时候都没有摘下来。我猜想，她的本意应该是不想让人看清楚她，或者是不去注意她；但殊不知，愈是这样遮掩，愈是引人注意和猜测。
进入咨询室，她摘掉围巾，脱去大衣，在我示意的沙发上坐下。此时才摘下太阳镜，露出了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但眼中无神，眼圈发暗，目光闪烁，时而左顾右盼，很少与我的目光对视。一头乌黑的长发随着帽子被除去而散落下来，长度及肩。当咨询中心工作人员把茶水递过去的时候，她站了起来，不看工作人员而是垂头看着水杯，低低地说了一声“谢谢”，用双手接过来后放在身边的茶几上，然后重新坐下，上身挺直，双腿并拢后收斜放，双脚缩入沙发的下面，两手紧紧地交握一起放在并拢的膝盖上。
好一副优雅的形象。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看，这是个在很有规矩的家庭中培养出来的女性。但这一切优雅的仪态并不能掩饰从她内心深处反应出来的哀伤和焦灼：疲惫的面容，空洞的眼神，浮现在面颊上强挤出来的一丝笑意，交握在一起的双手的两个大拇指把虎口掐得发白，僵直的坐姿，五分钟内没有变换一点儿姿势。
在她简单叙述完基本情况后，我把了解的重点放在她现在的感受方面。
她告诉我现在心里很害怕。十几年来经常感觉自己的眼神有问题，既害怕自己问题越来越重，将来会得精神病；又害怕自己的情况会影响到孩子；还害怕与人交往。经常感觉自己不如别人，所以无法走进别人的生活圈子。在现在这个家里感到非常孤立，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朋友，何况自己的情况绝对不能够让别人知道，因为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处境。不敢在三个人以上的群体中讲话，对那些在众人面前能侃侃而谈的人非常羡慕，感叹“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就好了”。
谈及她的身体情况时，她告诉我，以前没有得过大病，但是在近三年里，经常出现胃疼和喘不上气来的感觉，到医院检查却没有问题。晚上睡眠不好，主要是难以入睡。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夭折后，记忆力明显衰退，工作效率非常低，白天难以集中精力，并且出现了不能与数字打交道的情况，持续计算数字十分钟以上就会头痛。断续地吃“安定”片已经快一年了，最多时要一次吃三片才可以入睡。
罗晓婷叙述这些的时候，语言组织比较严密，用词准确，语速适中，吐字清楚，所讲内容基本连贯，推理合乎逻辑，描述事件的发展过程基本符合常理。只是在整个叙述中，语调微沉，头微向左侧偏移，基本不看我的眼睛。偶尔目光对视即刻移开，并且有些脸红，同时语速放慢，出现语句的重复。曾经有五次出现突然忘记自己要说什么的情况，然而或者停顿一下，或者经我重复她的上一句话给予提醒，都可以很快连接上。在谈到对自己情况的分析时，虽然出现一些关系妄想的现象，但不像是精神病性的症状。
这次访谈时间持续了将近九十分钟。我除了提问题之外，基本没有做任何分析或评论。整段时间内，几乎都是罗晓婷在说话，这种情况又不像典型的抑郁状态。我意识到又遇到了一个复杂的案例。
当这次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罗晓婷问我：“您说我的情况还能好吗？需要多长时间啊？”
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每一个来访的求助者必然询问的问题。
我也依然如对其他来访者那样对她说：“你的情况是否可以好转，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你自己。只要你有改变自己的强烈愿望，有动力，按照我们以后商定的咨询方案逐步实行，至少可以缓解你不好的感觉。当然，你有可能对我现在的答复不满意，我能理解。因为我对你的情况还没有全面了解，所以今天还不能给你确切的结论。”
这并非是我的推辞，客观上确实如此。导致罗晓婷今天状况的原因有许多的可能，仅凭今天所谈的内容不能轻易做出结论，尽管我有一些判断方向。
而后，罗晓婷说：“您不给我做一些心理测量吗？”
我笑了：“看来你对心理咨询还是有些了解的。”
她也笑了一下，只是一脸的苦笑：“我在网上和一些刊物上看到，好像心理咨询都需要做心理测量的。”
对她的这个认识误区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解释说：
“根据你的情况，我本应该请你做一两个心理测量的。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建议你近期到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看看，有可能需要用药物给予一定的干预。假如你同意去医院，那里的医生必然要为你做心理测量。如果在我这里做了，到医院还要做，不仅是经济上的浪费，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大概了解什么测量适应你，医院可能使用同一种量表，你就会熟悉问卷的问题，再一次做，就有可能出现不准确的情况，所以没有请你做测量。我解释得清楚了吗？”
罗晓婷点点头，说：“谢谢您想得这样周到！”
我继续问道：“你排斥到医院吗？同意接受可能的药物治疗吗？”
她爽快地回答：“只要能治好我的病，不让孩子受影响，能让我愉快生活，什么样的治疗我都接受。”
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交给罗晓婷，介绍她去某医院一位我认识的、具有神经医学背景和较高专业水准的心理医生那里接受检查，并请这位医生作出诊断和建议。
一周后，罗晓婷再次来到我的咨询室。
还是第一次那样的装束，还是那样的防御心态。不一样的是进门后先摘了太阳镜，然后脱掉大衣，而不是像第一次那样最后才摘掉太阳镜，并且可以对我微笑了，尽管有些僵硬。看得出，那位医生给了她安慰。
她交给我医院的心理测量报告，并告诉我说那位医生与她交谈了四十分钟。
这是一份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MMPI）和焦虑自评量表（SAS）的报告。
从打印出来的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剖析图看，在十个临床量表中，有四项指标的分数较高，属于阳性，应该排查，依次是：精神衰弱、社会内向、抑郁、癔病。再查看四个效度量表的情况，主要是“K”量表——防御量表和“L”量表——测谎量表的分数。测谎量表分数正常，说明此测量结果的可信度较高；防御量表标明64分，这意味着罗晓婷回答问题时，基本符合自己的身份。因为这个量表的分数与本人的智力、教育、社会地位有关。分数超过55～65被认为是中等或高等社会经济地位的模式。
至于焦虑自评量表的报告结果则令人担忧，其焦虑分数达到62分，高出中国常模的标准分（50分）有12分之多。
这位医生的报告显示，没有找到该患者具有精神性疾病的有效证据，在诊断结果“焦虑性神经症”的后面画上了一个问号。建议采用药物和心理咨询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初期是每两周复查一次，以后每月调整一次药物。
我看到在诊疗病历上，医生让罗晓婷服用的药物是“瑞美龙”，每日临睡前服用一次，每次一片15毫克。
药理学上“瑞美龙”又称做“米氮平”，是一种作用于中枢神经受体的拮抗剂，属于抗抑郁类型药物。针对症状是快感缺乏、精神运动性抑制、睡眠欠佳以及体重减轻。同时也可用于其他症状，例如对事物丧失兴趣、自杀观念以及情绪波动。
刚看到这样用药的情况，我有些疑惑：既然初步诊断为焦虑症，为什么服用抗抑郁药物呢？稍加思索后明白，医生的用意很有可能是考虑到罗晓婷曾有过自伤经历，且测量中抑郁指数较高，担心其继续发生自我伤害，先服用降低抑郁的药物，两周后再观察效果。
同时我也更加放心了。临床医生如果判断患者具有精神分裂症或是其他精神病的可能，是不会使用这种药物的。因为服用这种抗抑郁药以后，会使症状恶化，特别是会加重妄想。因此证明了罗晓婷没有精神性疾病。
我对罗晓婷提示，服用这种药不要着急，药效应该在二至四周内才会发生。同时提示这种药的副作用之一是导致食欲增加，体重增加。年轻女性可能会担心自己发胖，但这是治疗，不要介意，停药后会逐渐恢复。还有可能会容易瞌睡，经常发生在服药后的前几周。我特别强调此时绝对不能随意减少剂量或停药，那样做非但不能减轻副作用，反而会影响其抗抑郁效果。
她告诉我医生都已经作了嘱咐。
罗晓婷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女性，她拿着心理测量报告要求我解释其中的指标。
我心里明白，她不会不知道这些指标说明什么，因为医生不会不对她解释报告指标，她也不可能不请医生解释。之所以还要求我做解释，是在无意识地验证自己问题的严重程度。
我没有点破这层意思，只是告诉她，如果医生已经对她解释了报告指标，就要相信。最关键的是这个报告并不重要，那是心理治疗的辅助依据，只能起参考作用。希望她打消其他想法和顾虑。当然我没有明确指出是什么想法。
在谈完这些情况后，我问罗晓婷对那位医生关于治疗的建议怎样决定。
她回答说，自己可以定期到医院调整用药。但是由于医院门诊的特定情况，感觉做心理咨询的私密性不够好，希望能够继续在这里做咨询。
我同意她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