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最期盼的是亲人的问候，最害怕的是亲人不期而至的电话。
2011年10月9日早上8点不到，我还在睡觉，手机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是我父亲打来的电话。父亲平时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平日没什么大事一般也不给我打电话。而父亲一大早给我打电话，准是有什么大事。
“你爷爷昨日深夜故世了。”他说。
“明天是大殓，你能不能回来？”他又问。
电话里一阵沉默。
“要不你不用回来了，让妹云代你向你爷爷磕个头吧。”父亲最后说。妹云是我妻子。
我不能在电话中明确告诉父亲我不能回去奔丧，以免伤他老人家的心。但我的确不能回家。离每年的全县冬季工程停工日仅有一个多月，我分管的现代化农业智能温室正进入了紧张的施工阶段，如果不能在冬季停工日前完成这些工作，将会严重影响工程的进度。我曾负责过松江区浦南花卉基地的智能温室建设，所以我很了解这类工程的复杂程度。
祖父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历经晚清最后两代，见证了辛亥革命。以超百岁高龄而亡，犹如油尽灯灭，属自然规律，但我心中还是对未能见祖父最后一面，留有深深的遗憾。
回想那年春节回家休假期间，我带上祖父爱吃的食品去看他。他看起来还很健康，临走时，他戴着老花镜、拄着拐棍送我到屋外，拉着我的手说：“新疆路远，你要当心！”
我援疆的时候，组织上问我家里有没有困难，我回答说没有。
每年春节回家休假并向派出单位松江区农委领导汇报工作时，领导总是关心地询问我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也说没有。
上海市的各级领导来巴楚慰问我们，与我们谈心，询问我家里有没有困难时，我也总以“没有困难，请组织放心”来回答。
其实，家里的困难总是有的，但与援疆的大事业比起来，家庭的小事算不了什么。
这两年多，我妻子学会了换电灯、通下水道等活，而我在家的时候，这些小事她从不过问。
女儿也更独立、更懂事了。每周独自从学校回家，不再接送了；休息日能帮她妈妈干点打扫房间之类的家务；出国留学，她拖着行李，坐着轨道交通前往浦东国际机场。
2012年5月，我带巴楚的乡镇干部赴松江区学习考察。回家的第二天，工作之余我陪80岁高龄的父亲看病，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办理完住院手续，我在父亲施行全胃切除手术后的第三天一早坐飞机如期返回巴楚，没向组织请过一天的事假。
父母妻儿为了我在巴楚能安心工作，支援我的援疆事业，都说家里没事，他们身体健康。唯有我自己心里清楚，当他们需要我在他们身边照顾而不在时的那种无奈与失落。但是与援疆的大事业相比，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正如我们巴楚援疆分指指挥长、巴楚县县委副书记曹雷军经常说的：“援疆，就是一份责任，也意味着奉献和牺牲。”
（写于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