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消极自我图式模型
贝克（Aron T.Beck）作为最先倡导抑郁认知理论的心理学家之一，他最初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抑郁的本质，以促进抑郁的治疗。他在致力于精确描述抑郁症状（1979）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认知在抑郁中的重要作用。抑郁患者的幻觉、妄想和梦想常常包含了自我惩罚、丧失和剥夺。贝克认为，人们看待自己及加工个人信息的方式导致了抑郁的产生或者持续。这种对自我的消极看法被称为消极自我图式。图式（schema）是一种假设的认知结构，它引导着信息加工的过程。随着研究的进展，贝克开始考虑抑郁的病因，并于1991年提出了抑郁认知模型，认为由于个人对事物错误、歪曲的认知观念导致了抑郁的出现，并提出认知成分及认知过程是抑郁的易感因素。贝克的抑郁认知模型（Beck&Weishaar，2000）包含两个层次，即深层的功能失调信念和表层的消极自动思维，二者通过消极图式的激活以及歪曲的认知加工联系起来。其中，功能失调信念作为一种抑郁素质，反映的是个体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僵化、极端的态度，它源自童年早期的消极经验、外界的评价和经过内化的条件性价值，构成个体消极的自我图式（depressogenic/negative schemas）。这些潜在的消极图式一般不被察觉，但是一经消极事件激活，便会制造出大量的消极自动思维，抑郁体验随之而来，最终导致临床躯体障碍、动力减退、情绪低落等抑郁症状。这些症状反过来又导致消极观念增多，二者形成恶性循环，并不断相互恶化。贝克认为，抑郁个体的消极图式使得他们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具有歪曲错误、不合逻辑的认知偏向，也被称为系统偏差（systematic errors），这些认知偏差包括灾难化、专断化、以偏概全以及非黑即白等。贝克尤其强调三类导致抑郁的消极认知：（1）对自我的消极看法，即抑郁个体总倾向于自我贬低、自我谴责。（2）对世界的消极看法，即抑郁个体总是不满足于生活现状，认为整个世界对他不公、与他为难。（3）对未来的消极看法，即抑郁个体总对自己的能力抱有悲观态度，认为成功没有希望、生活没有期待。贝克将这三类观念称为“消极认知三联组”（negative cognitive triad），并认为抑郁的其他特征，诸如躯体症状、动机障碍，以及情感失调，都是对这些消极认知的反应。
大量的证据支持贝克的认知观点。在此基础上，心理学家编制了一系列评估抑郁认知偏差的问卷，如自动思维问卷（ATQ）、抑郁体验问卷（DEQ）、认知偏差问卷（CBQ）等。许多研究表明，经过治疗后抑郁者在这些问卷上的得分都出现了显著的降低。Dozois和 Dobson（2001），Williams等人（1997）的研究都表明，抑郁个体通常具有消极的自我图式，而且消极刺激能够激活这种图式。在一项有趣的研究中，抑郁和正常的被试都要完成一个情绪测验：实验中给他们看一些积极和消极的自我描述的形容词，然后让他们说出这些词字体的颜色。测验之前会给被试看一系列消极的自我陈述（如“我常常感到被轻视”），实验结果证实抑郁被试在情绪测验时说出消极形容词字体颜色的成绩明显更差（Segal et al.，1995）。也有研究表明，在从抑郁中恢复过来的人当中，悲伤的情绪也会激活消极自我图式，这种再次激活的消极图式可以预测以后抑郁的复发和再次出现（Segal，Gemar，&Williams，1999）。
尽管关于贝克的抑郁认知理论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单相抑郁上，但一些研究发现，认知模型也可以用于双相障碍，双相障碍患者表现出来的认知方式及自我图式和单相抑郁患者所表现出来的一样，都是消极的。而且，消极认知方式和自我图式的信息加工与应激生活事件可以共同预测双相障碍患者的抑郁症以及随后的躁狂的增加。
也有研究不支持贝克的观点，并不认为抑郁者的认知被扭曲了。如认为抑郁者对成功有恰当的期望，而普通人则倾向于高估成功的可能，但是这类研究结果毕竟因为太少而不足以推翻贝克的观点。另外，有学者对贝克的认知模式是否形成于童年时代的关键期并且无法逆转提出了质疑。Meichenbaum（1985）认为这种认知图式有很强的可塑性，会因生命过程中的一些事件，尤其是重大生活事件的变化而变化。临床经验表明，一些消极认知图式形成于童年期，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难以改变。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这种认知图式形成于童年时代的关键期。另一种解释是：童年期的观念之所以能够通过对事件的不断歪曲解释而保持下来，可能是由于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发生，因而个体不会质疑他以前的观念。此外，个体自己的某些行为可能会反过来使得这些观念得到强化。比如说，一个女孩认为自己是无能的和不自信的，她就可能会表现出对外界的排斥，将自己经常关在房间里或看一些有关外星人的书，沉浸在幻想的世界里。这种行为表现很可能会遭到父母的指责，这样就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女孩的想法。日久天长，这种观念和相关的行为就会影响她在其他方面的能力评价。在这个例子中，童年期形成的认知图式之所以能够保持到成年期，并不是因为存在一个关键期，而是因为她在成年期的行为诱导出的反应进一步强化了其童年期的想法。
尽管很多研究强有力地指出了认知变量在抑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支持贝克的观点的心理学家必须面临着这种挑战：究竟是抑郁导致消极的认知，还是消极的认知导致抑郁，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不清楚（Haaga，Dyck，&Ernst，1991）。然而，我们都知道，一个因素要对治疗有帮助就必须是因果性的。实验心理学的众多研究也表明，一个人对事件的解释影响着他的心境，但心境反过来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抑郁的情感和生理方面是负性的图式和偏差的二级症状和功能。
第二节 抑郁的无望感理论
无望抑郁（hopeless depression）的认知理论源于习得无助现象的研究。“习得性无助”是美国心理学家塞里格曼1967年在研究动物时提出的，他用狗作了一项经典实验，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电击。多次实验后，蜂音器一响，在给电击前，先把笼门打开，此时狗不但不逃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先倒在地上开始呻吟和颤抖。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1975年塞里格曼（Seligman）用人当受试者，结果使人也产生了习得性无助。在实验中，他们把大学生分为三组：让第一组学生听一种噪音，这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噪音停止。第二组学生也听这种噪音，不过他们通过努力可以使噪音停止。第三组是对照，不给受试者听噪音。当受试者在各自的条件下进行一段实验之后，即令受试者进行另外一种实验：实验装置是一只“手指穿梭箱”，当受试者把手指放在穿梭箱的一侧时，就会听到一种强烈的噪音，放在另一侧时，就听不到这种噪音。实验结果发现，在原来的实验中，能通过努力使噪音停止的受试者，以及未听噪音的对照组受试者，他们在“穿梭箱”的实验中，学会了把手指移到箱子的另一边，使噪音停止。而第一组受试者，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实验中无论怎样努力，不能使噪音停止的受试者，他们的手指仍然停留在原处，听任刺耳的噪音响下去，却不把手指移到箱子的另一边。
在对人和动物的习得性无助作进一步研究之后，Seligman认为，这种现象与抑郁非常相似，因此他提出，抑郁就如习得性无助一样，是对无法逃避的或者似乎是无法逃避的应激源的一种反应，它使人觉得他或她缺乏控制强化的能力从而破坏了适应性反应。习得性无助与神经科学上的发现也相吻合。Minor和Saade（1997）认为自己无助的抑郁患者容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MHPG，一种去甲肾上腺素进行新陈代谢后的产物。而且，对容易产生习得性无助的抑郁患者进行PET扫描发现，习得性无助与边缘系统中大脑的活跃性提高有关。
然而，习得性无助模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弱点。正如Seligman及其同事指出的那样，这个模型解释了抑郁的消极特性，但没有解释悲伤、罪疚感和自杀念头的特点。它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同的抑郁个体在强度和时间上存在不同的差异。
为了弥补习得性无助模型的缺陷，Abrmaosn（1978）引入了归因方式理论来阐释习得性无助理论。Abrmaosn的抑郁归因方式是指抑郁者常常将负性事件归因为内部的、稳定的、全面的原因。内部归因可以导致自责并降低自尊。可见，归因方式的每个维度都对抑郁的产生起到特定的作用，抑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归因。
Abramson等人（1989）吸收贝克的某些理念，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强调无望感在抑郁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并由此提出解释抑郁认知的无望感理论模型，根据他们的观点，抑郁不仅取决于相信自己缺乏对强化的控制（无助性期望），也取决于相信消极事件会一直持续下去或者会再次出现（对消极结果的期望）。当一个人有这两种期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做什么都没有用时，他或她就会变得无望，正是这种无望是抑郁的直接原因。其中，后一种期望和消极归因风格有关。如果人们把消极生活事件原因归为：（1）永久的而不是暂时的；（2）广泛存在于他们生活的许多方面，而不是特定存在于某个领域；（3）内在的或者是他们人格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的或者是环境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人最有可能出现无望感，从而出现严重而持久的抑郁。事实上，无望抑郁被认为是抑郁的一种亚类型，它有自己的一套原因（与应激相连的消极推断方式）、症状（消极、悲伤自杀倾向、低自尊）和适当的治疗方法。这一理论同样适合于自杀。Abramson等人（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无望感是自杀最好的单一预测因素，甚至要好于抑郁。
无望理论在大多数研究中都得到了正面的结果。它的优点在于能够解释抑郁和焦虑障碍的共病问题，即抑郁与焦虑障碍常常同时存在。个体对无助的预期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当对无助的预期产生时，包含了焦虑和抑郁的症状随之而来了。最后当负性事件发生时，无望感就产生了。另外，多数研究证据表明，抑郁个体的推断模式和无助感在预测抑郁风险方面发挥着作用。抑郁的个体比控制组更容易用消极的归因方式来解释消极事件。而且，在一个案例中，推断方式有助于推测谁在过去曾经出现过抑郁，以及哪些已经从抑郁中恢复过来的人会出现复发（Alloy et al.，1999；2003）。这些证据都表明消极推断方式的确是抑郁的一个易感因素。那么，这种易感性源自何处呢？近期的发现指出，社会学习因素和儿童期虐待都会促使抑郁的认知易感性的发展。笔者在临床个案中接触到一个学生的母亲存在着大量的消极认知，并就生活中应激事件（与丈夫关系差，两人经常为小事大吵）的原因和结果提供消极推断反馈，常在女儿面前说：“人活得没有什么意思。”如果父母给予的温暖很少，与父母的感情也不那么亲，那这个孩子在成年以后就更容易出现消极认知方式。除此之外，儿童期曾受到父母或非亲属（同伴、老师等）情感虐待的人，成年后也更容易出现消极认知方式。因此，消极情绪反馈和虐待史会导致以后发展成对抑郁的认知易感性。但是，真正检验这一假设还需要从儿童期开始进行前瞻性的研究。
第三节 认知易感性—应激模型的新发展
早期大量的研究，测查了各种认知易感性因素在与负性生活事件相互作用时可以预测个体抑郁的产生。Hankin与Abela教授2005年综述总结发现这些研究结果有些不一致。有大量的研究支持了这种认知易感性—应激假说，但是也有些研究结果不支持这个假说，这些结论的不一致的原因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探讨。Turner和Cole提出了一种解释：他们认为导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是认知易感性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显著的年龄效应，而且Abela等学者也发现不同的认知易感性因素的形成具有不同的年龄特征，例如关于自我和事件后果的认知易感性就比归因方式形成得更早。有学者发现过去的相关认知易感性的研究独立的测查了每一个抑郁认知易感性，而没有考虑到其中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使用该问卷的总分来包括所有的认知易感性因素。该方法是源于假设个体有更多的认知易感性总分，就会更有抑郁产生的可能性，而很少考虑不同因素之间的作用。然而Abela与Sarin教授认为该方法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并且过去的研究也不可能提供一个全面的和准确测查其易感性—应激中的各个因素的方法。例如：假如在一个特定样本中，有三大类认知易感性因素：“将事件归为内部（是我的原因而不是环境的原因）”，“对自我来说是稳定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结果影响力是涵盖一切”的得分分别为从1到5分，平均分为3分。假设名叫张三的被试在三种易感性的得分均为3，总分是9分，而名叫李四的被试在“将事件归为内部”的认知易感性因素得分是5，而在另外两种认知易感性因素得分均是1，则其总分为7分。假设两人在两次测查期间经历了大致相当的生活事件，因为张三的总分是9，而李四的总分是7，这可以显示张三比李四更具有抑郁的易感性，然而事实上张三其实只是处于每种认知易感性的中等水平，并不能证明张三比李四更有可能产生抑郁。
美国Abela与Sarin教授2002年提出的最弱连接假说（Weakest link hypothesis）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该方法提出当多种不同因素的易感性通过类似的中介途径来预测抑郁的发生时（例如：负性认知方式，功能失调性态度，自我批评等等都独立地具有增加个体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的负性认知水平，从而增加抑郁发生的可能性），个体的各种消极的认知因素并不是均衡地对抑郁发生起作用的，而是由个体持有的强度最大的抑郁易感性来决定，即个体“最易感”的因素，最有可能导致其抑郁发生的因素。因此，在考虑个体的抑郁认知易感性的时候，这个方法使用其最大强度的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来预测个体抑郁易感性的可能性的水平。
最弱连接方法（Abela，2002）理论的基础是抑郁的无望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最弱连接假说提出个体以其最高水平的易感性因素来影响和决定其今后抑郁发生可能性的重要因素。例如，使用传统方法来分析那个例子，大多数研究者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1）个体的“将事件归为内部”的认知易感性因素是否与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共同预测抑郁的发生。（2）个体的关于“对自我来说是稳定”的认知易感性因素是否与负性生活事件相互作用共同作用预测抑郁的发生。（3）个体的关于“结果影响力是涵盖一切”是否与负性生活事件共同作用预测抑郁的发生。然而在分析任何其中一种认知方式与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作用时，其中其他的重要的信息被丢失了。于是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原有的理论的缺陷。
用最弱连接理论来解释刚才的例子，李四的“将事件归为内部”认知易感性因素得分为5，而张三各项认知易感因素均为3，于是应该是李四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更有可能发生抑郁。“最弱连接”的方法可以探查多因素测查预测抑郁发生时的细微信息的遗失，于是作为认知易感性的最弱连接假说可以比以前传统的方法更准确、更有效地预测抑郁的发生。
在2002年Abela与Sarin提出最弱连接理论之后，近年来众多研究在青少年人群和成人人群中证明了最弱连接理论的正确性。Abela，Sarin等学者（2002，2006）使用青少年样本发现最弱连接水平与负性生活事件共同作用，可以预测今后抑郁症状的增加。而Abela，Aydin等人2006年使用成人样本也发现最弱连接水平在与应激水平交互作用后共同预测抑郁的发生。随后，最弱连接理论在青年和成人样本中都多次得到了验证，证实最弱连接与负性生活事件相互作用，可以预测随后抑郁的发生。
国内近年来已有部分研究开始从横断面研究和追踪研究来考察认知易感性与抑郁的关系。徐子燕，李占江等人（2007）采用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认知偏差问卷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对122例抑郁症患者和51例正常对照组进行分析发现，抑郁症组的功能失调性态度和认知偏差得分显著高于正常组，并且与抑郁症状有显著相关。张林，车文博等（2005）使用大学生压力应对问卷对200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应对策略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有良好的预测效度。黄希庭等（2009）也探讨了抑郁的人格易感性与情景、抑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易感人格与一般人格患病时症状的关系，这些研究对于抑郁病理性因素的理解很有帮助。邹涛（2006）运用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方法对影响大学生抑郁发生的认知、人际、文化影响等各种心理社会易感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整合的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过分思虑这一认知因素是应激—抑郁模型中的重要中介因素，而且文化因素在其中起了间接影响的作用。刘霞等（2005）学者使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压力和应对策略在负性情绪产生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压力和应对策略是预测女性大学生抑郁的有效因素。肖晶（2009）采用多时段追踪研究设计，研究最弱连接在大学生心理应激影响抑郁作用中的调节作用，证实了最弱连接这一认知易感性因素在应激及抑郁水平进行性升高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支持了抑郁症状的认知易感性—应激模型的构建。
我国学者以抑郁的绝望理论和最弱联结假设为基础，采用纵向追踪研究设计，应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考察抑郁绝望理论在我国儿童中的适用情况。结果表明，虽然研究结果的统计显著性不支持以最弱联结假设为认知依据的绝望理论，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该理论的适用性（吴文峰等，2011）。
第四节 抑郁的其他认知理论
一、自我完美理论
Hewitt和Flett（1991）首先提出自我完美理论，主要用来解释抑郁与认知的关系。该理论认为，一个人追求尽善尽美，为自己或他人制订过高的理想化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所以导致抑郁。两位研究者将完美主义定义为三个维度：自我定向、他人定向和社会认可的完美主义。其中自我定向的完美主义是指强加于自己的不现实的过高标准和强烈的自我批评，不能接受自己的错误、缺点和失败。当发生消极生活事件，特别是个人失败时，就会引发抑郁。
二、抑郁的双信息处理模型
抑郁认知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进展就是对认知信息加工过程的探讨，最有代表性的是Ingram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信息处理模式。该模式认为个体存在各自的情感结构和认知网络。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激活抑郁情绪结构，激活情绪节点，使得抑郁情感状态得以维持，与抑郁有关的情景反复出现，导致抑郁。双重信息处理模型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原理把信息加工分为两个过程，联想信息加工和反射信息加工。联想信息加工是一种自动、平行的加工，时间迅速，不互相影响，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注意和认知努力，一般在无意识水平和不加控制时产生。反射信息加工是一种理性的意识层面的加工。它是非平行的序列加工，受认知容量和资源的限制，需要认知努力的付出，加工速度相对较慢。人们对信息的处理一般首先是联想性加工，只有当个人的愿望或期待受到阻碍或干扰时，反射性加工才会启动。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又对抑郁的认知信息加工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提出解释抑郁的新的双重信息处理模型。该模型认为，负性的自我认知偏差如果成为联想信息处理的基础，则易发抑郁，即负性的自我认知偏差是抑郁的一种易感因素。其次，通过反射性信息处理，可以矫正或克服这种自我认知偏差，即反射性信息处理的启动和进行是对负性认知的缓冲和调节。如果不能启动和矫正，则可能导致更多的负性认知和负性情感反应出现，最后导致抑郁。反过来抑郁又可能导致自我认知偏差的增多，三者呈螺旋形上升。研究表明，在三种情况下认知偏差无法纠正，抑郁容易产生：（l）认知资源衰竭。（2）负性自我认知偏差与个人的期望一致的时候，个人期望不会受到干扰和抵抗。（3）反射性信息处理不能充分纠正和调整认知偏差，有时反射性信息处理过程即便被启动，也不能充分地矫正、调整负性认知偏差。
三、自我差异理论
该理论由Higgins（1987）首先提出。自我差异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自我理论结构，将社会认知的各方面和自我的客体关系加以整合。该理论认为，自我导向代表要达到的标准，是影响个体信息加工的认知结构。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是两种重要的自我导向，二者均对个体的情感体验产生重要的作用。理想自我代表我们意愿拥有的理想特征，而应该自我指我们感到我们应该达到的特征，即他人为我们设定的或我们为自己所设定的责任、职责和义务。理想自我是一种正面情感，而应该自我则是与理想自我相对的一种负面情感。
Higgnis认为，个体在内在驱动力的作用下，尽量去减少实际如何看待自己和理想中我们想成为什么之间的差异，即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同时尽量去减少我们实际如何看待自己和我们应该怎样之间的差异，即现实自我和应该自我之间的差异。而自我改变的内在驱动力如此强大的原因，是在早期的人际交往中，我们把正面情绪和达到理想的标准相联系，而把负面情绪和不能达到应该的标准相联系。尽管自我差异理论并非针对抑郁而提出，但是它将消极情绪的产生置于自我结构冲突中，比较适合于抑郁产生机制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