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我们在处理自力更生与对外关系方面，是吃过不少苦头的，由于思想僵化，传统观念的束缚，认识上的片面性，加上“文革”动乱时期把发展对外关系批判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洋奴哲学，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从建国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三十年间，大约有二十年左右，我们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使50年代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缩小了的经济发展差距，又拉大了，人为地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纠正了对外关系上的“左”倾错误。1984年邓小平同志阐明了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指出：“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些指示，详尽地阐明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阐明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缺一。我们党把对外开放规定为基本国策，提到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的高度来认识，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还是第一次。
十年来，我们积极发展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流。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搞经济特区。对特区和开放城市制定了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在财政税收，资金转移，土地使用，人民入境等多方面给予优惠照顾。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创造，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到1986年，我国从国外共筹资金214亿美元，引进技术1.4万多项，开办了7700多个中外合资、合作和外资企业，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缓解了财政资金供需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我国经济逐步向开放型经济转化。
六、财政与经济效益
社会主义制度下，讲求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财政的活动和其它一切经济活动一样，理所应当讲求效益和效率的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和所有企业都要牢固地树立提高经济效益的观念，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要把经济工作重点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三大提出“注意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把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转变，反映在财政效益上可以概述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1.由“算政治帐”转换到算经济帐。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又要加强经济业务管理，坚持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益。
2.由片面的增产或节约的观念转换到增产与节约统一，注重实际经济效益。
3.由只讲微观效益转换到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统一，注重财政分配的宏观效益。
4.由供给型财政转换到效益型财政。
三中全会以来，围绕提高财政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理财方式上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主要在于：（1）从单纯就财政论财政转变到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全局，引导社会资金的分布和流向，加强预算外财力管理，从而拓宽了财政活动领域。（2）从统收统支转变到“分灶吃饭”，分级管理，给企事业单位和地方以相应的财政自主权，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求平衡，使之既充满生机和活力，又具有依靠自身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够较好地调动各个方面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3）从无偿分配为特征的管理方式逐步转换到无偿与有偿相结合，增强了财政分配的效益观念和效益机制，一种以提高财政效益与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新的理财模式正在形成。
七、财政与国家职能
马克思认为，财政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与国家职能有着密切联系。国家职能要依靠财政职能而实现；财政职能要受到国家职能的制约。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实践中，由于国家长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这就使国家财政也一直坚持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历史条件下所贯彻的“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以及由此引伸出的“区别对待”、公轻于私、“重担归于剥削者”的方针。
实践证明，这些方针对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在战争年代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家需要集中财力、保证革命任务完成和经济建设上需要办好几件大事的特定时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国家职能转换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这种同现实经济条件相脱离的理财思想和财政政策成为限制多种经济形式发展，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发挥的主要根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随着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变化，加强了财政对于国民经济的间接管理功能，正在实现财政活动目标的转移，财政调控机制的强化，财政管理模式的更新，使财政不仅是为国家组织收支运动的重要工具，而且成为国家直接掌握的管理国民经济的重要经济杠杆。
财政活动目标的转换，由主要国家预算内财力管理转向对社会财力的管理，理财领域不断拓宽；在参与生产成果分配中，逐步由单纯的组织财政收入转向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由一味促进生产关系向公有化变革和实现收入平均转向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社会公平；由主要为社会各经济主体实现占有社会产品的比例（份量）的均等，转向主要为社会各经济主体实现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均等，为他们提供大体平等的竞争环境，尽可能使其取得的收入同其付出的代价，做出的贡献相适应，使财政成为调动各方面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在参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中，逐步由无偿供给资金，以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主，强调国家积累和经济增长速度，转向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供给与效益的统一。通过财政贷款（“拨改贷”）、投资、贴息、税收等经济杠杆，有效地调节与控制资源配置的数量和方向，把有限资金用到效益最大的地方，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参与社会资金运动的过程中，逐步由主要对预算内的与财力管理，转向对整个社会资金运动以及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宏观调控与管理，从控制国家预算收支平衡入手，达到控制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
财政管理与调控机制的强化，由主要是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理财效率不断提高。经过“放权、让利”和财政资金有偿分配为内容的一系列改革，财政对于国民经济的管理已由按行政隶属关系直接下达各项财务与预算的指令性计划指标，转向主要运用各种经济参数，控制和调节社会资金的流量和流向，通过市场进行间接管理和调节，把过去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手段为主与适当的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管理相结合。在财力分配上由集中管理为主转向集中与分级分层管理相结合。中央集中过多的状况正在改变。经过实行“分级包干”财政体制和各种形式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地方、企业拥有了一定财政和财务决策权力，分级分层的财政决策体系正在形成。在财政管理方法上，由静态管理为主转向静态与动态管理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财政管理逐步转向以效益和效率为目标，分档分级，对不同效益和效率实行不同程度的管理与调节。效益和效率高的多收多得，反之，就要少得。这既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正确处理国家与集体、个人的分配关系，同时又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分配。
财政理财模式的更新，由主要是供给型财政转向经营管理型财政，理财方式不断扩大。传统的理财模式基本上是“计划定盘子，财政拿票子”，财政处于单纯管收管支的被动地位。经济改革以来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通过建立综合财政计划，发展财政信用，改革预算管理制度，改被动为主动，增强了财政调控职能和财政部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决策中的能动作用。具体体现在：
1.按照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分别管理，统一平衡的要求，建立和发展了综合财政计划。增强了财政部门对社会财力的管理和引导。
2.财政信用已成为加强国民经济管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不仅通过借用外债弥补建设资金不足，利用国库券等债券发行筹集财政收入，而且对一部分财政资金采取了信用形式进行分配。不仅中央一级，而且地方也积极地利用信用形式筹集与使用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如建立各种形式的信托管理机构和投资公司），财政部门正在成为各级政府的一个包括生财、聚财、用财在内的“经营管理”部门。
3.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保证中央财政占主导地位的要求，适应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向同级权力机关负责，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分级预算管理制度正在建立。适应国家经济职能转变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不少的探讨，其中“基金式”财政就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它把预算收支分为经济预算（普通预算）和投资预算（发展预算），把国家实现政治职能的资金与经济职能的资金分开，既有利于控制行政事业开支，也有利于保证国家建设资金的有效合理使用，从而探索出建立复式预算制度的雏形。
六、博大精深的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贡献，集中体现在新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概念和新的结论，系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博大精深，是一个科学的完整体系。
一、重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重大功绩之一，就是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克敌制胜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我国革命正是紧紧依靠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又正是依靠这条思想路线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可是到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这条路线逐步被扭曲了，结果导致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很大挫折和损失。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当时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状况，邓小平同志反复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路线，多次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是邓小平同志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之成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正是由于有了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导，才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论断，并使这一论断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最后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二、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阶段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经济发展，过几年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就会得到不断的改善。
根据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折。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制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指引下，提前完成了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任务，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
为了解脱建设实践中的思想束缚，使社会生产力更快的发展，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了：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标准的著名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生产力的学说。我国经济发展再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持续高涨局面。在加快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邓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为此，就要允许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选富裕起来。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如征收所得税，以防止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