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实施支持建立各种跨区域的民间协调组织的政策。跨地区的民间协调组织在构建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背景下的江苏经济创新发展和推进江苏南北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民间组织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成本低、见效快，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有利于区域各类市场资源的连接和整合。同时，支持组建跨行政区域的区域性股份制企业集团，支持跨行政区域的强强联合组成具有规模和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再通过龙头企业联合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由紧密层和松散层组成的巨型企业集团，从而打破封闭，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江苏南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四是优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实施科学的激励机制是行政发展和建立公共政策协调机制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合作中的各项政策、决策、决议的制定和执行都要靠地方干部的身体力行，干部是推进政府各项决策的先行者和组织者。不建立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科学的考核体系，不改革传统的唯GDP政绩的干部考核机制，区域政府合作的种种构想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对地方干部实施政绩考核要淡化对GDP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的追求。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来构建新的江苏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以推动公共政策协调机制的科学建立。
2.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背景下的江苏行政区划调整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泛长三角区域合作对江苏省域经济创新发展产生直接影响。顺应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要求的江苏行政区划调整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因此，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背景下的江苏行政区划调整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对于江苏经济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适时进行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区域发展研究中长期备受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行政区划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一种制度安排，行政区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即区域经济发展引致行政区划进行相应调整，而行政区划制度和格局变迁又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因此，进行适宜的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背景下的江苏行政区划调整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一是在沿海经济带新设置地级市——海安市和滨海市。江苏沿海经济带由南通、盐城和连云港市域经济板块构成，但连云港、南通尤其是盐城市的行政区域偏大，城市经济带动力不强，因而很有必要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新设置的海安市辖城东区（城东区政府驻地城东镇，辖原海安县所辖行政区域；原海安县城为海安市政府驻地）、洋口区（为适应洋口港口经济发展，设置包括洋口镇及接壤海安县的225省道以西的如东县所辖镇的洋口区，洋口镇为区政府驻地）、如皋市、东台市。海安市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北沪宁快速交通束城市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的重要“增长极”，是上海经济向苏北辐射和沿海经济带大开发的重要“节点”。新设置的滨海市辖东坎区（原滨海县所辖行政区域；市政府、区政府驻地）、灌南县、响水县和阜宁县。滨海市域经济的城市经济比重偏低，是江苏实施沿海经济带大开发战略中需要给予政策扶持的“欠发达行政区域经济”，但是，滨海市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北接连云港港口经济辐射和南接上海经济辐射以及沿海经济带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进行行政区划规划协调，将安徽省所辖的天长市划入江苏省，新设置省辖盱眙市。盱眙市辖盱城区（原盱眙县所辖行政区域；市政府、区政府驻地）、天长市、金湖县。盱眙市域经济以高邮湖、洪泽湖为依托快速发展生态农业，对于南京经济发展和苏北经济接受南京经济辐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沂市由徐州市辖改为宿迁市辖并改设区，以培育宿迁市域经济融入沿东陇海线经济带的相对优势区位。淮安市辖沐阳（由宿迁市辖改为淮安市辖）、洪泽、涟水县，形成新的淮安市域经济板块。
（2）适时进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近年来，浙江省“省直管县”改革取得成效和经验，“省直管县”在中国的部分省也得到了推行。从总体上看，这项调整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减少行政层级和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总体改革目标不谋而合，其积极意义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省直管县”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改革解决。例如，虽然给县赋予更多的行政权力从而对农村经济的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但是权力大小要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否则会造成权力资源的浪费，并且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对江苏省来说，并不是每一个市都像苏州市那样有发达的城市经济支撑。苏北的一些市受地理、经济等因素的制约，城市经济欠发达，从而难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苏州市域经济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结构，如果也实行“省直管县”体制也许会破坏原有的良性结构。进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省的行政区域不宜太大，实行“省直管县”体制要顺应省行政区域与其所辖县的数量之间内在联系的要求。因此，从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与江苏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视角看，江苏经济创新发展需要进行与不同区域相适宜的“省直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具体地说，宜先在苏北试行“省直管县”体制，总结经验，从行政发展方面推动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背景下的苏北经济创新发展。
3.完善南北挂钩帮扶体制
“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江苏对苏北经济薄弱县实行挂钩帮扶，按照优势互补、注重实效、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的要求，加大南北区域挂钩合作的力度，对带动苏北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泛长三角区域合作背景下，江苏实施南北区域合作，要完善南北挂钩帮扶体制，要在提高合作效率、合作层次和水平上下功夫。
一是完善南北挂钩合作的运行机制，推动苏北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单纯建立在行政性推动基础上的南北合作机制，是不能长久也不可能有高效率的，因而必须尊重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通过市场利益主体参与、政府部门之间沟通来实现的。特别是要明确非国有投资主体在南北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以推动苏北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快速提高。在完善南北挂钩合作的运行机制的过程中，要创新机制引导南北企业在做大做强淮安城市群以及徐州都市的同时，依靠多核扩散方式，在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周围形成一批发展定位适当的卫星城，扩大和提升城市要素集聚和扩散的功能。要构建新机制以增强徐州市区作为苏鲁豫皖接壤地区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培育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区位条件较好的苏北区域中心县城，扶持其发展为中等规模的城市，真正做到在南北挂钩合作推动下使苏北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二是推进苏南产业向苏北转移。实现南北区域产业的战略转移，一方面苏南要进行自身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向更高层次的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然后将一部分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等传统产业向苏北转移。鼓励和引导苏南各类企业到苏北去经商办厂、投资兴业，这既能为苏南发展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腾出空间，又能带动和推进苏北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南北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区域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苏北要主动跟进，主动“承接”苏南转移的产业，增强自己在传统产业中的竞争能力。苏南要主动向苏北介绍招商引资经验，主动把招商渠道推荐给苏北，每年帮助挂钩区域引进一定数量的外资项目。当然，要解决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性。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大存量、增量调整力度。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性之所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主要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条块分割所致，从而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产生区域生产集中度低，专业化水平不高，“大而全”、“小而全”不合理的重复建设现象。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入手，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要制订科学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为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要从战略上确定苏北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合理制订产业政策，避免南北区域产生产业结构趋同性。
三是加强南北区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合作。苏南和苏北应建立长期稳定的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帮助苏北农村根据劳务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可考虑增大促进苏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主要用于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和劳务服务机构的奖励。要在加快新一轮沿江开发和增强区域经济合作中，加强南北区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的合作。例如，接轨大上海，以沿江开发为区域共同发展的切入点和“引力点”，使沿江地带成为江苏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核心区；直接依托长江两岸的岸线资源，着力推进沿江两岸的联动开发和苏南的跨江开发，提升苏中经济板块并逐步推动其融入苏南经济板块；进一步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建立起更加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合理布局生产力，推进沿江产业“一体化”，集中力量发展沿江的IT、新材料、新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群；重点发展沿江经济，推动初级制造业向苏北转移，形成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的产业分工格局；利用沿江优势，把特色工业园区作为招商引资、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等等，都需要增加更多的农民工。这就要继续坚持和完善省级机关、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苏南和苏北各县“五位一体”的挂钩帮扶体制，在政策和资金扶持方面推动苏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