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一些国家政治献金、贿选等丑闻层出不穷，金钱与权力的合流难以避免。回顾历史，我们是否应有更宽容的视野？
中华民国的第六任总统曹锟在任时间不足一年，却直接推动了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在北京颁布（1923年10月10日）。据今天的法学家评价，这部宪法已经具备了司法独立、多党制衡、新闻自由等特点，而且联省自治的方案与当时世界流行的联邦制相一致，乃领先于亚洲的宪法。不过，这部宪法从未执行，一年后便被段祺瑞政府轻易废除。除了新官上任都要建立自己的新发展观这一惯例外，据当时舆论言，这是一部贿选总统制定的宪法，因人废言废事就是自然的了。
曹锟出生于天津一个贫穷的造船工家庭，由于社会地位较低，在他的政治和军人生涯中经常受到耻笑。年轻时，他曾是保定府街头的布贩子，1885年弃商从戎，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战后又参加袁世凯在小站训练的新军，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清陆军第三镇统制的曹锟奉命率军进攻山西革命军。1912年1月调防北京，2月曹锟改称陆军第三师师长，受袁世凯唆使，制造北京兵变，为袁世凯拒绝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制造了借口。1915年年末到1916年年初，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称帝，曹锟是公开表态支持的一个军阀首领，为此他被封为“虎威将军”。在后来的护国战争中，曹锟奉命入四川，但于1916年3月战败，同年9月受任为直隶督军。1917年张勋复辟遭到曹锟的反对，但同时又随同冯国璋、段祺瑞反对孙中山在广州维持的旧国会和护法运动。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
曹锟虽然出身贫寒，又是军旅出身，但他用心缜密，在北洋军阀体系曹锟宪法纪念币因人废言废事让一部伟大的宪法彻底被历史掩埋。
中颇孚众望。冯国璋去世后，曹锟成为直系军阀首领，逼退徐世昌和黎元洪两位总统后，开始操控国会，用重金公开收购议员的选票，当选总统。
实际上，辛亥革命后，选举总统的过程一直就十分坎坷，到曹锟逐渐掌权时，长期的军阀混战和派系斗争让总统选举更加复杂。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却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次日晚上，在小麻线胡同的一所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定了几个办法：（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省代表出席；（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与此同时，津派、保派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到1923年10月5日的选举会，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以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中山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等各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上述人中，陈三立、严修是名流，孙美瑶是大盗，高锡、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其中有22人皆是举国知名的政治实力派。
实际上，这次选举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
其贿选的公开与强迫行为，被传媒渲染得锣鼓喧天，引起公愤。此时担任南方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和所有投票的议员。用5000块大洋买来的议员被称为“猪仔议员”。曹锟也被称作“猪仔总统”。次年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政变，将曹锟软禁。从此，曹锟退出政治舞台。这次贿选最终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笑谈，更成为民间文学演绎的素材。曹锟后期曾拒绝日本人邀请出山，其坚持反日的正面形象被淡忘，去世后被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今天少有人知。
曹锟贿选，自然是丑闻。但在商业史和金融史上却不能简单以街谈巷议而结论。在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政府割据对抗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曹锟作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者，可以用政治阴谋和武力威胁相继赶走两个总统，占据京津重地，踌躇满志，缘何不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如此大费周折，不惜动用家财和舆论，百般讨好议员，显然更有远谋。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球大势，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结局等固然是环境约束，但曹锟本人要顺应时代变化，采用金钱民主的手段更是重要原因。相对于直接军事镇压反对派而言，曹锟通过其弟曹锐和朋党动用大洋收买议员拉选票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
需要说明的是，接受贿银投票给曹锟的议员几乎全部是1913年中华民国首次大选时投票让宋教仁获得大胜的议员，基本是各省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都是推动辛亥革命的社会精英人物。不过10年间，政客的纷争、军阀的混战、理想与现实的磨合、激情向老练的转化等，使得这些社会才俊和社团名流纷纷参与贿选。不仅有人拿了曹锟的钱，还有40多位议员拿了曹锟竞争对手的钱，也有两面都拿的议员。个中复杂，显然并不是一个5000大洋便可以概论的。许多参与拉票的议员也期待通过曹锟当选能推动第一部宪法的实施和多党政治博弈的格局从军阀混战中脱胎而出。贿选不过是低成本实现目的的一步。
即便贿选，曹锟毕竟也要支持一个先进的宪法（该宪法草案已经打磨了10年之久），要给老百姓一个未来愿景，要给近500个议员（当时的社会名流和贤达人士）一个短期的承诺，要与竞争敌手讨价还价，要给同党追随者以现实利益。而这些承诺和妥协至少要通过大家可以看到的金钱或预期到的商业利益来进行调节和结算，不是虚无缥缈的理想口号和各种主义。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贿选也是符合程序的，曹锟当选也构成了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无论是否合理，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贿选在古今中外始终存在着，只是方式不同。古罗马时期的贵族政治竞争中，就已经非常娴熟地利用公民权和领地拉票选举执政官。尼禄皇帝也直截了当地用金钱买来贵族对他改造古城等项目的支持。中国历代朝廷中用金钱上下打点完成政治目的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曹锟不过是过于自信成王败寇的规则，一厢情愿地企图用日后的成就来弥补贿选的失德罢了。
换一个角度说，金钱其实是政治变革的重要杠杆。孙中山的革命一路走来，也是依靠了大量民间资本的支持，张静江便是首要功勋。张静江出身于浙江湖州的盐商巨富之家，但他本人则是中国最早的从事国际贸易致富的商人，20世纪初，张静江倾其所有资助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活动，后来曾担任国民党主席一职，成为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发挥商人视野和特长，主导了被称为“黄金十年”的1928—1937年中国大建设，他在现代中国铁路、公路、电力、通信、能源和市政建设上具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位宁波商人虞洽卿同样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长期资助者。1916年孙中山为了建立长期资本来源渠道，与很早理解交易市场的虞洽卿达成一致，共同筹备一个股票交易所。几经磨难，终于在1920年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是第一个经过政府批准的交易所。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和陈果夫等后来把握国民党政权的人物都曾直接参与，甚至进场交易。其中蒋介石和陈果夫曾有专营的交易商执照，尽管前两年曾有赢利，但在1922年的上海信托和交易所倒闭大潮下亏损退出。
早期国民党人在商场的沉浮经验导致他们高度重视对金融与财经大权的控制，长期重金聘请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专家为民国政府设计货币改革政策和金融体系，始终推动中国货币及资本市场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其中，1933—1935年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两次金融改革，保证了八年抗战的财政与经济运转。
其实，推动政治变革和组织社会革命，金钱都是必不可少的撬动工具，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任何有所成就的政治人物或者文化领袖都需要金钱作为长期执着事业的资本。将曹锟贿选过度道德化解读，实际上是偏狭隘地甚至是故意地以声讨贿赂为由来回避讨论国会选举和行宪的必要性。果然，段祺瑞执政后，立即解散国会，赶走议员，恢复军人执政。尽管段祺瑞本人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享誉于世，但道德清高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昌明。
时至今日，政治贿选在各国仍时有出现。不过，公然贿选已经成为暗流，政治献金和捐赠正在被各国制度广为接受。政治献金的公开性、专属性和与直接回馈的隔离性等使得与其贿选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在具体操作中是有巨大模糊空间的，这也是选举法律中最有难度的领域。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选举中丑闻不断，多与贿选相关。
美国、欧洲也时常有政客因收受贿款而下台。因此，我们在重温百年前曹锟贿选事件时，也应当有更为宽容的视野。
金钱与权力始终是一体的，没有金钱支持的权力难以长久，没有权力的金钱也是朝夕不保。古往今来，金钱与权力始终彼此向往，千方百计结成纽带。所以重要的并不是二者是否结合，而是金钱分散和权力分散，是制度的稳定和公开。当千百万创业者、企业家、消费者都可以拥有财富和资本能力时，当拥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家都能选择并顺从自己的主张群体时，多元的财富博弈和权力制衡就建立了一个平稳发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