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日本，当时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各地诸侯的整合花费极大，不能满足军事投资之用，据统计，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日，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1/10，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特别要提出的是，日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极为重视经济和金融手段的借鉴。日本明治维新（1867）后，首先在国内的西南战争（1877）中尝试发行公债进行战争融资获得了成功的经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日本政府财政预算规模在8000万日元左右。据日本学者著述，日清战争的融资主要是依赖发行了1.16亿日元的政府公债，其中民间公募9000多万，国库存款2500多万。相比之下，大清政府首次发行公债是在1894年，而且数额有限。
甲午战争后，日本大藏大臣一度主张向中国索要10亿两赔款，但担心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干涉，为确保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中国赔偿军费条款中仅要求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
在李鸿章的周旋和西方列强的暗示下，最终，日本将3亿两的赔款减少1/3。《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将2亿两库平银交给日本，作为军费赔偿，分8次交清。第一次赔款交清后，其余未付之款要按年加5%的利息。由于俄国、德国、法国以武力威胁强迫日本放弃侵占中国辽东半岛，为此，日本又向清政府索要了3000万两库平银作为补偿。同时，在赔款交清前，日本在威海卫驻军费用，由中国每年支付50万两库平银。
戚其章先生在《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中曾考证，库平是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日本以库平银成色不一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并要求中国在伦敦的银行用英镑支付赔款。当时，金价上涨，银价下跌，已经成为趋势，因此，英镑兑换比率偶有波动，但镑价上扬的势头却难以遏止，从而形成了镑亏。“镑亏”一项日本又掠得1494万两，“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加上赔款之外掠夺的舰船、武器、弹药、机器等及金银货币，约为库平银8000万两。总计，日本从甲午海战中所得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5.1亿日元，等于当时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多。
由中国掏腰包的这笔巨款被日本用于发展自己的工业、军事以及国民教育事业。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在1897年开创时所用的1920万日元即来自甲午战争赔款。该所1901年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生铁总产量的53%、钢总产量的83%。张宇燕等经济学家引用过的一份材料显示，从《马关条约》签署到1903年的8年间，日本的公司总数由2844家增至8895家，投资金额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雇用10人以上工厂总数由3740家增至8274家，日均开动纱锭数由38.2万锭增至129万锭，铁路营业里程数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日本农商务省公布过的统计数字表明，1891年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70%，到1903年已降至64%。
更值得一提的是，战前，中日两国都还使用银本位的金融制度，欧美国家则已经实行了金本位。当时的纺织业等工业设备和原料、军需品和军工生产设备都需从金本位国购入，银本位制度对日本发展工业限制极大。1871年明治政府的《新货币条例》已经规定采用金本位制，但一直因资金匮乏不能启动，经由英国支付的中国赔款，则为日本的币制改革提供了资金。1897年10月建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后，日本便迅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它得以在世界市场上与列强角逐竞争。
同样是没有资本，大清搜肠刮肚地敛税，拆东补西地挪款，结果，自己精心选定的两艘战舰让日本人买去了，“吉野”号和“速浪”号成为了主力杀手。日本则发行公债，利用国家信用和未来承诺把民间资金和未来的收入能力统统转换成当下的消费能力，重新武装海军，战胜大清，之后再与民众集体分享胜利果实。事实上，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奠定了经济振兴的财政基础，而且还就势实现了金本位制度。
中国战败后，除了支付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赔款外，还将台湾岛割让给了日本。各国列强则要求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战争赔款以英镑支付。如此天价的赔偿数额，作为国库空虚的清政府，只得分别向英、德、法、俄等国分别签订借款合同并进一步割让中国诸多主权。实际上，如笔者前一篇文章所述，清政府欲罢不能的海外借款也奠定了自己财政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基础。
鉴于甲午海战的巨大收益，战争融资更是变本加厉。日本将中国的赔款进一步用于军费支出，从1896—1905年分三期扩建海军，投入3亿多日元。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投入军费是政府开支的3.74倍，而在日俄战争中投入的军费是4.15倍。到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各国时这一比率则达到了9.16倍。战争融资的主要金融工具仍然是政府公债。可是，战争融资支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也最终毁灭了日本，导致了一段日本的亡国史。
“吉野”号本为大清订购，后因经费不足而被日本购买的“吉野号”，在甲午海战中重创北洋舰队，成为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以当时的世界发展格局，中日两国都在力图变法改革，积极进取，以求现代化。中国有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有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制度、文化，试图脱亚入欧。两国皆有能臣悍将，谁知甲午一战，顿成崖谷之势，分道扬镳。尽管文献众多，但是从金融角度解析甲午之战的却不见经传。原因之一便是中国的金融始终依附于政府财政，并没有独立的立场。从融资角度回顾甲午战争，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牵一发动全身，也就是西方所谓的蝴蝶效应。小的金融技巧足可以使整个制度倾覆。可以这样讲，政治制度是决定因素，中日海战不败在甲午那年，也会败在辛亥那年。但是，如果当时中国人懂得债券融资，完成海军建设，打败日本海军，就有可能趁热打铁，一举改变中国的制度演化方向，甚至改写世界历史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却应该假设。
第二，债券长期被认为是政府融资的财政工具，是，但又不仅仅是。债券还是将未来收入能力转换为当下消费能力的金融转换器。不同的预期可以转换成不同的票面价值，可以将融资渠道渗透到不同的阶层和地域，更可以通过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更新延续投资者，这就形成了稳定安全而且自我繁殖增长的资本流。可惜我们目前的债券仅仅是财政工具，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融资。需要大家一起推动监管部门向民间企业开放。
第三，战争融资利用政府债券这个金融工具可以更有效地调动国民情绪。日本关于甲午、日俄以及之后的战争融资研究著述分析了战争融资中债券发行、银行借款和提高税收等多种渠道融资的利弊，特别强调面向公众融资所必需的透明度和流通性之重要。买公债就附加了爱国的意义，同样，公布资金投向也表达了尊重民意和建立信用的意义，这一点尤为重要。试想我们的几万亿激励经济的政府投资，几千亿抗震救灾的投资，几百亿抵御流行病或者举办运动会的投资，如果都通过发行公共债券的方式将会对中国的金融制度、政府信誉和社会公德有多大的提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