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动摇了清政府的根本。此时，清政府距离最终覆灭，已经无多时日。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专家们力图从全新视野来讨论革命的得失，我曾在前文提及1911年盛宣怀牵头的价值600万英镑的四国大借款直接引发了保路运动，从而导致辛亥革命，这是从事金融史研究的立场上的一说。也有专家从金融投机风潮的角度来讨论，这同样是值得重视的阐述。
19世纪是工业革命的时代，汽车及橡胶轮胎的发明和迅速普及导致全球市场对橡胶的巨大需求。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应用和今天一样，自然在资本市场中获得最快的响应，同样也会引起过度的反应。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和新兴大国美国的橡胶进口量从1908年开始连续每年大幅递增。因为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无法扩大，注定了当时橡胶价格开始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1908年每磅2先令，1909年年底猛涨到每磅10先令，橡胶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10镑，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尽管从1908年的2先令跳到1910年4月的12先令，但当时的橡胶成本仅为1.6先令。
一时间，全球各地有条件的橡胶产地，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都立即建立了无数的橡胶公司，而且都充分利用尚在创新时期的股份公司形式向投资者伸出橄榄枝。上海作为当时亚洲最发达的资本市场，自然成为橡胶投资的焦点平台。据英国《泰晤士报》统计，从1909年年底到1910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刚刚买地，有些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也有很多是皮包公司。
上海新成立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大受欢迎，当时有家名为“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一个多月后涨至50两白银，翻了一倍。上海拥有大笔资金的本地人、华人和外国人，不舍得失去这样一个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加入到抢购橡胶股票的行列。一些公馆的太太小姐们甚至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但即使有钱，也要托关系才能买到股票。
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大约80％的股票被华人购买，在上海的外国人则抢购了20％。很多华人最后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炒作。
位于上海黄浦路一号的西商众业公所是外资控制的在中国经营的股票交易所，成立于1891年，是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营业了50年之久。西商所交易的股票多属于英、美、法、日等几个国家。在1910年6月的一个月内，该交易所安排了30只橡胶股票上市，其中英国公司占了1/3，此次上市卷走了1350万银两。除了外商经纪公司外，许多中国机构和钱庄也雇用经纪人参加交易。值得提及的是，西商所当时推出了各种金融创新，包括股票分拆和分期付款等。
当这些橡胶公司的股票价格在一个月内迅速上升十几倍时，我们熟悉的一幕自然不可阻挡地发生了。无数新贵和土财主纷纷倾囊而入，普通职员甚至贫民也将致富之路赌在橡胶股票上。投资者无暇判断股票真伪，一味哄抬股价，从上海一路买到伦敦。当时，华商在上海投入资金近3000万两，在伦敦投资超过1000万两。而当时清政府年可支配收入不过一亿两。
致命的是，投机橡胶诱惑的不仅仅是普通人，“八大钱庄”（正元、兆康、谦余、森元、元丰、会大、协丰、晋大）也很快加入了这个行列。而“八大钱庄”的背后，则是号称“钱庄的钱庄”的票号在支持。当时上海有两大票号，即宁波买办商人严义彬所经营的源丰润票号，以及合肥官僚商人李经楚经营的义善源票号。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向投机者提供贷款，同时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做抵押，获得新的贷款去购买新股票；第二种情况则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例如当时的正元钱庄东家陈逸卿、兆康钱庄东家戴嘉宝、谦余钱庄东家陆达生三人，先后合作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巨款，存放于三家钱庄，用于橡胶股票交易。
1910年，全球经济突然逆转，伦敦股市立刻暴跌，迅速导致远在上海的橡胶泡沫瞬间破灭。众多的橡胶股票公司灰飞烟灭，众多投资者和企业家人间蒸发，股票市场失去流动性而停业。更加致命的是，鉴于无数中国的钱庄、票号深度卷入投机，呈现连锁破产局面。最早三家钱庄直接受到牵连，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万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很快，另外五家和两大票号也相继受到波及。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倒闭；22日，兆康、森元钱庄倒闭；23日，元丰倒闭；24日，会大、协丰、晋大倒闭。作为大清金融财政的重要支柱，钱庄、票号的受创，让与之关联密切的官僚买办资本、商业资本和民间资金也受到侵蚀，他们相互拆借资金，越陷越深。同时，外国银行也停止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拆款，并催要还款，直接导致中国的新兴工业和民生陷入灾难，并且被外国资本把持。
橡胶股灾发生后，时任上海道台的蔡乃煌与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上奏朝廷，宣统皇帝特别批准官府出面，向外国银行借款渡过危局。8月4日，蔡乃煌与汇丰等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与此同时，他还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助其稳定市面。经过蔡乃煌的紧急处置，上海市面趋于平静。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巨大。这两家机构凭借自身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勉强挺过了第一次冲击，维持着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秩序。
当时的理想，希望事情应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到了9月份，清政府要偿还庚子赔款，按照惯例，上海应承担190万两，可是蔡乃煌把官银拿去救市，官库空了。鉴于上海市面仍未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作为垫付之用。此时，与蔡乃煌有过节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参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并限令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结清，蔡乃煌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于第二天宣告清理，亏欠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分设在北京、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倒闭。源丰润的倒闭，导致上海大批钱庄倒闭，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这是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波。
源丰润倒闭之后，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至上海。
12月11日，清政府再次救市，由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并且以江苏盐厘担保。
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当时还担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经理，他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弥补了蔡乃煌（中）处理橡胶泡沫的晚清才子上海道台——蔡乃煌，显然他处理得并不好。
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但是，到了1911年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打击袁世凯安插在交通银行的梁士诒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交通银行的账目。李经楚见势，紧急将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归还，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借款10万两，但被断然回绝。次日，义善源终于宣布倒闭，负债1400万两。维持上海市面的最后一根柱子垮了，上海金融业顿时崩溃，全国工商业大恐慌随之发生，第三波橡胶股灾开始。
最终，江浙地区的金融和事业发展几乎殒命，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被冲垮。受它们的牵连，多数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面陷于瘫痪和破产。
自洋务运动的同光中兴后，中国经济从1903年开始的连续6年的经济增长被这次全国性的橡胶泡沫所摧毁，导致多年的经济萧条。清政府不得不启动国际大借款以苟延残喘。这场危机动摇了清政府的根本，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可以假设，清政府迫于经济压力，才最终决定收回原本商办的铁路，导致了保路运动的发生，并且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有意思的是，处理橡胶泡沫的晚清才子上海道台蔡乃煌，后投效在民国总统袁世凯门下。1915年，袁世凯为了筹备帝制的款项，任蔡乃煌为粤赣苏三省禁烟督办，与英商勾结，禁止土烟，售卖洋烟，每箱要求烟商报效4500元，预计可获利2700多万元。1916年年初，西南讨袁事起，梁启超、蔡锷等组护国军，云南、广西宣布独立，盘踞广东的云南军阀龙济光遭受压力，表面宣布独立，暗中仍听命于袁世凯。袁世凯又委派蔡乃煌任特派员到广东，一边筹款一边监视龙济光的动静，后来发生了历史上的著名悬案“海珠事变”，蔡乃煌被指为幕后真凶。历经清末和民初的蔡乃煌，展现出了对市场和江湖的充分理解和腾挪功夫，在改朝换代中全身而退。却在后来军阀兵乱和政治斗争中丧命，被袁氏同门将领陷害，将其押赴天字码头枪决时，他的罪名为——蔡乃煌无罪可科，国人皆曰可杀。实在是当代的莫须有之论。
从西方的“南海泡沫”、“郁金香泡沫”、“旁氏游戏”到当下的美国麦道夫案件和中国的各种集资与投机，都是资本市场的内生现象，并非传媒宣传和法律宣判所简化的异象。温故知新，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资本市场的机制。即便屡次发生，也断然各有异同，不可轻易给出评价。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在内外融资压力下顶层设计的结果，更是中国各个阶层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不断参与创造的结果。可惜的是，每一代投资人和监管者都对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过于自信，对过往历史不屑一顾，甚至彻底遗忘。这无疑使我们后来人不得不重复历史的低级错误。
翻检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最早一次金融危机，会让我们有许多全新的体验和启发，也会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思考。
第一，中国的晚清市场经济和资本积聚基本是在上海完成的，外资金融和中国钱庄、票号之间彼此合作，比恶性竞争更多。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全球推广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结，使得上海金融市场成为当时亚洲最具影响的融资中心。因此，具有全国意义的金融危机自然也在上海发生。此前的局部危机，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胡雪岩垮台和山西票号倒闭等并不能有此等能量。上海出道如此之早，曾带动亚洲纺织、橡胶等产业的国际资本走向，却在百年后仍苦苦寻求所谓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令人唏嘘。
第二，新产业和新产品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一度形成泡沫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中国都反复发生这种情况，而且都是在市场形成时主导了市场的格局。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南海泡沫，就没有现代公司法的形成；没有郁金香泡沫，也就没有现代交易机制和监管的建立；没有上海橡胶泡沫，也没有后来现代金融机构对钱庄、票号的洗牌和10年后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奠基（另文讨论）。我们因此可以体验到美国铁路泡沫（1910）、中东石油泡沫（1970）、全球互联网泡沫（1990）以及全球衍生产品泡沫（2000）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和观念的变革。
第三，产业、金融的发展在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在中国尤其如此。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中国现代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也会将全球危机带入中国，洗劫国民积累。一旦资本市场建立并与国际对接后，如何建立平稳机制和缓冲地带值得高度关注，但这不应该成为设立人为障碍的借口和拖延对接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