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流通的鹰洋，冲垮了中国金融业原有的钱庄和票号结构，迫使中国政府迅速推进统一货币的进程。自此，中国废两改元，“银两”在历史上逐渐消失，“圆”时代到来了。
30多年前读书时，得知墨西哥鹰洋曾在中国市场广泛流通，继而被告知体现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和弱国的悲哀与耻辱。多年前在日本的货币博物馆里看到中国明朝的铜钱曾是日本唯一使用的官方货币，多少有点莫名的欣欣然。再后来，发现在英国博物馆选择的体现世界历史的100件文物中，墨西哥鹰洋的正宗前身西班牙银币位居其中。
在经历了皮毛、贝壳、盐块等一系列交换媒介后，古罗马帝国启用了金币作为主要的兑换、交易和经济储备工具，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尽管中国曾在1000年前的宋朝使用过交子等纸币，但铜币和银两始终是货币的主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洋人的货币也就势进入中国市场，一度主导了相关领域。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殖民者为黄金而来，但在印加帝国的土地上发现了巨大的银矿。特别是玻利维亚波托西地区（Potosi）的丰富矿藏，使得殖民者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西班牙人开发矿藏，提炼银金属并向欧洲和各国输送。从1520年首次出口到欧洲的148公斤开始，到1590年时每年出口达到300万公斤。
西班牙银币（Pieces of eight，意指一个银币值八个里尔）首次铸造于1573年，到16世纪末的25年内，便迅速流通到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大陆，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流通银币，并且将优势一直保持到19世纪。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财富大转移。依靠这些财富，西班牙成为一时的霸主，组建了强大的军队，打败了荷兰、英国和法国。
西班牙银币通过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进入中国，初期由于成色好、含银高，深得中国民众喜爱。商人们大多将进口的银币立即熔化，改铸纯度较低的银两或打制成各种银器。这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体现。西班牙银币的进口给当时明朝银本位制度的监管带来了许多困扰。
充裕的白银进口也给西班牙经济带来了问题——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导致了通货膨胀，政府挥霍无度，人们奢侈浪费。另外，刚刚进入的白银立即交予国外收购，很少投入本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这使得西班牙丧失了技术与产业革命的机会。
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继续制造与西班牙银币同值的墨西哥银币。
1823年开始在银币上刻上墨西哥国徽上的雄鹰，以后改称比索。由于其成色稳定、品相好，加上西班牙在欧洲30年战争之后的衰落，迅速取代了西班牙银币的地位。很快，墨西哥鹰洋在全球各地都成为了流通货币，16—19世纪，墨西哥大体制造了30亿枚鹰洋。
墨西哥鹰洋在中国的衰落史，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是中国自主货币的成长史。
墨西哥鹰洋从1854年流入广州，开始成为流通货币，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发展到顶点。“沿江、沿海各省大率皆行用洋银，历有年所，官吏商民，习以为便”，而“通用之洋钱大半皆系墨西哥国所铸”，“外洋墨西哥小国银圆乃充斥于中国，初行沿海省分，近且流及内地”。墨西哥鹰洋主要的流通地区是上海，几乎成为主币，在苏南、浙江、安徽、江西、两广、福建、台湾等地也流通甚广，基本超过了银两。随着中国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加，在长江中上游的汉口、宜昌、沙市、重庆、长沙等地，北方的天津、牛庄、营口、大连甚至黑河等商埠都有鹰洋流通。在华东、华南的许多都市，鹰洋一度成为标准通货，早期的兑换券多规定以鹰洋兑现，尤其是上海一带，银圆券照例是要兑鹰洋的。
据1910年的统计，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圆有11亿枚，1/3是墨西哥鹰洋。1899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曾提到，“中国行用洋元以墨西哥所铸鹰洋为最多……前经饰查上海进口之数，每年不下千余万元”。据彭信威先生估计，“鹰洋的输出额，在铸造总额中大概要占八成以上，约九亿六千万元，流入中国的总不下于三亿元”。与之对应的是，清朝末年全中国的货币总量折合银圆还不到21亿元，鹰洋占到近1/5，全国银两总额2.5亿两（合3.47亿元），与鹰洋数量相当。
货币对于老百姓来说具有交换和保值等基本功能，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除非在政府强制的约束下，老百姓都会选择最便利的货币，但对于政府而言，货币是一个权力的工具，通过货币的确定与管制来实施强制分配利益和资源，美其名曰为货币主权。
明清以前，中国的商品市场水平很低，行政分配和非货币交易主导资源配置，货币管制也不多，官方和民间均可以根据本地需求自行铸币和熔币。各地银两成色和品种繁多，各行其道，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统一商品市场的形成，更不必谈现代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孕育了。
西班牙银圆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货币，不仅将西班牙打造成了全球经济时代第一个经济大国，而且将分散在欧美亚等不同大陆的商品和资本市场通过货币的流通联结起来。之后的墨西哥鹰洋则是推动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最重要货币工具。它不仅开创了与本土农贸市场并行的洋行洋货市场，而且统一支付的兑换与储藏价值手段也冲垮了中国金融业原有的钱庄和票号结构，逼迫中国政府迅速推进统一货币的进程。
光绪年间，一些政府官员意识到鹰洋对中国货币制度的侵蚀，同时也看到西方银圆制度的先进性和币制改革的迫切需求。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抵制鹰洋，“便民用而挽利权”，奏准在广东开铸新式银圆（龙洋），各省纷纷效仿，累计铸造约2亿元，中国银圆制度初步确立。宣统二年（1910）公布的《币制则例》采取鹰洋的标准——库平七钱二分、纯度0.90为银本位的基础，七钱二分的重量由此成为中国银圆的定制。但此时，龙洋仍未能撼动鹰洋在华东、华南的地位。
辛亥革命后，一方面，中国银圆制度逐渐成熟，另一方面，墨西哥实行金本位，银圆停产，墨西哥鹰洋在中国的数量日益减少，开始没落。袁世凯当政后，在天津建立了中华民国的政府造币厂，1914年决定统一币制，通过《中华民国国币条例》，大量铸造以袁世凯头像为标志的民国银圆，俗称“袁大头”，仅一元币便制造了7.5亿枚。受到鹰洋的影响，“袁大头”重量仍是七钱二分，成色稍减为0.89，由于其铸造精良，重量、成色严格一致，很快成为全国性银币。到1928年，“袁大头”铸造额已经超过11亿枚。铸造和推行“袁大头”时，大量鹰洋被收购重铸。民国三年（1914），天津造币厂熔化的鹰洋达1800万元之多，中国、交通两行也“襄助政府在上海等市收回墨洋及其它杂色银圆，改铸国币”。到1931年，“民国币由外币熔银铸造者”有2亿元左右，大部分是熔化鹰洋。此外，我国民间有收藏白银的传统，鹰洋被收藏的数量也十分巨大。
墨西哥鹰洋在上海的衰落始于1918年的“盐余”之争。当时，两淮、两浙盐税要经中国银行分行汇至上海转解，而汇丰银行一向非鹰洋不收。由于鹰洋越来越少，迫使中国银行通过钱庄向汇丰购买，双方屡次产生争议。最后，北洋政府与银团商要求一次性发还盐余数百万元，汇丰由于库存鹰洋不够支付，只得决定以0.73006作价（市面0.72），鹰洋和中国银圆并用。借此机会，中行上海分行在当年5月发行国币兑换券，国币在上海开始与鹰洋平起平坐。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发生罢市风潮，外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难以兑换鹰洋，中国银行再次抓住机会，促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会商取消鹰洋行市，并由钱业公会通告，“沪市现因光绪龙洋为对抗墨西哥鹰洋对中国货币的侵蚀，晚清政府自制龙洋，重量七钱二分，与鹰洋一致。从此，七钱二分的重量成为中国银圆的定制。
鹰洋逐年减少，已属供不应求。吾国旧有龙洋及续铸新币，流通行用，商界称便”，至此新币、鹰洋、龙洋（大清、江南、湖北、广东四种）“一律并用，无分轩轾”。鹰洋失宠的同时，中国银圆制度的统一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了全国19个省48个商埠流通货币的概况，鹰洋只在18个商埠行使，在其中6个商埠还要对成色稍低的袁头币贴水，而“袁大头”在各地均“流通最广”、“最通用”、“最受欢迎”、“最为流行”。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最终下令禁止鹰洋等外国银圆进口，1934年驻纽约总领事馆函询“墨洋在华，是否仍合法通用而无限制”，财政部又重申前禁，终于在法律上解决了鹰洋在华流通的问题。
值得提及的是，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的红军造币厂和1932年在瑞金建立的中央造币厂所用的模板均是墨西哥鹰洋的铸版，只是在币面上戳凿“工”或“工人”字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墨西哥鹰洋信誉好，在中国南方许多地方私铸墨版鹰洋十分流行。1928年5月，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造币厂迁到井冈山的上井村，红军造币厂用打土豪和战争中缴获的银饰品和银器铸造银圆，由于银圆版式只有直线形边齿的墨版鹰洋一种，为了表示工农苏维埃政权铸造的银圆与市面上流通的各种墨版鹰洋假银圆的区别，红军造币厂在铸好的墨版鹰洋上凿下“工”字印迹，被称为“井冈山工字银圆”。1932年3月27日，红军在福建上杭击败国民党军队钟绍奎部，缴获了一套铸币机和钢模，迅速送到瑞金。从此以后，中央造币厂开始采用机器铸币，但铸造的仍然是墨版鹰洋、孙中山头像银圆和袁世凯头像银圆，铸好的银圆上仍用钢印戳凿上“工人”二字，铸好的银圆以500块一箱向中央输送，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用这些银圆从白区换回大量急需的物资。革命者用这些银币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直到1949—1951年为便利进军西藏，新中国还制造了一批“袁大头”银圆。
回首历史，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尽管银币早已经退出历史，但西班牙银圆和墨西哥鹰洋对于中国近代金融的影响还需要客观认定。西方不仅仅带来了鸦片、战争和殖民地，同时也摧毁了我们自我陶醉的天朝梦幻、愚昧和自然经济。墨西哥鹰洋、“袁大头”银圆等都在中国近代金融市场的构建中发挥了独特的职能。
第二，在政府介入下，货币的职能比原始的定价、交换和储藏更为丰富、更为复杂。它会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下创造出新的金融生态，而且会反作用于社会结构。西班牙银圆和墨西哥鹰洋都导致了资源和货币本位制度的跨国转移，也推广了普世价值观念，使得后期观念的革命者也要继承现存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和货币制度本身具有独立的生命力。
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无论管制者是否喜欢，是否制造障碍。货币的全球化更是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不容割舍。从当年墨西哥鹰洋等迫使中国放弃银两制度，废两改元，到当下中国的人民币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结算和储备货币，这种历史变迁自然令人感慨，但个中的大趋势更令人关注。中国的外汇储备能力和人民币的支付能力必须与中国实际的国力相匹配，令人炫目的中国购买力能否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创造力和老百姓的生活福利是一个重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