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来看，在新增的货币供应量上，中国已连续4年贡献约一半。在2011年贡献率达到52%。2012年，中国继续“巨量印钞”，新增M2达12.26万亿元，在全球新增M2中占比仍高达46.7%。无论是与过去相比，还是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货币投放量增长规模和态势都是罕见和惊人的！
60多年来，我们都经历了什么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国大陆地区使用人民币，港澳地区因为实行一国两制，香港使用的货币是港元，澳门则是澳门元，后二者直接或间接与美元挂钩。中国台澎金马地区使用新台币。
1948年12月，中国内地货币领域进入了人民币时代。人民币的成功发行，清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及其他各种货币，结束了中国几十年通货膨胀和近百年外币、金银币在市场流通买卖的历史，并促进了革命战争的全面胜利。
人民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集中统一、独立自主、长期稳定的货币。当然，稳定是相对的，而且为了维持难能可贵的稳定性，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大背景下，经历了种种风浪考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中国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同时开始发行新的人民币，按1万元旧币折1元新币进行兑换。建国后一度浮现的通货膨胀现象，很快凭借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稳定了下来。
此后，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由国家统一定价，而且长年不变。这种体制下，很多物资的价格是扭曲的，背离了价值，不能反映市场需求，无法适应发展商品经济，更谈不上适应世界市场经济的大趋势。当人民币的功能因此被束缚住的时候，许多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票证名义上是没有价格的非卖品，实际上成为人们私下转手的有价证券。
计划经济时代也有“自由市场”，民间称为黑市，它会随政府政策的变化有时非法，有时准合法。黑市规模很小，但价格变化很大。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江南大米的计划价格0.14元/斤，黑市价在不同情况下可达0.6～3元/斤。“自由市场”价与官价之差反映了票证的“市场价”。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此开始了“改革与开放”。
1980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1945年12月27日，中国与29国发起成立该组织），为创造良好的外部国际合作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品市场迅速地从“文革”后的70年代末商品供应极度匮乏的萧条境地走上了繁荣发达之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实现价格市场化的转变，是一项错综复杂的新生难题。
放开物价前后
改革，就要放开长期被硬性规定和被票证等掩盖压抑下的物价。价格上涨到位，生产者的积极性提升，商品不仅数量增加，质量也会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常理。但是人们对于几乎恒定不变的价格已经习以为常，一说涨价，就会人心惶惶，如果涨价过多，影响民众生活，就可能引发社会动乱。
一开始，政府就确定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并且实行过渡性的“双轨制”，即计划内的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实行市场定价，两者相辅而行。
到1988年，小商品市场基本已经实现市场化，但是生产资料的供应仍然实行“双轨制”。由于供应有限，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国家计划价格，由此滋生了以权谋利、权钱交易的“官倒”腐败现象——官员凭借权力，将计划内商品卖给黑市，从中赚取差价。
要克服“官倒”，以及解决国家控制商品价格带来的问题（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城市农副产品等的价格补贴等），就要加快放开物价，取消弊病丛生的“双轨制”。
1978年以后的10年基本也是物价不断上涨的10年。CPI年率自1987年1月超过5％，至1989年2月达到最高值28.4％。
1988年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潮，有人一下子买了200公斤的盐，500盒的火柴，许多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也发生了挤兑。
1988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推迟价格改革并转向治理整顿。
从此，中国进入了为期3年（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期，政府抽紧银根、压缩投资、管制物价导致增长减速，改革停滞。银行系统于1988年第四季推出保值存款，大幅提高名义利率，并对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以三年期定期存款为例，保值期内利率为21.5%，1989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17.8%，则实际利率为两者之差3.7%。从而保护了存款利益，扭转了存款下滑的局面。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视察，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经过“治理整顿”，供求关系宽松了，个别产品还出现市场价格低于计划价格的现象。计划价格并入市场价格，不至于有多大的冲击。于是，在政治环境也趋于宽松的大环境中，再度勇闯价格关并获得了成功。
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旨在“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价格闯关”最终成行。
广义货币M2激增之谜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至今，中国经济呈现几何式的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增，市场货币流通量也逐渐加大。尤其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推出4万亿的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使得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超额增长。截止2011年底，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M2达到85.16万亿元（2012年10月达93.6万亿）。
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数据的资料始于1952年，当年的货币供应量（M2）101.3亿元。从那时到2011年底，M2增幅达8407倍。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1952—1978年，M2增长大体平缓，年增量从没有超过百亿元，属于低通胀时期。其中大跃进运动后的1961年到1964年，以及文革中的1969—1970年，曾出现过M2负增长的通缩现象。
从1981起，情况有了很大变化。1981—1983年每年平均新增货币400多亿元，1984年到1989年出现突飞猛进，每年平均新增货币1500多亿元，1989年货币存量达到12000亿元，通货膨胀率逾20%，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记录。
1990—1993年，货币增长量每年都还控制在万亿元以内。1993年比1992年新增9400亿元，环比增长速度39%，1993年货币存量达到了34879亿元。从1994年起，年度货币增长量突破了万亿，1994年比1993年新增12100亿元，环比增速为34.6%。作为对照，1992—1994年GDP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4.2%、13.5%和12.6%，显然M2增速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1994年通货膨胀率再度超过20%。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大见成效，对外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存底激增。由于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致使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并通过银行的创造功能使M2余额进一步加速增长。虽然央行采用提高准备金率等措施对冲操作，但作用有限。这些基础货币加上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是中国M2大幅扩张的根本原因之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4万亿的投资计划。庞大的资金流动性保证了GDP的增长，导致各级政府、国企、社会各界纷纷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向银行大肆借贷，带动了整个银行体系逾12万亿投资效应，从而加速推升了广义货币余额M2进一步增长，使得2009年中国M2增长率从2008年的17.8%跳升至27.7%。
试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M2的一些统计数据，增幅之猛，已将大肆印钞的美国远远抛到了后面。
2000年比1999年新增15600亿元，2001年比2000年新增18200亿元，货币供应量达到152888亿元。平均年增长15100亿元，平均增长速度在39%左右。
2002年货币增长量开始突破3万亿：2002年比2001年新增31000亿，2003年比2002年新增36000亿元，2004年比2003年新增34000亿元，货币存量达到253207亿元。2005年末广义货币供应余额是29.88万亿元，2006年34.56万亿元，2007年40.34万亿元，2008年47.52万亿元，2009年6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8%），2010年72.6万亿元（同比增长19.7%）。2011年85.16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如果以中国经济境况比较成熟的1990年为基期，该年末的M2存量为1.53万亿（相当于0.293万亿美元，汇率1：5.2221），截止至2012年末，中国的M2存量为97.42万亿元（相当于15.6万亿美元），短短22年间增长逾60倍，为当年GDP（51.93万亿元，相当于8.36万亿美元）的188%。
作为对照，1990年，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为3.28万亿美元，截至2012年末，M2余额为10.48万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一点。负债累累的美国，广义货币总量也只占GDP总量15.8万亿美元的66%。
通过对比可见，22年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从不到美国的10%，跃升至美国的149%，但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尽管中美两国金融构成和发达程度不同，M2存量的内涵意义有异，但差额之巨，足以说明中国的货币供应远大于实体经济的需要。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新增的货币供应量上，中国已连续4年贡献约一半。在2011年贡献率达到52%。2012年，中国继续“巨量印钞”，新增M2达12.26万亿元，在全球新增M2中占比仍高达46.7%。无论是与过去相比，还是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货币投放量增长规模和态势都是罕见和惊人的！
显然，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GDP的高增长都有超量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货币超发支撑着政府投资的巨大需求。
货币发行增长超过了产品的增长，必然造成通货膨胀。近年来中国CPI持续高企，并屡创新高，充分表明已经存在通货膨胀问题。但是，现下消费者物价指数还在可控范围，没有出现20世纪末期两位数以至20%以上的通胀率，这是什么原因呢？
新世纪以来最大的通货膨胀，其实发生在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范围以外的房地产市场。在缺乏成熟投资消化渠道的情况下，海量超发货币持续涌入房地产业。这些年来，尽管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条件，但在货币供给支持下，无限推高房价，竞逐巨额利润，过度征地开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投机热潮。
得益于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但人民币在最近30多年，显然丧失了价值存储功能。1979年前的人民币的实质购买力是今天人民币的100倍以上。如果考虑潜在的福利附加值，应为今天人民币的150倍以上。那时候1万元人民币的实际综合价值要比现在有100万元多得多。
过度依赖货币注水和投资驱动的危害性，已经体现在通货膨胀和非理性的房价狂飙，在造成多种行业产能过剩的同时，积聚了巨量不可持续的投机性资产泡沫，居民实际财富则处在一个不断稀释的通道之中，让没有灰、黑色收入的中低收入老百姓吞下苦果。更且为近水楼台的权力腐化、国企暴富大开方便之门，造成对公平的践踏、对弱者的蔑视，致使民众幸福指数下降，对未来孕生更多的隐忧和不确定性。并因这种急功近利的发展方式对资源的掠夺、对环境的破坏，不仅成为当代的社会问题，而且剥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
如市场各界所预料，中国货币当局正在关注货币超发的后遗症，并将逐步控制新增规模。2013年3月5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称，去年M2增长目标为14%，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预期增长13%左右，旨在强调货币供应量不能过快地增长，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适当扩大社会融资规模。
地方债务危机——地方经济会硬着陆吗？
世界上一切经济、金融危机，几乎都与债务有关。
中国地方政府在“保增长”的前提下，开展市政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笔资金。法律不容许地方政府向银行借贷，但政府可通过设立融资平台公司的方式，以政府财政为担保向银行借钱，这个模式在2009年中央采取4万亿元刺激措施以来，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竞相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