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给民间资本“送礼”
不论朝中的政治斗争如何激烈，也不论是哪个派系坐庄，明治政权的根本方向始终不变，那就是军事上的“富国强兵”和经济上的“殖产兴业”政策。日本是资本主义的后进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比西方晚200年，产业革命比西方晚100年，要想迎头赶上，最多快好省的办法就是政府出来当“带头大哥”，领着一群大商人、大资本干革命。
所以在明治初期，政府出面举办了一大批近代工业，涉及铁路、矿山、造船、水泥、纺织等各个领域。只要是能想到的、能做起来的行业领域，几乎都有官办的身影。不仅如此，政府还鼓励民间资本效仿，投资近代工业，甚至还给民间资本提供优惠贷款。
在此背景下，身为第一国立银行总裁的涩泽荣一找到益田孝，商量着办家纺织厂的事情。1883年，资本金20万日元，规模达1.5万纱锭的大阪纺织厂开工，为日本近代纺织业的兴起正式吹响了号角。
大阪纺织厂的生产原料一半来自中国，所制成的棉纱、棉布等成品又大量返销中国，三井物产则在其中起穿针引线的作用。甲午战争之前，英国出口的印度棉纱占据了中国市场75%的份额，但甲午战争之后，天平急速倾向日本，日本棉纱牢牢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头把交椅。尽管是一家民办企业，大阪纺织厂的技术、管理、销售等水平都是当时日本最先进的，一些官办的纺织所根本无法望其项背。民间资本兴办产业的优势在于力量集中，有资金、有人才、有技术。而政府的大干快上固然声势浩大，但由于缺乏经验或财力不足，往往摊子铺得很大，却收效甚微。政府办企业原本是希望为民间带去示范效应，却不料深陷经营泥潭，就连做到赢利都很难。
连年的亏损让本就不宽裕的明治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就拿官办的三池煤矿来说，如果没有三井物产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挖出来的煤炭对明治政府来说就只是黑糊糊的炭，变不成金灿灿的钱。好在明治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这个“带头大哥”当得不怎么样，与其盲目引导示范，不如让手下的弟兄们自立门户来得实在。
明治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从1880年开始，陆续“处理”掉官办的产业，把政府十余年来苦心经营的一批近代企业几乎全部下放到民间，由国营转为私营，走直接扶植私人资本的路线。这对日本的民间资本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一场清仓大甩卖开始了。那些投资周期长、产出慢的重工企业，政府恨不得立刻甩掉包袱，报出的甩卖价格几乎等于白送。例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所，以9.1万日元一次付清价转给了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局，更是以一折的价格就转给了川崎。许多民间资本，尤其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资本，正是在这场政府的送礼盛宴中，一夜之间壮大了规模，奠定了形成财阀的重要物质基础。
三井的“淘宝”目标很明确，收并已涉足的事业，以求做到在某一领域中的垄断。被三井收入囊中的官办产业包括：新町纺织所、福冈制丝厂、幌内炭矿等。显然，纺织业和煤炭业是三井的主攻方向。
当然，明治政府不会傻到把全部企业统统半卖半送的地步。三池煤矿就是政府手中的优质资产，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直接为明治政府创收外汇的官办产业，尤其在三井物产的独家经销代理下，三池煤矿简直就是政府的一座小金库。
谁都知道三池煤矿是政府手里的一块宝，绝非那些清仓大甩卖的企业能够同日而语。三井方面自然更加清楚三池煤矿的价值，尤其对一心扑在煤炭贸易上的益田孝而言，更是志在必得。
可偏偏三菱也看中了三池煤矿。刚刚打了一场惨烈的海运争霸战，转眼之间这两个冤家对头又要为抢三池煤矿而正面交锋了。
一个人的暗战
1888年，明治政府在陆续处理掉大部分官办产业后，终于下决心对三池煤矿放手了。三菱家的第二代掌门人岩崎弥之助听到风声，赶紧跑去找大隈重信。此时的大隈重信已经从明治十四年政变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谋上了外交部长的位子，虽不主管经济事务，但在朝中的发言权还是有的。
岩崎弥之助提出三菱愿意出300万的高价，希望政府能以指名派给的方式，直接将三池煤矿下放给三菱。300万的报价可谓十足的天价，想想三菱以9.1万日元的价格买来的长崎造船所就知道，三菱对于三池煤矿的渴望有多强烈。
之所以报出这样一个对政府来说根本无法拒绝的数字，是因为岩崎弥之助非常清楚对手是谁。作为三池煤矿的独家销售代理商，三井物产这些年来简直赚钱赚到手软。一个零资本起家的空壳公司，居然能在海运争霸中差点把三菱给整死，这样的实力从何而来？对三井最好的报复，就是让他们得不到三池煤矿，这样三井物产这些年为经营煤炭贸易所进行的大规模海外扩张，都要毁于一旦。所以，岩崎弥之助一口气报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倒吸两口凉气的数字。
大隈重信很满意，认为这笔买卖划得来，就出面游说财政部长松方正义。松方正义其实很不情愿卖掉三池煤矿，巴不得最好谁也别来竞购，这样政府还可以留住这个创汇财源。所以，松方正义报出了一个更高的400万的底价，没有400万，谁也别想拿走三池煤矿。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各执己见，于是只得上内阁会议去讨论。
讨论的结果是，三池煤矿不特定指名给谁，而是在400万日元底价的基础上，进行首价密封投标式拍卖。也就是说，三池煤矿的竞购人出价不得低于400万日元，在此基础上可以加价，但竞购人之间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报价，密封式投标一次完成，最终谁出的价格高，三池煤矿就归谁。
明治政府的胃口很大，一反之前清仓大甩卖的态度，摆明了要坐地起价。政府1873年收购三池煤矿时的价格不过才4万日元，15年过去，卖出价居然涨了100倍。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三池煤矿值钱是值钱，但是其储藏量究竟有多少，谁也没底。出价越高，成本回收的风险也就越高。因此，合理的价位应该在100万日元左右。
三井内部对400万日元的底价也很有争议，绝大多数的意见是放弃，因为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况且三井银行此时陷入了经营困境，加上政府成立了央行——日本银行，原本在三井银行的大笔官方存款被转移到日本银行，资金链方面并不宽松。所以主流意见是，不同意拿这么多钱去赌博。但是益田孝很坚决，他十分清楚，一旦三池煤矿落入三菱之手，那么三井物产在上海、香港等地的海外支店就会统统关门，以三菱的作风，肥水是绝不会流向外人田的。如此，将对三井物产造成致命的打击。
此时的益田孝只是三井物产的社长，还不是三井的大掌柜，在这等大事上没有决定权，他只得不停地去游说。大藏省的游戏规则是，竞购成功者在当年一次性支付100万日元，余额分15年缴清。所以对益田孝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先拿到100万现金。他跑去游说三井银行的代理行长西邑吊四郎。西邑是个对主家忠心耿耿的职业经理人，当然不同意益田孝拿这么多钱去冒险。一次游说不成功，去两次，两次不成功去三次，益田孝对西邑简直磨破了嘴皮子，甚至表示愿意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当作为抵押，只要三井银行能给他这100万。西邑被声泪俱下的益田孝打动了，居然答应出这100万，其他分期付款的事情则由益田孝另想办法。益田孝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这一段时说，如果那时候三井银行的行长是他后来的死对头中上川彦次郎，这100万肯定借不出来。
益田孝对三池煤矿志在必得。有了这100万的首付款，理论上益田孝报多高的价格都没问题，但竞购价当然越低越好，最好只比三菱的出价高那么一点点，这样三井就不至于当冤大头了。可是，三菱的报价究竟会是多少？不得而知。这是一场智慧、心理和底气的暗战，比起海运争霸的剑拔弩张，三池煤矿的争夺战表面上倒是波澜不惊。
这是益田孝一个人的战斗。出多少钱，怎么出，都由他决定。益田孝是个沉稳内向的人，凡事都有自己的决断。担任三井物产社长的他很少开会，在他眼里，开会讨论纯属浪费时间，有讨论来讨论去的工夫，决定早就做出来了。在是否替政府卖三池的煤炭，以及开办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等问题上，都可以一窥他的这种行事风格。这一次也不例外。
益田孝想出了一个多头出击的办法，除了以三井物产的社主三井武之助的名义报价外，另外再以两个人的名义参与报价，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报价高出三菱，就可以选一个最低的报价支付给政府，其余撤标。如此，就能增加既击败三菱、又尽可能以最低价格竞购成功的保险系数。
可是，三个报价到底出多少呢？在结果宣布之前，谁也不知道益田孝在那三个密封的信封里写了什么。他不与任何人商议，甚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益田孝在自传中回忆，密封投标截止的前一夜，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夜。第二天天亮后，发现自己的双鬓一下全白了。这一年，他不过才4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