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亚伟多年来钟情餐饮，甚至最后关了文化公司，一心一意经营香积厨不同，早年也写诗的杨路，其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某文化公司老总。不过，一不小心，他也经营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小众的，甚至可以说是私密的。它有一个很牛叉的名字，叫木星16。木星16大概是成都最高的餐馆了，它高高在上，从它的窗口，可以俯瞰小半个成都南城。当你写意地举起酒杯，不经意地往窗外一瞥，下面是绿的树，细的街，以及蚁群般的人流，那种奇妙的感觉，也许就是“欲知酒中意，勿与醒者言”了。
木星16很小，小到只有四间屋，两张桌子。“小的是美好的”，这句话本是著名的舒马赫说的，杨路把它奉做设计木星16的座右铭。果然，那些精致入微的细节，具体、生动，却又透出一种低调的品质，就像杨路强调的那样：“要像装修书房一样装修厨房。”现在你也许明白了，在一个装修得像书房一样的地方喝酒，那酒才能叫做小酒，也就是从前那个叫白乐天的家伙写给好哥们儿刘禹锡的诗里表述过的意境：“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李亚伟的香积厨和杨路的木星16之外，成都文人开办的餐饮，众所周知的至少还有翟永明的白夜——它是一个酒吧，已经有10年历史，不少外地人到了成都，如果是文青的话，多半会一路嗅着酒香而去。石光华的上席——石光华是写诗的，后来写川菜，再后来就开始经营餐馆了。他的搭档，是来自凉山的诗人吉木狼格，他有能力在酒后唱一支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歌。刘承志的味典——这是一家经营四川小吃的特色餐馆，刘承志同时也是成都最著名的贩卖古老的商业街锦里的操刀者。
四川文人的老祖宗司马相如先生和他的女朋友卓文君小姐，也曾经干过开酒店的勾当。当然，据说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丢卓文君小姐的爹的脸，以便迫使老人家承认他们那桩始于以琴调情的私奔。当代四川文化人经营餐饮当然不在此例，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一群为滋味折腰的人。为了曼妙的滋味，他们不惜一折腰，再折腰，三折腰，当他们的腰折得像虾子时，他们仍然是一些面带微笑的虾子。无疑，这些散布在街坊之间的文人餐饮，除了提供具体的吃喝之外，还提供了一种情调，那就是让这座城市到处都弥漫着商业时代罕见的文人气。
埋伏在民间的艺术群落
有过下厨经验的人都知道，川菜里，花椒是绝不可少的重要调料。必须有，但又不能多。因为它只是调料，是用来提味的，分量要恰到好处。少了，起不到提味的作用，多了，喧宾夺主。显然，这么说，我并不是要介绍烹调经验，而是仅仅想借用这一烹调经验来说明一个浅显的道理：对于成都，对于这座市井味十足的城市，如果没有艺术这种花椒来为它提味，那它就与我所界定的“优雅的市井”八竿子打不着，就只是一座只有物质没有精神的空心城市。幸好，“花椒”给成都这道地道的川菜提了味，这花椒，就是那些埋伏在民间的艺术群落。
鹿野苑这个名字听上去充满中国古典的诗情画意，事实上却是从梵语转译的。因此，通往鹿野苑的路才那么曲折通幽，如果是春天的话，你得穿过几千亩金黄得让梵高看了都会流泪的油菜花，穿过由几千株柳树、杨树和桉树成行排列的乡村公路，还得穿过几道石头砌成的小桥，才能抵达那座位于成都近郊的以佛教石刻为核心的博物馆和与它一墙之隔的度假村。
鹿野苑位于郫县徐堰河畔，收藏有从远古到明清时期的石刻艺术品1000多件，以汉代到唐宋时期的佛教石刻艺术为主。这是一座掩映在河滩上的杂树和竹林之间的博物馆，它的设计者是曾经写过小说，还曾经演过戏的建筑师刘家琨，而向来以笔法诡异著称的诗人钟鸣，曾是这里的馆长。
佛教的出世与现实的入世一墙之隔：左边，是大量佛教石刻作品，佛法西来，这些艺术品描绘的故事和形象深入民间；右边，一个同样名字的度假村或者叫会所，则吃喝拉撒一应俱全，尤其打眼的是立在空旷草坪上的几根粗大的木头，它们是拓展训练用的。我前去鹿野苑时，正好遇到一群年轻男女在这里接受培训——佛光见证了年轻人的成长。
据说鹿野苑是刘家琨最著名的作品。这个显然带有小众化倾向的设计师，他还给四川的几个著名画家设计过工作室，其中包括罗中立和周春芽、何多苓这样的大腕。大腕是难以接近的，他们的工作室当然也就不在向公众开放之列。不过，比这些大腕资历更老，大腕们见了都得唱个喏叫声老师的叶毓山，他的工作室不仅是工作场所，同时还附设有一个个人作品陈列馆。
那个地方在牧马山。那里，据说是刘备牧马的地方，是出现在平原南缘的第一列浅浅的山丘。古木参天的庭院，立着几栋建筑，除了两栋用于居住的小楼外，其他则是叶毓山的创作室、工人生产的厂房、办公室；最起眼的，是门前立着两尊巨大雕塑的叶毓山作品陈列馆。在这座陈列馆里，安放着这位中国最优秀的雕塑家的大多数作品，其中自然有叶毓山的成名作——跷着二郎腿的毛泽东。据说，这一作品当时有不少批评的声音，认为不应该把领袖塑造得如此随意。一个脑袋里有贵恙的人固执地认为，领袖每时每刻都要严肃地绷着脸，而在四川人叶毓山的视野里，伟人也应该有这样淡定的休闲时光。就像成都人一样。
神奇的是，由于有一条小溪环绕叶毓山的庭院，每天总有几百只白鹭飞到他的院子里觅食。因此，叶毓山每天必做的功课之一，就是给这些活泼的精灵喂泥鳅。那些泥鳅，全是花钱从市场上买来的，每年需要将近10万元。
离群索居于平原一隅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如今已然成了众多外地来蓉者必须前往的地方之一。这个以抗战题材著称的博物馆位于大邑县安仁镇，安仁镇从前最有名的是大地主刘文彩，如今，建川博物馆成了它的地标。
创始人樊建川以前的身份是政府官员，现在是地产商。据说修建这个博物馆聚落，最初源于他的个人爱好，个人爱好而成事业，樊建川是成功的。这个占地几百亩的博物馆群落，由一系列的博物馆组成，除最核心的抗战博物馆外，还包括民俗博物馆、红色年代博物馆，以及因收容了那只困在地下30多天而得名“猪坚强”的猪而闻名的地震博物馆。这些鳞次栉比的博物馆似乎暗示了一种可能：无论何种身份，无论何种文化的前来者，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从鹿野苑到建川博物馆，再到集结了诸多艺术家的画家村，以及分别以郭沫若和巴金命名的艺术院和文学院，这些埋伏在成都民间的艺术群落，它们似乎从来都不曾占据过主流，但它们却又是一种沉默的、不可忽视的存在。对成都生活而言，这些艺术群落，它们是花椒，是盐，是一封上万言的情书中，在作了万千的比喻、引用、暗示和排比之后，终于忍不住写在纸上的那三个字。
因此，在成都，你可能会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现象：上午，男人带着儿子和女人，开着那辆不超过10万元的小车，驱车前往建川博物馆——其他博物馆亦然，给儿子讲解那些年代久远的事情，专业得好像他一生下来就是讲解员似的。中午，他们要选择一家有特色的小餐馆，要一桌川菜，男人还得喝两口。下午，儿子可能被送回了外婆家，或是去了艺术学校，男人呼朋唤友，在府南河边的茶馆里，喝茶，斗地主；女人则和女伴一起，前往宽巷子或是春熙路。真实生活的气息就这样扑面而来，以至于我敢断定，哪怕走遍世界，我也能从无数种迥然不同的生活中，一下子嗅出哪一种叫“成都”。
结语一二三
结语一：关于成都生活，赞赏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虽然当事者根本不把这些赞赏或批评当成一回事。来自批评者的声音中，最大声的莫过于批评成都人小富即安——有了一点小钱就耽于享受。一个例证是，成都街上奔跑的私家车，大多是10万元以下的微型车。批评者认为，既然你有能力挣10万的车，你为什么不更加努力，今后挣50万甚至100万的车呢？这批评自然也是有道理的。可是，对生活的理解，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下的人是绝对不同的。对大多数我所熟识的成都人来说，积极向上固然好，但及时享受生活更重要。好比挣钱，你能挣得过比尔·盖茨大哥吗？你不能，所以，你不如就在有限的条件下，积极经营你的生活。你没有比尔·盖茨那么多钱，但你可以过得比他更快乐。就像莎士比亚借他笔下的人物之口喊出的那样：“上帝啊，即使你把我关在一个胡桃壳里，我也要把自己当成拥有无限疆土的君王。”
结语二：我敢打赌，宽巷子原定的开街之日一定不是地震后的6月，因为开街之时，不少工程尚未竣工。之所以会选择在余震阴影里开街，那么多人冒雨前来，这其间，自然有政府部门为了集合人气的需要。但更多的，它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暗示，它暗示着安稳了多年的成都人，在面临大地震带来的短暂慌乱后，他们对优雅的市井生活的向往和追随，使他们迅速镇定下来，企图通过一条新街的开放，让生活尽快恢复它从容的常态——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希望狗日的生活再舒服一些。
结语三：敬请读者补充。
建水：追忆似水年华
大画家顾恺之吃甘蔗时，总是从尾巴上吃起。有人问其故，顾画家笑着说，这样吃才越吃越甜，乃是渐入佳境——忽然想起早已死去1000多年的顾恺之，是拜云南蓝天下此起彼伏的甘蔗林所赐。意外的是，后来的建水行程，恰好也如同顾恺之手里的甘蔗，同样渐入佳境。
从昆明驱车前往建水，出玉溪不远便告别了高速公路和平坝，汽车像一只不堪重负的蜗牛，喘着粗气在一道道山峦之间缓缓爬行。已经12月了，太阳依旧亮得晃眼睛。干燥，冗长，太阳下强烈的紫外线和河谷里没有散尽的雾气，前往建水的路就充满了这种无休无止的纠缠。等到建水车站终于抵达时，心情很有几分失望后的沮丧：这是一个千篇一律的车站，车站附近的几条街道，除了偶尔有几个少数民族打扮的中老年妇女，以及身旁不时响起的带有异族腔调的普通话外，它和内地一个普通得没有个性的县城毫无区别。
朝阳楼，天安门的乡下兄长
然而一切都在抵达建水10分钟后得以改观。漫长的路途和灰尘四起的建水车站就是甘蔗的尾巴，接下来，我们方才有机会越吃越甜，渐入佳境。
渐入佳境有一个明确的标志，那就是突如其来的古城门。古城门名叫朝阳楼，是一座看上去与天安门城楼十分相似的建筑。不过，朝阳楼倒没有抄袭天安门的嫌疑，它修建的历史要比天安门早28年，它是天安门的兄长，远在边陲的乡下兄长。这是一桩建水人十分自豪的事情，晚上，在一家表演建水小调的茶坊里，当地民间艺人演唱的小调就十分自豪地把天安门称做朝阳楼的弟弟。奥拓是可以把奥迪叫弟弟的，我们得原谅人类共有的那种比附伟大事物的惯性。
朝阳楼又名迎晖门，从这个名字大概可以判定它就是建水的东门。建水城始建于唐代，隶属南诏，但直到元朝，这座城市都还只是简单的土城。到了明朝朱元璋时代，中央的势力进一步挺进滇南，建水被升格为临安府，同时设置了一个军事指挥机构：临安卫指挥使司。这是建水历史上的一起重要事件。设府之后仅7年，一座新的建水城就在滇南红土上慢慢升起，这座有4座城门的城市，与彩云之南其他建筑粗鄙的土城相比，无疑霄壤之别。为此，当年勒石的碑记不无夸张地写道：“四楼巍峨相望，号称雄志，不啻齐云、落星、井干、丽谯偕高媲美已也。”所谓齐云、落星、井干、丽谯，那都是古籍中描写的名楼，能够与它们相提并论，足见朝阳楼当年给人带来的喜悦和惊讶。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建水西、南、北3门城楼均毁于兵火，“唯东楼巍然独存，犹属故物”。《建水州志》称“东城楼，高百尺，干霄插天，下瞰城市，烟火万家，风光无际。旭日初升，晖光远映，遥望层楼，如黄鹤，如岳阳，南中大观。”康熙年间，天下再次安定，被毁的西、南、北3楼同时重建，但只经历了200来年时间，3楼均相继倒塌，只有东门，在历代不断的修缮之后，一直矗立到今天。
朝阳楼所处位置比周围稍高，数以万计的特制巨型砖块筑成了10米高的门墙，中间用土夯实后，形成了一座五六百平方米的墩台。其中，留下约7米高的拱形门洞作为人马通道，也就是俗称的城门洞。墩台上，城楼叠建7层，形成了重檐歇山式屋顶。飞檐角上，铜铃高挂，滇地多风，铜铃在风中叮叮作响。当地人说，倘是春夏之间，城楼上有无数燕子飞来，燕子的呢喃与铜铃的脆响交织在一起，连喧嚣的市声都挤得远了。
建水城位于群山之间的一个宽阔平坝上。实际上，大多数的云南城市都像建水一样，只能在崇山峻岭的怀抱中，寻一块相对平整的坝子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加上建筑普遍比较低矮，朝阳楼看上去就显得异样的壮观。这座壮观的城楼已成为建水古城与新城的界线：一边是与内地无异的水泥盒子和喧嚣杂乱的街道，一边是一色的旧式建筑和交错延伸的小巷，楼阁之间，高大的树木青碧如染，榕树、柏树、桧树，看上去都经历了些岁月的风尘，却依旧在蓝天丽日下生长得一丝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