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分支，由日喀则西南仲曲河谷一个叫贡却杰布的新兴封建农奴主创立。此人自称是吐蕃王朝贵族昆氏的后裔，并于1073年在他的家乡修建了一座寺庙，广招僧徒，传习佛法，由于这座寺庙周围的土壤呈灰白色，人们便把它叫做萨迦寺——藏语里，“萨迦”就是“灰土”的意思。萨班用他良好的医术治好了阔端的老毛病，从而深得阔端信任。此后，精通佛法、聪明过人的八思巴继续得到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宠信——忽必烈先是封八思巴为国师，赐以玉印。后来，1264年，当忽必烈迁都北京后，他下令在中央设立了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方行政事务的总制院——以后改名宣政院，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从而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出任中央政府高级官员的藏族人。
八思巴在蒙元中央政府前后服务了8年，1268年，这位远行的游子在浓烈的思乡梦中重返雪域，忽必烈派出3位中央政府官员与他同行，并顺带对西藏人口进行了调查，这也是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进行的第一次人口调查。
在这次人口调查的基础上，元朝中央政府在萨迦设立本钦一名，由帝师提名，皇帝批准任命，全权负责西藏地区的政务。本钦以外，设置宣慰使、安抚使、招讨使、万户和千户等各级官员，负责管理当地军政事务。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共设有13个万户，明令以八思巴所在的萨迦为13个万户之首。
正是依靠蒙元统治者的信任，原本偏处一隅的萨迦派成为西藏的合法政府，并建立起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由于这个政权的中心位于后藏萨迦，因此从北京、拉萨和日喀则通往萨迦的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忙，而优弄拉山垭口，也比其他任何垭口更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一度成为可以影响萨迦政权存亡的生命走廊。
终元一代，萨迦派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坚决支持。萨迦不仅是宗教上的圣地，也是统治西藏广大地区的首脑机关。忽必烈曾下令在全藏地区设立了27处驿站，这27处神经元般分布在雪域高原的驿站，把西藏和中原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原本遥远偏僻的萨迦，也由这些驿站把它和拉萨、北京联系在了一起；而海拔4500米的优弄拉山垭口，它既是由萨迦出发的僧侣们的传教之路，也是由萨迦任命的官员们的赴任之路；同时，它还是那些为了经济效益而不辞辛苦的商人们的商旅之路。归根到底，它是一条辉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文明之路。
嘉措拉山：眺望极高山的观景台
嘉措拉山常常和我们这颗蓝色星球的制高点——珠穆朗玛峰联系在一起，因为，凡是打算从珠峰北坡登顶者，他们前往这座世界第一峰的必经之路就是嘉措拉山，因而，嘉措拉山就是珠峰的门户。如果说珠峰是一首气韵悠长的交响乐，那么嘉措拉山就是这支交响乐的过门，虽然短暂且不起眼，却也是构成交响乐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嘉措拉山垭口既是拉孜县和定日县的行政分界线，也是雅鲁藏布江和朋曲河的分水岭。与大名鼎鼎的雅鲁藏布江相比，朋曲河名声很小，但它其实也是一条国际性河流，这条发源于西夏邦玛峰，从嘉措拉山麓流过的河流，它从中国流入尼泊尔，再流入印度，是孕育了印度文明的恒河的支流。
嘉措拉山垭口地势平坦，一座简陋的牌坊横在公路上方，上面醒目地写着“您已经进入了珠穆朗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牌坊旁边有一块几乎所有大山垭口都会出现的标志牌，上面写着“嘉措拉山海拔5252米”。与周围那些七八千米级的极高山相比，5000多米的高度当然不算什么，但与一般的大山垭口相比，5252米已是相当高的高度。在从拉萨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900多公里路途中，嘉措拉山垭口是旅行者所经行的最高点。
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正是嘉措拉山垭口挺拔的高度，以及身处极高山环绕之中的近月楼台之便，使得它成为观看世界最高峰的最佳地方之一。我们抵达垭口那天，恰好赶上了一个天气晴好、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站在垭口向南眺望，天边一排排雪山如同白色的波浪起伏在云端，其中形如金字塔顶的最巍峨的那一座，就是珠穆朗玛峰。其实，在嘉措拉山垭口，不仅可以眺望到珠穆朗玛峰，如果运气足够好，还可以眺望到8201米的卓奥友峰、8516米的洛子峰和8463米的马卡鲁峰。在同一个垭口能够眺望到4座8000米级的极高峰，这在318线甚至全世界所有公路翻越的垭口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空气纯净，加上阳光灿烂，高原上的能见度好得超乎寻常，它使得你在眺望那些远处的东西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它离你很近，近得触手可及。比如从嘉措拉山垭口眺望珠穆朗玛峰时就是如此。这座世界最高峰仿佛就在伸手可及的前方，我似乎能清晰地看到北坡的冰川与裂谷。但事实上，嘉措拉山垭口距离珠峰还有上百公里。
登上嘉措拉山垭口，就算进入了珠穆朗玛自然保护区，垭口的牌坊、玛尼石和风马旗都成为远道而来的游人们最值得拍照留念的标志，劲风凛冽的垭口常有车辆停下来。在当地人看来，这是一个可以提供商业的机会：不少当地人拢着衣袖站在垭口，大人向游人兜售从山谷中捡来的蘑菇，小孩则身着地道的藏装，陪客人拍照。可以肯定，这些生活在极边、极高、极寒地区的人们，他们从来不会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怀疑，对他们来说，生活就在这里，在珠峰美丽的夕光下，在嘉措拉山垭口呜呜作响的风雪中。
通拉山：通往南亚次大陆的门户
沿着318线一路风餐露宿，我们终于抵达了通拉山。位于聂拉木县境内的通拉山垭口，标志着漫长的318线到此已快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通拉山既是318线上的最后一个垭口，也是自古以来由西藏通往南亚次大陆的门户。
在日喀则札什伦布寺里，保存着一方古老的石碑，这块石碑被称为重修关帝庙碑，碑文记载了地处中尼边境的通拉山垭口发生的一桩历史往事：乾隆五十六年秋天，廊尔喀（即今尼泊尔）当局以僧人沙玛尔巴为内应，暗中派兵进攻札什伦布寺，企图劫掠寺中财物。札什伦布寺僧兵及附近居民因事发仓促，一时间四散逃走。都司旭南鹏率绿营兵七八十人据险坚守，廊尔喀军队攻打了8个昼夜也未能拿下这座算不上多么坚固的寺庙，最终只得悻悻撤军。在从札什伦布寺返回廊尔喀途中，行经通拉山垭口时，这支军队遭遇了可怕的暴风雪，以至于“众贼僵毙，不可胜计”。次年，清军将领福康安率军进藏，七战七捷，廊尔喀举国震慑，不得不纳表称臣。事后，西藏军民以为廊尔喀军队在通拉山垭口遭遇雪灾，乃是关帝显灵，于是为关帝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我们今天再来解读这篇碑文，显然，廊尔喀军队遭遇的暴雪，与虚无缥缈的关帝毫无关系，而是仅仅说明通拉山气候恶劣多变，常常给山中的经行者带来不测的灭顶之灾。从拉萨到日喀则，再从日喀则到拉孜、定日和聂拉木，这不仅是今天318线所经行的路线，也是多年以来形成的西藏通往尼泊尔和印度以及更远的中东地区的主要通道，5100米的通拉山垭口，则是这条通道的必经之地。
可能正是因为通拉山过于艰险，从而成为了中尼、中印通道上的天堑。在唐代，人们往往绕道比通拉山垭口更西的吉隆，沿着相对平缓的吉隆河谷出境，当然，这种平缓要付出多走几百公里的代价。在今天的吉隆县城附近的一条山沟中，有一方距地表数米高的阴刻碑文，碑文已风化残缺，但大致还可解读，它记述的是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唐政府派出王玄策和刘仁楷一行出使天竺（今印度）时途经此地，留下了这些文字。这两位杰出的唐代外交家兼探险家，有意避开了难以逾越的通拉山垭口——可以想象，在距今1400年前的唐代，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要想翻越通拉山垭口，的确是一桩不可完成的任务。
明清以降，经行通拉山垭口的路线才渐渐成为前往南亚次大陆的首选。咸丰年间，廊尔喀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派兵帮助攻打太平天国，虽然清政府拒绝了，但廊尔喀却宣称没及时得到清政府的回复，军队已经派出，清政府必须为此赔偿军费。以此为理由，廊尔喀军队又一次侵入西藏，并占领了边境要地聂拉木。清政府得报后，令西藏地方军队及僧兵2000人驻扎于通拉山。雄伟高峻的通拉山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正是这2000名及时扼住通拉山垭口的中国军队，使得廊尔喀当局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只得主动提出和谈。
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之后，通拉山已不复当年的天险，但仍然可以看出其重要的战略意义。318线在翻越了通拉山垭口之后，一直到中尼交界处，几乎全都是下坡。从通拉山垭口到边境小城樟木镇，距离虽然只有几十公里，海拔高度却从5000多米下降到了2000多米。高达3000多米的落差，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不适，耳朵里像堵了两团棉花，面对面说话也得大吼大叫，与此相伴的，还有头脑发晕，胸口发闷。不过，公路两旁变化多姿的景观算是给了我们另一种安慰：两个多小时里，车窗外已从通拉山垭口的白雪变成了漫山遍野的碧绿，一条条瀑布直泻山崖，蒙蒙的烟雨和高大的阔叶树木使得樟木这个悬挂在山间的小镇一派生气。这种典型的亚热带景象，一时间让我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不时可以看到的来自尼泊尔的商人和汽车在不断提醒我：这里是遥远的边陲，这里是318线的终点。我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大山，穿行了一个又一个垭口，才终于来到这美丽而陌生的异乡，迎面吹来的，已是来自印度洋的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