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十年之前，抑或千年之后
聂作平
将近二十年前，我在川南一家巨大而冰冷的工厂上班，做一名无足轻重的小秘书。与今天不同，90年代初期阴霾的国企里，秘书还可以是男的，丑的，不戴眼镜的，甚至是不用天天围着领导的。那时年轻气盛，竭尽所能地远离领导，以便远离各种人事纷争。这种做法的后果有两个，一是默默无闻，虽然工作在领导眼皮子底下，但与领导的关系极其平淡，得不到任何升迁；二是默默无闻的副产品―——必须起草的文件和必须参加的会议之外，我有大把大把的空闲。许多日子里，我呆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除了写诗，便是读书。所读之书，少量为文学，大多为历史。从《史记》、《明史》之类的正史，到更多的私家笔记、稗官野史，都是我案头的常客。我承认，就是那坐冷板凳的几年时间的海量阅读，为我后来的历史写作砌下了第一块砖。只不过，那时我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我喜欢这两种注重修辞与意象的文体，它们天然地与青春相宜；虽然这青春，已经因为初尝人世冷暖而不再充满水淋淋的诗意。
真正涉足历史写作，要追溯到十二年前。那一年，我刚满三十，从川南漂泊到了成都。东郊的一套和朋友合租的旧房子里，我在那台老旧的586电脑上敲下了第一行文字。那就是十年前出版的《历史的B面》。当时的用意，正如在《历史的B面》自序里说的那样：“我们解读历史的角度是否可以超越那些一本正经的教授和教科书？”那年头，市面上还鲜有以历史为题材的当代人著作，不比后来几年，草根写史突然就蔚为大观，甚至有滥市的嫌疑。我不敢说自己是历史写作的先驱，但至少，在历史写作还没成为热门的时候，我写下了对于历史的一知半解的思考。
在《历史的B面》里，我提出了一个观点：读史如同盲人摸象，有人摸到了象鼻，有人摸到了象脚，还有人可能摸到了象的生殖器。象鼻、象脚和生殖器当然都是大象身上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它们并不代表真实的大象本身。这一比喻的内核就是：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望过去，由于时光阻隔，我们所叙述的历史，很可能与真实的历史貌合神离。而所谓历史的B面，则是指迥异于我们的教科书和常识的另一面——比如被史学家们一再否定的王莽事实上是一位天才的书呆子改革家；比如有青天之称的海瑞，却有着极其可怕的内心世界；比如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功名，不仅来自于经年血战，更来自于美丽的千金姬和久战不泄的房中药……对历史的B面的挖掘和反思，不是热衷于惊人之语，而是在以前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B面，往往深藏着历史最为真实生动的身影。
《历史的B面》出版两年后，《历史的耻部》接着问世。如果说《历史的B面》着重于剖析正面人物的B面的话，那么《历史的耻部》的主题则是“古代中国的乱世与人祸”。因而，它是一部研究坏人病变的书，一部打量乱世来龙去脉的书，一部解剖人祸生理结构的书。一言以蔽之，我的关注点已然从《历史的B面》中正面人物的B面，拓展到反面人物的“精彩人生”。可以说，两部书的主题都指向同一方向，那就是中国历史的毒素积淀。所谓毒素积淀，是指在代复一代的生命传承中，后人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对先人经验教训的扬弃，越来越多地继承了前人的阴暗面。这些阴暗面的不断叠加，有如毒素在人体内的不断积淀。举个例子来说，唐代以前，宰相作为皇帝副手，统领百官，辅佐天子，权极大，位极尊。这本是一种相对较为合理的制度，即通过相权来制衡皇权。但后世的帝王觉得相权大了，自己不好独裁，于是乎从宋代开始，宰相再也没有了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的资格。明清在继承宋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干脆把宰相这个职务废除，后来虽然设置了被民间视为宰相的大学士，其实已经名不正言不顺，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罢了。从宰相权力的削弱到最终消失，这其实就是一种毒素积淀，这种毒素积淀直接导致了明清两代的高度极权和独裁。
《历史的B面》和《历史的耻部》出版后，相继引发反响：《历史的B面》在台湾出了两种繁体版，在大陆则被几所大学列为历史系学生必读书目；《历史的耻部》被新浪和当当评为2004年度最有价值图书，在网友的投票中，名列第四。十年过去了，当我已人到中年，回过头看看这些文字，感到某种程度的欣慰——从它们开始，我一直在历史这座富矿里默默开采，掘进。时至今日，当我从比十年前还要繁重的阅读中抬起疲惫的头，更加明白，我将要从历史的浩瀚长河中打捞些什么。
我以为，历史其实就是后人对祖先往事的回望。不可逆的时光决定了一个人永远只能生活于自己的年代，而生活于自己年代的人却不可抑止地想要知道从前，想要知道祖先曾经的悲欢荣辱，更想从祖先的悲欢荣辱中解读出一些深重的启示，于是便有了历史，有了这种生生不息的回望。回望让我们短暂的生命拥有了悠长的背景。在历史的背景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有了参照和比对。哲人说，读史使人明智。其实，读史不仅使人明智，还能够使人更加精准地洞察和把握当下。这一切，我在《1644：帝国的疼痛》里说过：“历史的迷人之处恰好就在这里，我们不仅能从古人那里读出今天的影子，甚至还能揣摸出明天的消息。”
感谢出版社给了我这次出版十年珍藏本，并对两部书进行修订的机会。本书策划、责编吴燕女士是我的诗友，我们相识于七年前的一次枇杷林里的诗会。她说她之所以记得我，是因为我喝酒很豪放。可堪告慰故人的是，我现在喝酒，依然很豪放。古人风雅，《汉书》可以下酒，于我而言，那是一种心向往之的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