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的B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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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后记

回望:十年之前,抑或千年之后

聂作平

将近二十年前,我在川南一家巨大而冰冷的工厂上班,做一名无足轻重的小秘书。与今天不同,90年代初期阴霾的国企里,秘书还可以是男的,丑的,不戴眼镜的,甚至是不用天天围着领导的。那时年轻气盛,竭尽所能地远离领导,以便远离各种人事纷争。这种做法的后果有两个,一是默默无闻,虽然工作在领导眼皮子底下,但与领导的关系极其平淡,得不到任何升迁;二是默默无闻的副产品―——必须起草的文件和必须参加的会议之外,我有大把大把的空闲。许多日子里,我呆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除了写诗,便是读书。所读之书,少量为文学,大多为历史。从《史记》、《明史》之类的正史,到更多的私家笔记、稗官野史,都是我案头的常客。我承认,就是那坐冷板凳的几年时间的海量阅读,为我后来的历史写作砌下了第一块砖。只不过,那时我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我喜欢这两种注重修辞与意象的文体,它们天然地与青春相宜;虽然这青春,已经因为初尝人世冷暖而不再充满水淋淋的诗意。

真正涉足历史写作,要追溯到十二年前。那一年,我刚满三十,从川南漂泊到了成都。东郊的一套和朋友合租的旧房子里,我在那台老旧的586电脑上敲下了第一行文字。那就是十年前出版的《历史的B面》。当时的用意,正如在《历史的B面》自序里说的那样:“我们解读历史的角度是否可以超越那些一本正经的教授和教科书?”那年头,市面上还鲜有以历史为题材的当代人著作,不比后来几年,草根写史突然就蔚为大观,甚至有滥市的嫌疑。我不敢说自己是历史写作的先驱,但至少,在历史写作还没成为热门的时候,我写下了对于历史的一知半解的思考。

在《历史的B面》里,我提出了一个观点:读史如同盲人摸象,有人摸到了象鼻,有人摸到了象脚,还有人可能摸到了象的生殖器。象鼻、象脚和生殖器当然都是大象身上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它们并不代表真实的大象本身。这一比喻的内核就是: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望过去,由于时光阻隔,我们所叙述的历史,很可能与真实的历史貌合神离。而所谓历史的B面,则是指迥异于我们的教科书和常识的另一面——比如被史学家们一再否定的王莽事实上是一位天才的书呆子改革家;比如有青天之称的海瑞,却有着极其可怕的内心世界;比如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功名,不仅来自于经年血战,更来自于美丽的千金姬和久战不泄的房中药……对历史的B面的挖掘和反思,不是热衷于惊人之语,而是在以前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B面,往往深藏着历史最为真实生动的身影。

《历史的B面》出版两年后,《历史的耻部》接着问世。如果说《历史的B面》着重于剖析正面人物的B面的话,那么《历史的耻部》的主题则是“古代中国的乱世与人祸”。因而,它是一部研究坏人病变的书,一部打量乱世来龙去脉的书,一部解剖人祸生理结构的书。一言以蔽之,我的关注点已然从《历史的B面》中正面人物的B面,拓展到反面人物的“精彩人生”。可以说,两部书的主题都指向同一方向,那就是中国历史的毒素积淀。所谓毒素积淀,是指在代复一代的生命传承中,后人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对先人经验教训的扬弃,越来越多地继承了前人的阴暗面。这些阴暗面的不断叠加,有如毒素在人体内的不断积淀。举个例子来说,唐代以前,宰相作为皇帝副手,统领百官,辅佐天子,权极大,位极尊。这本是一种相对较为合理的制度,即通过相权来制衡皇权。但后世的帝王觉得相权大了,自己不好独裁,于是乎从宋代开始,宰相再也没有了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的资格。明清在继承宋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干脆把宰相这个职务废除,后来虽然设置了被民间视为宰相的大学士,其实已经名不正言不顺,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罢了。从宰相权力的削弱到最终消失,这其实就是一种毒素积淀,这种毒素积淀直接导致了明清两代的高度极权和独裁。

《历史的B面》和《历史的耻部》出版后,相继引发反响:《历史的B面》在台湾出了两种繁体版,在大陆则被几所大学列为历史系学生必读书目;《历史的耻部》被新浪和当当评为2004年度最有价值图书,在网友的投票中,名列第四。十年过去了,当我已人到中年,回过头看看这些文字,感到某种程度的欣慰——从它们开始,我一直在历史这座富矿里默默开采,掘进。时至今日,当我从比十年前还要繁重的阅读中抬起疲惫的头,更加明白,我将要从历史的浩瀚长河中打捞些什么。

我以为,历史其实就是后人对祖先往事的回望。不可逆的时光决定了一个人永远只能生活于自己的年代,而生活于自己年代的人却不可抑止地想要知道从前,想要知道祖先曾经的悲欢荣辱,更想从祖先的悲欢荣辱中解读出一些深重的启示,于是便有了历史,有了这种生生不息的回望。回望让我们短暂的生命拥有了悠长的背景。在历史的背景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有了参照和比对。哲人说,读史使人明智。其实,读史不仅使人明智,还能够使人更加精准地洞察和把握当下。这一切,我在《1644:帝国的疼痛》里说过:“历史的迷人之处恰好就在这里,我们不仅能从古人那里读出今天的影子,甚至还能揣摸出明天的消息。”

感谢出版社给了我这次出版十年珍藏本,并对两部书进行修订的机会。本书策划、责编吴燕女士是我的诗友,我们相识于七年前的一次枇杷林里的诗会。她说她之所以记得我,是因为我喝酒很豪放。可堪告慰故人的是,我现在喝酒,依然很豪放。古人风雅,《汉书》可以下酒,于我而言,那是一种心向往之的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