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历朝罕见，一个知县的月薪是7.5石，约折价十两银子。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但一个官员要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祝寿时，只能“市肉二斤”。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老百姓多征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潜规则可循，这本身也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理想主义的灾难
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这本来是一个明君的确该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义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祯即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不清楚帝国里这种集体受贿的深层原因，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的官员都他妈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无过于崇祯年间。
崇祯元年7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疏给崇祯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做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良性循环。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此开了一次现场会。崇祯令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跟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敢真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500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500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也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己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身边的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拔：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至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崇祯朝的17年中，崇祯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纪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崇祯满意的官员。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降贤臣于当世，还是崇祯自己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辞，但崇祯对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杀总兵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闻名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后人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歌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
对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敝，整个晚明社会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丽堂皇，直到称颂他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充分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么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引自苗棣著《崇祯帝》）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1人、尚书4人、总督、督师7人、巡抚11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了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悲剧的种子早就埋下
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该年3月18日，李自成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诉崇祯，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这对心性甚高的崇祯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为此，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农民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
当天，崇祯还想照例召开御前会议，但已没有大臣到会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将至，命太监为他和家人准备了最后的晚餐。酒至微醺，这位风华正茂的皇帝拔出剑来，当场杀死了妻子。在杀女儿时，他长叹道：谁让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后，他带着一个老太监登上了煤山。从煤山山顶望过去，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军队的营帐里灯火通明，宵鼓阵阵。明天，他们就要攻城了。崇祯叹了口气，用衣带草草地写好遗书，遗书中，他再次强调他不是亡国之君，只因他的臣子们皆是亡国之臣。
凌晨时分，崇祯恨恨地上吊自杀。
想来，崇祯在临死之时一定会不甘心地发问：为什么我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却是亡国之悲与自缢之痛？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是一位可以位列明君之间的帝王，因为和平年代里，崇祯个人的性格尽管有各种弱点，但不会是致命的。然而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励精图治只会加快王朝的灭亡。崇祯事实上成了他的祖父万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可以在宫中花天酒地过一生，而他虽说旰食宵衣，却免不了背上亡国之君的耻辱。
看来，在独裁和专制的铁幕体制下，如果一个君主本身性格有着各种致命的弱点，那么我们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励精图治，幻想在他手里天下承平。他哪怕是做一个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图做圣君强得多。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点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为的庸君，虽然不近女色，事事节俭，但他带来的也许是亡国之痛。
总之，在君主家天下的时代，崇祯的悲剧其实是从这种体制上就决定了的，不管他励精图治也好宵衣旰食也罢，最后无论如何也逃不脱亡命亡国的可悲下场。只不过，这一悲剧的源头并不在崇祯身上，而是应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当那个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在遥远的南京城里登基时，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后成熟，并由这位下种的开国之君的子孙后代来品尝。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历史的无情总是令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