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虽然共产党支持农民反对地主，但放弃了反对家庭中的父权制的斗争，以致使女人受到男人的控制。建立新的政权之后，虽然共产党继续看重和鼓励女性的参与，但是他们不再像早年那样热衷于男女平等的事业。（Gilmartin，1989）第二，对不快乐的婚姻还有维持，最大障碍是地方政府中的男性干部，他们反对女性的完全解放。（Stacey，1979）在中国，尽管官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张男女平等，许多公民还是持有父权制的态度和行为。
第三，女人做双份工作——家务几乎全是女性的工作。1957至1958年，农村女性的就业率从60%升至90%。女人养猪、家禽，养蚕，拾粪，锄地，所做的是传统分工的简单扩大。（Croll，1982）男性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虽然女性在养家上追上了男性，但是男性在家务劳动上并没有追上女性。男人用离婚和分居来逃避家务劳动。
第四，劳动就业机会和报酬上的男女差距。例如在农村，女性百分之百务农，男性中三分之一从事其他工作。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男性工分为10分，女性是8分。男性的统治在继续，集体化加强了男性统治。（Croll，1982）第五，在生育观念上还有父权制的态度，主要表现是偏爱男孩。对于政府提倡的独生子女政策，独子家庭中有40%参加，独女家庭中只有34%参加，因此有独生子女证的人60%是独子，40%是独女。相比之下，有更多男人比女人得到独生子女的优惠。（Bonvillain，150）性别比在1986年是108.4。
在当代中国社会，人们在性别问题上普遍持有保守姿态，赞同保守观点，甚至有学者提出“女人回家”以解决就业问题的建议，有政协委员提出“女人回家”的议案。就连女性自身也大多不了解女性主义，不愿意认同女性主义。我想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女性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男权制的权力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绝对、普遍，令人感到触目惊心，使人觉得两性平等是可以忽略的问题了；二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带有强制性的男女平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引起人们的反感和逆反心理，竟怀念起两性不平等的历史，把旧传统的“沉渣泛起”当作标新立异；三是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成为男性的竞争对手，出于利益考虑，不能将男性的既得利益拱手相让，这个因素甚至可以是下意识的。各级领导机构中男女比例的差距过大和一些男性学者提出“女性回家”这样的主张来解决失业问题就是证据。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维护男性已经开始受到威胁的既得利益，而出任男性这一社会阶层的代言人，就连表面上的公允都不顾及了。
四、各国两性关系现状比较
随着全球人口的急剧增长，女性人口在近几十年也增长了许多。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全球女性总数已由1950年的12.5亿，增加到1985年的24.1亿。到本世纪末，全球女性总数将超过30亿。
在过去的200年间，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和斗争。女性运动虽然比工人运动的规模要小而分散，但是其成效却十分显着，它极大地改善了全世界女性的地位和生活处境，改变了两性关系的格局。
在发轫于19世纪的西方工业化过程完成之后，农民脱离了土地，绝大多数人成为工人，为少数人服务。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基本的秩序是男人统治女人，女人服从于男人。女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没有政治上的声音，没有选举权，没有继承权，没有财产，不能自己开业，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权利。
到了20世纪，虽然各国进度有快有慢，但是从世界范围看，女性在教育权、参政权和工作权上有了很大改善，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消除双重标准的法律。女性要求平等人权，其中包括对自己劳动所得的所有权、离婚后对孩子的监管权，财产权，教育权，有酬工作权，公共决策权，自由结婚权，身体权利，防止男性殴打、强奸、伤害和杀害她们的权利。女性是全球和平、生态运动的中心，女性组织以合作和分享为基础。女性创造了关于自身、人性和人类经验的另一种定义。
尽管全世界女性的生存状况有着极大的差别——有地域的差别、贫富的差别、文化风俗的差别、阶级的差别、种族的差别、民族的差别等等——她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点：相对于男性，她们处于较低的地位。女性状况和女性地位这两个概念略有不同。前者是指女性自身的生存状况；后者是指其相对于男性的生存状况。
为了度量女性的社会地位，人们创造了不少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包括诸如对待男婴和女婴的态度、男女入学比例、男女就业比例、女性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重要职务中所占的比例、女性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等指标。
下图是一幅包括11项指标的全球性别不平等的示意图，这张示意图揭示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两性不平等状态。当然，在每一个指标上，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这只是说，有些地区的女性的生存状况比图示的均值状况强些，有些则比均值更差，但是这些差异改变不了全球女性地位低于男性的基本图景。
全球性别之不平等状况比例国家首脑内阁成员国家决策性高级职位国家立法议会成员国际组织高级职位工会高级职位工作小时数收入财产权文盲难民女性所占比例（Petersonand Runyan，6）从上图可以看出，在全世界男女两性的全部工作小时数中，女性工作小时总数超过60%；但其收入只占10%；女性的财产权更是微不足道；在国家首脑、内阁成员、国家决策性高级职位、国家立法议会成员、国际组织高级职位和工会高级职位中，女性的比例均低于10%；然而，在文盲中，女性占到近70%；在难民中，女性占到80%。另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最贫困人口有6亿，女性占最贫穷人口的70%，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女性人数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在20世纪末，经过200年的发展，在这个世界上，性别关系比起传统社会有了极大的改观，尽管各国发展程度有高低之分，但是总体的改观是不容置疑的。度量各国的女性发展状况，应当有一套指标。在众多的指标体系中，我看到的比较好的一套指标是1997年尼尔森的HID、GDI、GEM指标体系。
这个指标体系包括以下三套指标：
第一套：人文发展指数HID（Human Development Index），其指标包括：预期寿命，知识（识字率，平均上学年数），收入（购买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
第二套：性别发展指数GDI（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性别发展指数GDI是人文发展指数HDI在性别不平等问题上的加权处理，即男女平等程度在上述指标上的表现。
第三套：性别赋权指数GEM（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这套指标度量女性在一个国家内政治经济职业生活上的状况，其指标包括：女性在议会中的席位；在行政、管理、职业、技术职位中所占的比例；就业和工资状况。
国HDI，GDI，GEM排行榜（1997年，选录）国家加拿大法国挪威美国荷兰日本芬兰新西兰瑞典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澳大利亚英国瑞士丹麦德国巴巴多斯古巴菲律宾中国危地马拉印度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Nelson，etal.，519）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文发展指数在世界排第63名，性别发展指数排第58名，性别赋权指数排在第28名。这就表明，我国的女性发展和女性权力走在了社会发展的前面。尽管如此，我们也只是排到第28位，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应当继续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下表则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社会地位的具体度量结果。主要的度量指标有四个：第一，女性在议会席位中所占的比例；第二，女性在行政管理人员中所占的比例；第三，女性在职业技术人员中所占的比重；第四，女性收入在男女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年性别赋权排行榜（选录）国家性别赋权排序性别赋权GEM值议会席位行政管理职业技术收入比例挪威瑞典丹麦芬兰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奥地利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瑞士巴巴多斯比利时英国西班牙古巴中国危地马拉日本菲律宾法国印度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Nelson，etal，522）从上表的情况看，女性在议会席位、行政管理和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这三项的世界先进水平都在40%以上，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这一项的世界最高水平在64%。相比之下，我国在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45%）和女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38%）这两项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女性议会席位比例（21%）这一指标上处于中等水平；最差的是女性行政管理人员比例（不到12%）。
但是，从性别赋权的总得分排名来看，我国不但排到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前面，而且比发达国家日本和法国的情况还要好些。总的看来，性别赋权状况最好的还是北欧国家（挪威、瑞典、丹麦、芬兰）。
为什么在性别平等的指标上总是北欧国家遥遥领先？这是一个谜。社会学调查表明，性的自由和开放与性别平等指标有正相关关系。但是很难分辨二者孰因孰果。换言之，很难确知是性的自由和开放导致了性别平等，还是性别平等导致了性的自由开放。我想，这两种现象（性的自由和男女平等）背后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个人的独立性、个性的全面发展以及每个个人的自我实现。正是由于每个人作为人的权利得以高度实现，不再受到压抑，或只受到较少的压抑，男女两性才能变得更加平等，个人也才能得到更高程度的性自由。
综上所述，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应当说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用得上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我们中国的女性与男性携起手来，继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男女平等的事业在中国尤其重要，原因还在于我国曾经是一个最传统、最典型、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的男权制（父权制）国家。中国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备受瞩目。因为我们的进步不仅具有改善我们自身的处境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女性具有榜样的意义，它向全世界女性表明，在一个男女曾经最不平等的国度，经过努力，我们的男女平等事业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