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不存在所谓的政府利益。基于此，政府财政收入应该以政府所需支出和人民的承受力为基础，如果政府花不了那么多钱的话，就不应该收那么多的税。同样，人民把钱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改善民生，而不是让政府用来存款做“食利者”。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从1999年到2008年的20年时间内，政府存款额居然从1785亿元一路飙升到16963.84亿元，增长了近10倍。与此同时，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的比例却在萎缩。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为了存款，那么百姓不如自己将钱存在银行，换一份心安；或者用于投资，带来利润。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居民收入跑不过GDP增长，甚至跑不赢CPI了。相关部门对此的回应是，政府的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无论获得多少收入，最终还是用在了人民身上。但民生难题的长期存在，让普通百姓很难真正承认这一点。
以金融危机期间政府的救市来说，4万亿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救市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民生，而是为了保证GDP增长，大量的资金被投资到低效的基础工程上，而投放到民生必需品上的资金则太少。数据显示，我国GDP构成中消费所占比例太少。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消费比例曾达到60%，但现在已经下降到30%多。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是50%~60%多。与之相反，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大幅增长，近几年一直处于50%~60%的范围内，比欧美发达国家多出一倍。很显然，这种倒置的投资结构虽然能保证GDP的持续增长，但却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这种增长是不合理的，也是难以持续的。如果不加以控制，只能导致政府的盘子越来越大，而百姓的盘子越来越小。
前不久，各省市相继公布半年报，数据显示，29个省市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10%，31个省市的居民收入高于CPI。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居民收入增长了，但考虑到居民的银行存款和原有资产，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个伪命题。因为，当年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CPI，只是反映了居民当年的实际收入增长了，但银行里的居民存款，却因为利息收入远远低于CPI而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贬值。很多专家认为，银行利息最起码不应该低于CPI，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很显然，政府也发现了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不匹配，因此在我国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预期增长目标要高于GDP的增长目标。然而，如果政府不改变投资结构、加大对民生必需品的投资；如果政府不压缩财政收入、调整收入再分配比例，如果银行不提高存款利息、让利息高于，最起码不低于CPI，那么政府的财政盘子依然会越来越大，老百姓的盘子依然会越来越小，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玩投资风险太大，也缺乏投资的资金。然而，如果CPI增长率始终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率的话，即便工资收入增长了，也禁不起银行存款购买力下降的折耗。因此，通过控制物价上涨和提高存款利息来保障人民利益，是实现政府财政和人民收入合理再分配的关键。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灵活运用保GDP增速的措施，不要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投资上，还应该在消费上多下点功夫。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2009年之前，消费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短板。在欧美发达国家，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而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都维持在30%多点。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政府太过看重GDP增长，财政支出大部分都投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忽视了对民生消费品的支出。金融危机期间，国家大手笔投入4万亿元刺激经济增长，但绝大部分还是投放在基本建设上。全国工商联经济部部长欧阳晓明就直言，国家4万亿元投资并没有惠及到中小企业。欧阳晓明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只有员工收入稳定增长才能刺激消费。对我国来说，“中产阶级”消费的边际效应无疑更大。
有不少专家认为，无论是缩小贫富差距，还是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最终还是得靠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层居民的收入水平来实现。对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调节税收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来增加底层居民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但由于长期以来，为了GDP“保七”、“保八”的目标，让各级政府太过注重财政收入，因而只愿意增加税种，而不愿缩减税收。
“起征点从2000元提到3500元的新个税在上海、厦门、河北唐山、天津武清等地未得到彻底实施，某些地方税务局以软件没有更新为由或干脆不说明理由，仍按2000元起征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新起征点实施后，媒体不断报道不少地方仍在执行原先的税收体系。
媒体曝光后不久，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税务部门就出面辟谣。上海市地税局表示：“全市各级税务部门严格、准确地执行国家税法规定，已做好包括征管软件调整在内的各项准备工作。纳税人2011年9月1日（含）以后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按3500元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厦门方面也表示，在个人所得税新起征点实施后，厦门地税局就对当地的税收管理系统进行了改造升级，并于9月1日零时起上线运行。
无论真相到底如何，公众和政府对个人所得税的关注，正反映了税收调节对老百姓生活的重大影响。此前，在关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查中，社会各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当天，由于公众参与度太高，网络调查系统一度陷入瘫痪。当时，调查倾向的起征点集中在4000~5000元，虽然最终确定在3500元，但比起原先的2000元，还是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是很难出现太大效果的。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后，有人甚至认为，这不仅不会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可能会拉大贫富差距。还有的说法是，因为个人所得税调整引起的财政收入减少，政府财政会通过其他税收或费用予以弥补。果真如此，个人所得税调整就将成为笑柄，不仅不会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造成公共管理成本的上升，浪费更多的社会财富。
长期来说，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在短期内，居民收入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要想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就必须通过调整税收体系等方式，压缩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减小政府的财政盘子，增大百姓的财富盘子。
3.你离幸福还有多远？
“你给我滚！”
面对着已经结婚10年的老婆，王安忍不住怒骂道。
王安和张红是大学同学，家庭都不算富裕。毕业后两人就结了婚，过着有点拮据的生活。为了油盐酱醋，两人没少拌过嘴，不过也没出现太大的矛盾。那时候，张红也就是经常唠叨一下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子，什么时候王安能陪她出去旅游一次。
后来，两人的工资逐渐高了，积蓄的钱也让他们用首付买回了房子。王安原本以为接下来将会过上越来越美满的生活，但事与愿违，张红的唠叨越来越多了，两人吵架的日子也变多了。刚才，张红说家离单位太远，希望换一处大一点、离单位近一点的房子，没想到两人间的矛盾又一次崩发。
以他们俩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现在的生活开销，如果换一套房子的话，王安又得像以前那样到处找兼职了。现在的王安再也不想过那样的日子了，他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狠。但是张红喋喋不休，让王安很烦，随后两人就吵了起来。
是不是觉得这一幕很常见？现实中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家庭有了，但很快就是扑面而来的生活压力，幸福离我们似乎越来越远。
从个人角度而言，生活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幸福。同样，对幸福的追求也是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尤其在物质财富逐渐增长的情况下，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也日益强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幸福指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上网一搜，关于幸福指数的定义五花八门。但对普通百姓来说，不愁吃、不愁穿、养得起孩子、供得起房子就是幸福了，政治地位、权力威望等都是身外之物。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没有人不希望福利能再好一点、工资能再高一点。随着我国经济一波又一波的高涨，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也水涨船高，越来越丰富。即便CPI指数比银行利息率跑得快，甚至要快过GDP增长率，但还是得承认，我们的钱越来越多了，家里的家电设施越来越齐全了，原本看来遥不可及的有车生活，现在只要想买，几乎每个人都能轻松地买下了。但夜深人静的时候醒来，我们发现，原来有钱的日子也不过如此，有钱的生活似乎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幸福。
是因为钱还不够多吗？
是因为我们变贪婪了吗？
还是因为幸福原本就不是钱多少的问题？
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很耐人寻味。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就必须能挣到足够多的工资；但是钱再多，也不可能保证我们生活得幸福。有时候，幸福甚至和金钱成反比，当我们的银行存款越来越多时，有时反而会增添许多烦恼。
有一位年轻人，在校期间很优秀，和同学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不错。毕业后，又找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收入也很好。每次同学聚会，基本上都是他负责筹备，人少的时候，甚至连大学流行的AA制都取消了。但后来发现，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很少出现了，甚至会找各种理由不出席。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直到他一位最好的朋友说出原因，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时常有同学向他借钱，有时候他不方便，但又不好意思回绝，为此闹了很多不愉快。最后，他以封闭自己为代价，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友谊，人也变得越来越沉闷。
中国人过惯了缺钱的日子，口袋里的钱突然多起来后，反而会觉得手足无措。
很多去过欧美国家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在中国，无论早晚还是周末，随时随处都能看到在努力工作、学习的人，路上的行人更是个个脚步匆匆。而在国外，周末是度假娱乐的时间，即便生活再拮据的人，也很少会在周末加班。
“别打扰我行嘛，没看我在忙着吗？”
爸爸坐在电脑前忙碌着，一行行的代码从屏幕上滚过。女儿抱着玩具，希望爸爸能陪她玩会儿。
“囡囡乖，爸爸工作呢！爸爸赚了钱，给囡囡买玩具，好不好？”
妈妈赶紧走过来，让女儿别打扰爸爸。
“我不要玩具，我就要爸爸陪我玩。”
“你……”
看女儿如此不听话，妈妈举起了手，随即看到女儿脸上委屈的样子，暗暗叹了口气，顺手摸了摸女儿的脑袋。是啊，好像一家人很久没有一起出去玩过了。就连近在咫尺的社区公园，一家三口都难得去散一回步。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不工作，怎么应付越来越昂贵的物价和越来越高的房费、学费、赞助费？
对大部分工薪阶层的中国家庭来说，结婚生子和买房租房都属于较为沉重的负担。如果没有父母支持的话，绝大多数青年夫妇是很难付起房子首付的。在种种生活压力下，民众的幸福指数一直难以上涨。
事实上，就算解决了物质财富问题，我们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幸福。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我们砍倒了太多的树木，导致大量水土流失，造成很大程度的空气和水污染，生存环境愈发恶劣。
前不久，湖南省汉寿县围绕县域公共环境管理问题进行调研，结果表明：支柱产业做大了，但人们的生活环境变差了。“十一五”期间，汉寿县虽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渐成了制约县域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调研发现，工业“三废”、农业污染、生活废弃物污染和医疗废水、废弃物等严重污染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有的地区还出现了各种民事纠纷，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有关方面虽然发现了问题所在，但在GDP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等指标的压力下，也只能眼看着问题愈来愈恶化。
汉寿县面临的发展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全国各地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紧迫问题。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虽然有利于增长社会的物质财富，但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还是难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经济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但却不是万能药方，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也是如此。多年来，一些地方将GDP作为评价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自身政绩的最重要的指标，因此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虽然政府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方针政策，但还是难以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我国GDP年均增长率数倍于发达国家，但单位能耗同样是发达国家的数倍，而污染更是高达30倍。不少专业人士表示担忧，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会结束，因为环境保护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势必会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更为具体的数据显示，我国七大河流中超过一半的水资源派不上用场，将近25%的居民享用不到纯净的饮用水，超过30%的土地遭受过酸雨的袭击，同样有超过30%的城市人口只能呼吸被污染的空气。而且，越是经济发展快速的地方，环境污染也越严重。
对国家来说，追求更高的GDP是一种欲望；对个人来说，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样是一种欲望。然而，欲望既能成为进取的动力，也能成为幸福感的奴隶。因此，很多人越是努力奋斗，越是感觉缺乏幸福感。有追求是应该的，奋斗也是必须的，其实，只要不让欲望凌驾于友情、亲情、事业之上，就能感受到幸福。
一旦突破欲望的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或许会放缓，但污染会降低，噪音会减少，生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
一旦突破欲望的控制，收入水平或许会降低一点，但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改善，我们的幸福指数也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