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之骄子过剩，扩招惹的祸？
2004年年底，一位来自东北的女大学生到北京来找工作屡屡受挫，后从海淀区学院路一所高校的楼上纵身跳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不是大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走上极端的第一起事件，事实上，从2003年高校实施扩招政策起，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就越来越多了，“僧多粥少”导致的就业难是不争的事实。2002年，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为80%，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据已经下降到70%。此后，就业率虽有所回升，但离80%的就业率依然很遥远。
多年来，大学生一直被社会称为“天之骄子”。进入大学，对农民子弟来说，无异于鲤鱼跳龙门。10年前，一位农民子弟考上大学，全村的人都会请客吃饭。这是对人才的尊重，同样是对其未来成才的期待。那时候，考上大学意味着命运的改变，意味着日后的高收入、幸福生活和体面的社会地位。
但从2003年甚至更早时开始，这一现象出现了质的变化。从1999年到200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由5%上升到22%，毕业生规模由108万上升到610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攀升到26.5%，而2011年的毕业生规模已经达到660万。但初次就业率只有70%，也就是说有将近200万毕业生无法在第一时间找到工作。
其实，如果剔除读研、出国、自由职业和灵活就业的人数，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还会降低很多。即便以官方统计的数据，也意味着100名毕业生里有将近30人找不到工作。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学校差异，像北京地区的一流高校，就业率很轻松地就可以达到90%以上，而那些中小城市的普通高校，就业率甚至连50%都很难达到。
大学生就业难，女大学生就业更难。针对很多用人单位询问女大学生“恋爱了吗”的问题，网上曾盛传这样一个帖子：“我的EQ很低，对男孩子没感觉。所以，5年内保证不恋爱；5年后万一不慎恋爱了，保证5年内不结婚；5年后万一不得不结婚了，保证5年内不生孩子；5年后万一不小心必须生孩子了……那应该是45岁以后的事了，你们可以考虑辞退我了……”
无论是用人单位的问题，还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最终造成的社会现实是大学生就业难。“天之骄子”过剩了，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虽然有不少专家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就业期望太高，但有一点必须得承认，那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期望值都是以自己的同学、校友为坐标得出来的，对自己的期望也是对自己的定位，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定位需求，也是导致就业难的一大客观原因。
研究表明，精英情结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一大主观原因。自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国的大学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精英教育，而当高校开始纷纷扩招时，大学教育也开始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但是老百姓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依然把读大学看做是子女们鱼跃龙门、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通道。当看到子女们大学毕业时不仅无法“跃龙门”，甚至连一份最简单的养家糊口的工作都找不到时，他们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在大部分国家，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这种转变似乎来得悄无声息而又让人措手不及。
从1999年开始，高校开始实施扩招计划，第一年就扩招了48%，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了较高的扩招率。2008年，教育部在一次发布会上首次公开承认，1999年开始执行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政策太急促。从2008年起，高校招生趋向理性，同时确定2009年扩招幅度不得超过4%，2010年不得超过3%。但即便如此，原本的招生基数已经超过了人才市场的需求，再加上历年积累下来的过剩劳动力，大学生过剩就成了一种常态。
就业难所彰显的教育投入与产出的不平衡，让很多年轻人和家长选择了放弃高考，甘当文盲、半文盲去闯生活。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比2008年约减少30万；201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46万余人，比2009年1020万的考生数减少74万人；2011年参加高考的人数降到了933万，比2010年又减少了13万人。可以想象，参加高考人数不断减少，但高校招生人数却在扩张，生源质量怎么可能得到有效保证？如果毕业生整体水平下降的话，即便就业环境没有恶化，又怎么能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相当多的好职位？
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外在机制主要体现在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上。
公务员考试为何成了“第一考”？最大的原因还在于公务员较高的社会地位、健全的福利保障和相对稳定的收入。调查显示，大学生最青睐的单位依次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分析表明，收入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影响力不可小觑。除了部分垄断性企业和明星级别的外资、民营企业外，大部分企业的收入是无法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眼中最青睐的职业依然还是国家机关、高校、研究机构和事业单位，其次就是国有企事业等单位。
我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也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在我国，户籍与义务教育、福利保障等联系在一起。城镇户籍的福利好于农村，大城市的福利好于中小城市，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实。因此，大学生将就业的首选城市投向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二三线城市。其实也难怪，以高等教育为例，中国一流大学基本上都位于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坐落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在招生的时候，除了部分偏远省份，北京地区的分数线往往低于其他省市。其他地方的高校在北京地区招生时，分数线也要低很多。
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被称为经济的“润滑剂”和“安全网”，对于稳定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然而，我国不仅就业制度存在分割，社会保障制度同样存在非常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部门之间都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从总体来看，城市社会保障优于农村，东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垄断行业优于其他行业，国家或地方重要部门优于普通部门。由于这种分割，大学生理所当然地会优先考虑社会保障制度更为健全和完善的城市和工作单位。如果想消除这种影响，就必须健全和完善偏远地区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种种“鸿沟”。
在内外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浮出水面，成为我国就业工作的难点之一。其实，在扩招之前也存在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只不过那时候总体经济状况良好，人们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大学生的就业。在扩招幅度高达48%的情况下，就业率只不过下降了10个百分点，按理说并不算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扩招的幅度远远超过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没有失业，全部大学生都找到了工作，那反而是不正常了。
2.民工荒，紧张了谁的神经？
如果单看民工荒，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毕竟每年春节前后农民工都会大量流动，这种现象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当民工荒遭遇大学生过剩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而怪异了。
“民工荒”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词汇，早在2004年前后，珠三角地区就出现了民工荒，只不过那时候主要“荒”在春节后和农忙季节，表现为局部地区和短期性的劳动力短缺。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全国用工需求不断扩大，民工荒的规模、地区范围和持续周期全都扩大了。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企业接二连三的辞工现象打击了农民工的积极性，民工荒如星星之火般蔓延开来，从最初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蔓延到了全国，周期也明显拉长。
2010年2月24日，广东省人保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广东缺工近90万人，其中东莞缺20万人、深圳缺20万人、广州缺15万。此前，民工荒很少引起全国媒体的普遍关注，但这次却由于涉及范围广、周期长而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关注。
2011年，民工荒问题更为严重，在公务员考试的模拟试题中，出现了数个和民工荒相关的申论写作话题。资料显示：2011年春节后，在上海、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的多个城市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同期在珠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以南京安德门附近的民工市场为例，那里日均需求岗位达到1万个，但每天成功招到急需人才的岗位只有100多个，缺口之大让人唏嘘不已。
这一波民工荒表现出众多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一是遍及全国，不仅民工荒的常发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依然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已经从内地向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蔓延；二是周期较长，不再像以往只发生在春节后的一段时间内，而是全年都存在这个问题；三是“荒”在年轻员工，也就是以“80后”和“90后”为主的所谓“第二代农民工”。
新一代农民工不像父辈那样逆来顺受、对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没有任何要求，他们希望能够分享城市文明的成果，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这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的文化程度比较高，虽然从身份上看是农民，但大部分人对城市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农村，毕业后又直接进城打工，因此更习惯于城市生活。由于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增长见识的心理影响，他们喜欢频繁地更换工作和工作所在的城市，流动性较大，也使得同一时间段内从业的民工人数大大减少了。
对于民工荒现象，社会普遍反映是我国劳动力红利期即将过去，但也不乏叫好声。经济学博士徐林清就认为：民工荒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对福利待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本能够吸引民工的岗位和待遇，对有了更高要求的农民工缺乏吸引力。对企业来说，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的时代已经属于过去，企业必须尽快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民工荒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随便裁员造成的恶果，表明农民工有了更强的维权意识。金融危机期间，企业不顾民工利益，随便裁减员工，激发了员工的不满情绪。当经济开始复苏后，民工以跳槽、返乡等方式回击了企业的贪婪。很多民工反映，在中小企业工作很难拿到足额的工资，辛辛苦苦的所得，要么被当做押金留存，要么以各种理由被克扣，最终到手的工资总是不足。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更是置劳动合同和劳动法于不顾，在订单不足的时候，无情地打破员工的饭碗。现在，更前卫、更懂得维权的“农二代”逐渐成为民工的主体，企业再也不能像对待他们的父辈那样任性了。
同时，民工荒还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此前，民工大量从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涌向发达地区，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正是因此聚集了大量的民工。然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发达地区的资本流入这些地区。当中西部地区和部分东部地区的落后市县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时，各种工厂和民营企业茁壮成长起来，很多农民发现，在家门口也能找到工作，而且工资并不低，还能照顾家里的老小，当然不再愿意出去打工了。
在江苏淮安，一位初中没毕业的男孩，刚进入富士康就能拿到2000元出头的工资，而即便在北京，很多忙碌在诺基亚手机生产线上的工人，一个月只不过能拿到1000多元。如果不是年轻人更喜欢大城市的生活，民工荒可能会更为严重。对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民工来说，当然不会因为被大城市的环境所吸引而出来打工，他们更看重的是工资高低和每年的结余。
同样是一位来自淮安的瓦工，在北京建筑工地上每天能赚到150元。在北京生活了将近10年的他，现在正考虑回老家打工。据他所言，在老家淮安一天也能赚到120元左右。考虑到北京昂贵的消费水平，在老家工作一年存下的钱肯定不会比在北京少。要知道，他10年前来北京的时候，一天的工资只不过30元左右，现在虽然涨到了150元，但对于这样的技术工人还是缺乏吸引力。
如果加上奖金等补贴，这样的建筑工人每个月能赚4000元左右。4000元的月工资，对北京普通的行政人员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幅度地提高民工的工资是不现实的，否则很可能又要出现当年“脑体倒挂”的现象了。有鉴于此，民工回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趋势。
事实上，通过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对比，更能揭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这对矛盾的存在，正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的体现，折射了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低下、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验证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