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减灾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
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为了达到协调减灾的目的，首要的是制定协调减灾规划，具体包括：制定与经济建设同步的防灾规划；建立完善的抗灾与救灾组织系统；建立各级减灾工作管理系统；加强灾害立法等项工作，把全民灾害意识，减灾责任和面对自然灾害表现的各种行为，用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或约束，使政府或减灾管理部门的减灾指令和意图，能够迅速地转化为全民的减灾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造福人民。
减少自然灾害不仅是包括测、报、防、抗、救、援等各项措施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多学科的联合，而且在人口、资源、环境、灾害等各要素之间，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都构成了十分复杂的互馈系统。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人们过量开发资源，遗弃废物废渣，以及对自然环境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造和破坏，使温室效应、水土流失、植被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海面上升、环境污染等对人类造成愈来愈大的危害，并且使水、旱、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增加。因此，为了达到减轻自然灾害的目的，除了强化减灾系统工程外，还必须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资源政策、环境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
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农业风险不仅仅是农业部门的风险，而且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特征。对日益严峻、影响深远的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现代农业一般可采用工程法和非工程的方法来防范和处理灾害损失风险。工程法主要是借助修建各类工程设施（如防洪工程、引水抗旱工程等）来增强抵抗风险能力和减少灾害损失的方法；非工程法主要是通过有效的风险和灾害管理系统网络，建立高效的灾害管理制度和手段（比如风险保险）来进行灾害风险的管理和分摊。正是因为农业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影响，农业灾害的防范问题日益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
第二节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波动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独特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被损害、毁坏或发生退化都将引起农业生产的萎缩、停滞或中断。农业生产受气候、生态等自然条件或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产生的波动或危机，经济学界习惯称之为“古典农业波动”或“封建制下的经济恐慌”，以区别于“现代农业波动”或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爆发的农业危机。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的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往往意味着该地区人类生态系统的变异和瓦解，意味着生命系统和非生命的物质系统之间能量流动和物质变换过程的恶化、衰竭和中断，从而也意味着农业再生产过程的物质基础——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失效和崩溃。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的大面积减产和绝收。而农产品收获量的大幅度减少，一方面意味着用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匮乏，从而引发饥馑，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中断、萎缩和现有劳动力的损耗、减少；另一方面又意味着由此转化而来的生产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匮乏，从而严重损害了经济再生产过程。与此同时，这种作为农业再生产主体结构的经济再生产过程本身，也会遭受自然灾害的直接损害和打击，两种过程的共振连锁效应最终导致灾区农业再生产过程的瘫痪，并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尽管有学者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年一次规则性的自然灾害和粮食生产循环并不显著，但是灾害与粮食产量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阶段性变化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价值两大因素的影响。1978年经济改革以前，自然灾害是导致农业波动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后，经济机制发生变化，市场价格成为导致农业波动的主要因素，在自然灾害不严重的年份尤其如此，但前者仍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现阶段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对农业生产波动具有双重影响，而自然灾害因素仍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的波动影响
粮食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周期主要由粮食生产周期引起。全国每年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数不断上升，从1949—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发生了十次波动，其中有六次超常性波动，每次波动都使粮食产量减少，并且每次波动都与自然灾害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波动发生在1953—1954年间。这两年粮食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总产量增长率分别比1952年下降了12.30%和12.47%。这是一次超常性波动，波动时间长度为两个粮食生产年度。
第二次波动发生在1957—1961年间。这个时期我国正处于“自然灾害”期间，粮食生产出现第二个超常规波动期，这五年粮食增长率为-15.59%～2.79%。其中，1959年、1960年这两年粮食总产量分别比上年减少3000万吨和2650万吨，而且粮食增长率下降幅度最大，分别比1956年下降19.9%和20.49%，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三次波动发生在1967—1969年。粮食增长率为-4.02%～1.79%，尽管这次波动强度低于第二次，但年均粮食增长率仍为负数，即-0.44%，比1962—1965年的平均粮食增长率低80%。
第四次波动发生在1972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净减966万吨，粮食增长率为-3.86%，比1970年粮食增长率低17.60%，比1971年粮食增长率低8.1%，其强度超过了第三次波动，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第三个超常性波动期。
第五次波动发生在1976—1977年。1973年以后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1973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了10.17%，但是好景不长，1976—1977年粮食增长率急速下降，在-1.25%～0.63%之间徘徊，年均粮食增长率为-0.31%。
第六次波动发生在1980—1981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粮食产量波动。198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32055.5万吨，比1979年减产1156万吨，减幅为3.48%，这两年粮食增长率在-3.48%～1.39%之间徘徊，年均粮食增长率为-1.05%。
第七次波动发生在1985—1988年。仅1985年粮食产量就由40730.5万吨回落到37910.8万吨，减产2819.7万吨，比1984年减产6.92%。这四年间粮食增长率一直在-6.92%～3.27%之间徘徊，年均粮食增长率为-0.73%。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次粮食生产超常性波动，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生产的第四个超常性波动。
第八次波动发生在1991—1994年。1990年我国粮食增长率高达9.49%，但1991年粮食产量就开始逐渐回落，1991年比1990年减少2.45%，减产1095万吨，回落到43529万吨。这四年粮食增长率一直在-2.49%～3.12%之间徘徊，年均粮食增长率为0.033%，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第五个超常性波动。
第九次波动发生在1997年。199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跨上5亿吨的大台阶。1997年粮食产量比1996年减少2.05%，减产1036.4万吨，回落到49417万吨。
第十次波动发生在1999—2003年。1998年我国粮食生产再次跨上5亿吨台阶。但在1999—2003年间，除2002年仅有0.98%的微弱增长外，其余四年均为负增长，其中2000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4621.06万吨，减幅为9.09%；2003年粮食总产量为43069.4万吨，比2002年的45706万吨，减少了2636.6万吨，减幅为5.77%，这次波动使粮食产量达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五年间平均粮食增长率为-3.34%，并且波动时间长达五个粮食生产年度。这是我国粮食生产发生的第六个超常性波动。我国粮食生产的十次波动，主要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当然也有政策、投入以及市场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与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构成极大的破坏力。我国粮食损失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已呈上升趋势，由50年代的2.1%上升为90年代的5%。1952—1959年，我国平均每年粮食损失量为379.49万吨，约占粮食总产量的2.1%；1960—1966年，平均每年粮食损失量为612.26万吨，比1952—1959年增加了61%，约占粮食总产量的3.5%，比1952—1959年提高了0.6%；1970—1979年，平均每年粮食损失量为662.72万吨，约占粮食总产量的2.4%，比1960—1966年下降了0.9%；80年代，平均每年粮食损失量为1595.12万吨，约占粮食总产量的4.2%，又比1970—1979年提高了1.8%；在1991—1997年，平均每年粮食损失量为2302.87万吨，相当于1952—1959年粮食损失量的6倍，约占总产量的5%，也比1952—1959年多出了3%。这表明，全国因灾害粮食减产不可避免，但由于受灾面积、成灾面积不断增加，粮食单产提高，使粮食损失量呈上升趋势，直接影响粮食总产量的波动。
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较多，如自然灾害、政策导向、农业投入、农业技术变迁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自然灾害。20世纪60～70年代全国重旱年发生周期为两年，80～90年代为三年；从洪涝灾害的周期性变化看，1950—1998年全国洪涝灾害受灾面积呈现出“重灾—轻灾—重灾”的不完整凹形周期；从低温冷害发生的频率看，东北地区约四年一遇，较大范围约六年一遇。这些灾害同时或交替性，往往使粮食生产波动带有一定的周期性。1978年以来，25年间我国农业遭受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有15年，占年度数量的60%。从粮食减产幅度比较大的年份看，主要因素之一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不仅使当年粮食减产，而且对灾后几年的粮食生产都会造成影响。如果抗灾救灾措施不力，或连续受灾，几年难以恢复，进而造成粮食生产连续几年波动。
根据统计年鉴（2000—2005年）的相关数据，我们作出了粮食产量、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波动。农业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受灾面积增加，成灾面积就增加；受灾面积减少，则成灾面积就减少。但粮食增长率变化曲线与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波动曲线却不一致：当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增加时，粮食增长率向下波动；当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减少时，粮食增长率向上波动。这是由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当年遭受自然灾害的危害，其后果要在第二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我们将粮食增长率数据曲线向右方移动一年，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移动一年后的粮食产量波动曲线与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波动方向是基本一致的。这充分说明，自然灾害的危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般为一年），因而自然灾害是造成我国粮食波动的首要原因。
二、自然灾害对粮食贸易的影响
（一）自然灾害对粮食供给的影响
我国历年每年平均受灾面积占作物播种面积的26%，成灾率为12%。农业自然灾害是造成我国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农业用水方面，我国水资源短缺，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全国农业自然灾害的成灾面积比例愈大，则相应的减产量比例也就愈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和《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8—2002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出现了持续下降趋势，分别从1998年的1137.87万公顷和51229.5万吨，下降到2002年的1038.91万公顷和45705.8万吨，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减少了98.96万公顷和5523.7万吨，下降幅度分别为8.7%和10.78%，年均下降速度分别为2.18%和2.70%。2000—2002年与1995—1997年相比，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增加5.3%，成灾面积增加14.5%，成灾率上升了10%。这些恶化趋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危及粮食生产和供给的安全性。
我国的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据有关部门统计，2003年我国人均水占有量只有2076立方米。目前，全国仅灌区每年就缺水300亿立方米左右。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业用水需求量还将增加，但灌溉用水供给仍将保持在3600亿立方米左右，农业用水供需缺口将拉大。我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衡，水土资源不匹配，呈现出区域性地多水少、地少水多的特点。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耕地仅占全国的35%，而水资源占有量却高达81%；长江流域以北地区耕地虽占全国的65%，水资源却仅为全国的19%。受季风气候影响，我国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匀，大部分地区年内连续四个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0%～80%。我国水资源匮乏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制约已日益显现。特别是耕地少、人口多、水资源匮乏、自然灾损失大等制约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和供给。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可用于农业的耕地、水资源还会减少，粮食消费还会增加，我国的粮食生产和供给将始终面临需求总量增加和资源不足的双重压力，面临粮食消费升级和品种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双重挑战。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既是粮食的产出能力，又是粮食产量的储备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曾达到5000亿公斤的水平，但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冲击越来越大，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不断发生变化。2004年，我国实现了粮食生产的目标，粮食产量超过了4550亿公斤，但这样的生产能力和1998年的50123亿公斤相比，还差573亿公斤。所以，加快发展粮食生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解决好粮食问题，将是我国推进全面小康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长期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