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案”秘事
小事情往往酿成大灾难。在明末时期，小小的红丸竟然造成了一桩大祸，致使明光宗朱常洛命丧黄泉，也引发了一场历史上很难判得清的奇案。所谓“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据说，“红丸”制法很特别：是取用童女首次月经，并盛在金或银的器皿内，并且再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连煮七次，浓缩成浆。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松脂、尿粉等拌匀，用火提炼，最后炼为蜜丸即成药。据《明实录》记载，嘉靖年间，为了配制“红丸”，前后共选少女一千零八十人。嘉靖二十六年的二月，从民间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三十一年十二月又选三百人，三十四年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四十三年正月选宫女三百人。为了制出这红丸，竟然如此多的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了嘉靖皇帝的“药渣”。也正是这个原因后来引起了一场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宫女暴动。然而，这小小的红丸却酿成了历史上明末时期的一桩大奇案——“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于是，万历的宠妃郑贵妃为了讨好朱常洛，投其所好，送了八个美女供他享用。朱常洛身体本不强健，此番又与这些女子淫乐，渐渐体力不支。登基仅十几天，就因酒色过度，卧床不起了。《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可以考证。朱常洛可是，他并不节制自己，照样整日寻欢作乐。一天夜里，为了寻求刺激，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狂躁不已，狂笑不止，精神极度亢奋。次日早，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下了一副泄火通便的猛药。结果，朱常洛一夜腹泻三十余次，危在旦夕。这下子，闯了大祸，朝廷上唇枪舌剑，吵声骂声不绝于耳。重臣杨涟上书，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崔文升为自己辩解，反驳说明并非误用，而是皇帝用了“红丸”造成病重。东林党人马上强调，不但崔文升用药不当，还拿“红丸”之事败坏皇帝名声……无药可救的朱常洛，躺在病榻上在病危之际，还依然念念不忘“红丸”，想要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奉上了颗红色丸药，朱常洛服后，没甚动静。晚上，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丸，李可灼又奉上了一颗红色丸药。结果，没多久，皇上就手捂心口，瞪着两眼，挣扎几下，一命呜呼了。此时距朱常洛登基继位才仅仅三十天，朱常洛在位时间是如此地短暂，实属朝廷的“不幸”。两颗“红丸”，一条人命，震惊朝野，酿成大案。难道那两粒红色药丸不是“红丸”？它到底是什么药？又是怎么给调的包呢？为什么在皇帝病重之时，要给皇上服用这种丸药？崔文升和李可灼怎么这么大胆？那么他们二人有没有幕后指使者呢？对于红丸引发的明末宫廷死亡案，当时宫内的各党派斗争激烈，从而也使各党派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有人认为，李可灼奉上的“红色丸药”就是“红丸”，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乘机讨好朱常洛，但是他却时运不计，最后落了个谋杀的罪名。有人认为，朱常洛本已病危，再拿春药给其吃，有悖常理。李可灼明知自己不是御医，病人又是皇帝，治出了问题，脑袋都保不住，为什么还这样大胆给朱常洛药呢？况且，朱常洛纵欲伤身，急需静养，怎么还用此药呢？由此推断，李可灼必然是受人指使，有意谋杀皇上。再一追查，崔文升曾是郑贵妃属下之人。难道崔文升是受郑贵妃的指使下药想害死朱常洛不成？还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魏忠贤铜像另外，当初是首辅大臣方从哲把李可灼带进宫来的，也要追查方从哲。方从哲想逃脱罪责，慌忙上书请求退休。可是退休之后，声讨他、要求严办他的书文还特别多。方从哲一面竭力为自己辩护，一面自请削职为民，远离中原。方从哲这些亟亟推脱的行为，又怎么能让他逃脱嫌疑呢？最后，一位刚入阁的、与双方都无牵连的大臣韩圹上书才平复了众议。崔文升被贬放南京，而李可灼则被判流戍。当时“红丸”案算了结了。可是，众人对“红丸”案还有疑问，毕竟这个案件的主谋还没有弄清楚，或许真正的主谋还在逍遥法外。天启年间，红丸案又在宦官魏忠贤的审判下得以翻案。于是，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到此，事情并没有终结。崇祯死后，明王朝又一次将此案件为题材挑起党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彻底灭亡。不论杀害朱常洛的真正凶手是谁，这已经成了历史上一桩未解的奇案。但是小小红丸惹起的党争，却是历史上不可争辩的事实。
血溅佛堂案
佛堂本是清净之地，是让人修心养性、净化凡事尘俗的地方。然而，在清修禅院的大殿佛堂里发生的血溅佛堂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佛堂中倒下的人却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然而，这场血案中却暗含着许多不解的谜团。天津八大家中的李大善人李春城家的家庙，位于天津南开区东马路清修胡同。李家在天津很有势力，特地从北京怀柔资福寺请来清池和尚住持清修院，匾额“清修禅院”是请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给提的。1933年勒云鹏联合孙传芳等人要求与李春城的长孙李颂巨商议，但其实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商议，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决定把清修禅院改为“居士林”，勒云鹏任林长，并自封为是“首席居士”，孙传芳出任副林长。而且定了个惯例，每周日居士要到居士林来诵经。孙传芳1935年11月13日下午，天津秋雨缠绵，寒气袭人。在东南城角草厂庵清修禅院的大殿佛堂里，却炉火熊熊，温暖如春。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正襟危坐，参禅听经，香烟缭绕，气氛肃穆而庄严。这时突然有一辆马车停在居士林前，从车上下来一人，这个人中等身材，短发，白净脸，两道短眉毛，一双三角眼，蒜头鼻子，小薄片儿嘴，颌下无髯。别看这位长的貌不出众，来头可不小，这就是北洋大军阀孙传芳。他在北洋时期曾经是陆军第二师的师长、还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浙闽巡阅使、浙江军务督办和苏、皖、浙、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可以说是威震一方。由于在作战中被北伐军给打败了，因此才每天来这里礼佛诵经。佛堂大殿高大深广。今天是居士林例行讲经的日子，来到禅院里，雨中的大雄宝殿更显得清静透彻。天津著名的富明法师正端坐在大殿正面，登坛讲经，大殿中三三两两地站着来听法师讲经的信徒。佛堂里一片肃静，居士们屏息凝神，全神贯注地倾听法师的讲解。就在这庄严肃穆的殿堂里，就在这些看破红尘、脱离尘俗的佛教居士们中间，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在空旷的大殿里显得分外响亮和吓人。只见随着响声，孙传芳正往下倒，前额上一个血洞，血和脑浆正不住地往外流，富明法师心都提到嗓子眼。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子弹从右太阳穴打入，却从左边的额头穿出，富明法师这下看清楚了，正是在女居士中第三排站着一位体型微胖的中年妇女开的枪。她手中拿着一支比利时出产的勃朗宁手枪，咬着牙、瞪着眼，看着已经倒下的孙传芳。在场听富明法师诵经的人们早已经乱作一团，第一声枪响，这些人就都连滚带爬的往大殿外边跑，等到放第二枪，大殿上就没剩几个人了。尽管孙传芳脑浆横流，但是这个妇女还觉得不解恨，走到近前，照着孙传芳身上又是一枪，这一枪打在腰上，子弹从前胸又穿出来了。这时，这个妇女扔掉了手中的手枪，对大家高喊：“大家不要害怕！我是为父报仇，只杀一人，不伤旁人……”说着，这位妇女就坐在了一边，等待着警察的到来。没一会儿，警察厅来人了，把中年妇女上了手铐，带往法院拘禁。施剑翘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中年妇女从怀里掏出早已经准备好的一沓子传单，一边走一边扬手散发，传单上写着：“各位先生，我施剑翘今天打死孙传芳是为我的先父施从滨报仇，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唯血溅佛堂，有污清心，惊骇各位，施剑翘谨表歉意。”下款“报仇女施剑翘”，另外，旁边还有个拇指印。
第二天，各报纷纷报道了民国初年声名显赫的军阀孙传芳被刺的重大新闻，并刊登了女刺客施剑翘事先拟好的《告国人书》和传单文字。河北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孙、施一案。在法庭上，两家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诉讼，最后，做出了对施剑翘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的判罚。后来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人向国民政府请求，终于，在施剑翘入狱一年后，国民政府发了特赦令，赦免施剑翘。对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位杀人犯施剑翘究竟是什么人物，竟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后来人们才明白刺杀孙传芳的那位妇女就是前山东军务帮办、被孙传芳杀害的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她刺杀孙传芳是为父报仇。1924年江浙战争中，孙传芳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江苏的齐燮元，从背后突袭浙江。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战败，孙传芳收编了卢部五个师，实力大增，后又突袭上海、江苏的奉军，并乘胜攻向安徽和江苏北部。奉军和鲁军张宗昌部集中徐州，向孙传芳反攻，以山东帮办、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率部进占蚌埠，张宗昌率部在后掩护跟进。孙传芳调动两师精锐兵马从左右以钳形攻向蚌埠，截断鲁军归路，围歼了第四十七混成旅，活捉施从滨。但是对于为什么冯玉祥会出面救施剑翘呢？有人说施从滨原是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下，任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有个四弟施从云，曾经参与过辛亥革命滦州起义，与冯玉祥曾经是战友，因此冯玉祥等人在这种关系上才会为施剑翘说话。另外存在一种说法，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能赦免施剑翘，是因为蒋介石想杀孙传芳，施剑翘帮蒋介石除了眼中钉，所以送了冯玉祥这么个顺水人情。1933年，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被刺杀，后来传出是执行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制裁令，本来想也把孙传芳杀了，但当时孙传芳置身天津租界，而且深居简出，暂停了汉奸活动，所以，还没对孙传芳下手。基于此，蒋介石可谓是借刀杀人，以了心里的不快。那么，究竟是不是施剑翘出于私仇而杀死孙传芳的呢？施剑翘在坐了一年的牢房之后被特赦释放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史学家们将继续探寻着这个未解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