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忽视人的双重本性
从“存在主义中适合于心理学家的是什么”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从科学角度看非常含混不清和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东西。然而，我们也能够发现大量有益的东西。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发现，存在主义中并没有很多全新的启示，像已经含在“第三种势力心理学”中的思潮那样使人有一种紧迫的、确定无疑的、敏锐的和再发现的感受。
按照我的看法，存在主义心理学实质上只有两个主要的重点。第一，这是根本的重点，认为同一性概念和同一性体验是人性和关于人性的任何哲学和科学的绝对必要的东西。之所以把同一性作为根本概念，主要是因为它比本质、存在、本体论更能说明问题；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我觉得，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也是不久的将来，就能够用实验证明的方法来研究它。
然而，从相反的角度看，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在同一性的研究上取得了“决定性”进步(奥尔波特、罗杰斯、哥尔德斯坦、弗洛姆、惠莱斯、埃里克森、默里、墨菲、霍尼、梅以及其他人)。而我必须说，这些人是更清楚和更接近原始事实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比杰曼斯、海德格尔、雅斯佩尔斯等人有更多的经验依据。
存在主义心理学所注重的是知识经验，而不去借助概念语言：抽象范畴的东西。存在主义信赖现象学，它把个人的、主体的经验作为建立抽象知识的基础来看待。
然而，许多心理学家也是从同样的重点出发的，更不用说心理分析学家留给我们的种种深刻印象了。
那么首先得到的结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并没有与欧洲的哲学家拉开距离，美国心理学家一直在大谈此问题，然而依然没有理解它。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在不同国家中同时产生的发展本身就表明：独立地达到同一结论的人全都反应他们自身之外的某种真确的现实。
或许可以这么说，除个人自身以外的价值观念都己不复存在。许多欧洲的存在主义者大都认同尼采的结论——上帝死了有所反应，或许对马克思死了这个事实也有所反应。美国人已经认识到，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解决任何基本的价值的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向只有转向自己，转向内部，要不然的话，价值观念就没有立锥之地。值得一提的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还有一些信奉宗教的存在主义者。
可贵的是，存在主义者使心理学的研究有了极需的哲学基础，而这一点无疑给心理学帮了大忙。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失败了，尤其是对于医疗和人格心理学家来说是这样。无论如何，基本的哲学问题肯定会再次公开讨论起来，而且也许心理学家将从中获得未经证实的哲学观点。
欧洲存在主义核心思维能接受的关系是：论述人的抱负和人的局限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存在主义。这和同一性问题的关系并不可能那样遥远。一个人包含现实性和潜在性两个方面。
有一点可以让人确信无疑这种差距能造成心理学革命化。各种各样的文献都支持这个结论。例如，投射测验的、自我实现的、各种高峰体验的(在这种体验中，差距被跨越了)、容格心理学的、各种神学家的文献等等。
而且，人的双重本性的整合方法问题(人的生物本性和神圣本性)，人的低级本性和高级本性的整合方法在这些文献里得到体现。总的看来，东方和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和宗教把人的本性分成两部分，并教导达到“高级本性”的方法是放弃和制服“低级本性”。然而，存在主义却告诫说是二者同时规定着人的本性特征，任何一方都不能抛弃，它们二者只能整合起来。
幸运的是整合方法中的一些如智能幽默、悲剧、游戏、艺术等己被我们所认知。我想我们应把注意力更集中在这些整合方法上。
我思考人的双重本性这个要点的另一结果，是认清了某些问题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永远不可能解决。
由此，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理想的、真正的人，完美的圣人。像现在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那样，把人的潜能作为当前可认知的现实来进行研究。这一点听起来也可能仅仅是字面的问题，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要提醒一下，这正是以一种想象的方法对那个古老的、还没有答案的问题的探询：“什么是治疗、教育和培养儿童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真理和另一关键问题也包含在这里面，甚至于包含“真正的人”的第一种认真的描述，即这种真正的人依靠他已有的美德，对他的环境，事实上是对普遍的社会都能采取一种新的关系。他不仅在各个方面超越他自己，而且他也超越他的文化。他抵制文化适应，他变得更超然于他的社会和他的文化了。作为人类的一员，他变了很多；作为局部群体的一员，他变得少了一些。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很难被人类学家和神学家所承认。所以，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将会有一番争论。然而，这一点显然是“人类终将得救信念”的基础。
我们发现欧洲作家非常重视被他们称为“哲学人类学”问题，他们曾努力为人作个定义，试图解释人与任何其他生物、人与物、以及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区别。什么是人独特的和规定性的特征呢？对一人是如此重要的、没有他人就不再成为人的东西是什么呢？
综合起来看，在美国心理学里没有这个研究课题，包括花样繁多的行为主义也没有这个概念，至少没有一个人认真正式研究过刺激反应的人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以及他愿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弗洛伊德对于人的描述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没有人的可以实现的希望、人的神圣的品质。弗洛伊德，所提供的最全面的心理病理和心理治疗的体系与许多当代心理学家所揭示的东西毫无关系。
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强调自我构成太绝对化了。萨特尔和另一些人说：“自我如同一项设计。”自我完全是由个体自己继续不断地而且是独断地选择创造出来的，仿佛他几乎能反映自己制造成为他决定成为的任何东西。很明显，这种极端形式能起到夸大的作用，这种夸大作用是与生理学和体质心理学相矛盾的。事实上，这恰恰是十足的愚蠢。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主义者，存在主义治疗家，罗杰斯派和个人成长心理学家，全都是更多地谈论发现自我和揭露疗法，而且也许都对意志、决定，以及我们通过自己的抉择确实在创造我们自己的方式，强调得不够。
的确，我们知道这两组学者有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社会学化不足而心理学化过多。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没有充分强调独立存在的社会和环境的因素，即个体之外的如贫困、剥削、国家主义、战争和社会结构等这些因素的巨大能量。在这些力量面前，正常头脑的心理学家肯定不会否认无能为力的地位。
然而，心理学家的首要课题是人，而不是脱离心理学范围的社会决定因素。同样，在心理学家看来，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力量也太绝对了，并且达到了忘记人格、意志、责任心等自主性程度。当然，把这两部分人看成专家比看成瞎子和蠢人更好。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发现自己的时候也在揭露自己，甚至于知道如何让自己去做。这一意见的冲突是能依据经验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于责任心和意志的问题应当采取回避的态度，对力量和勇气的问题也应该敬而远之。心理分析派的自我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人的这种伟大的变量。至于行为主义者，这仍然是他们尚未接触的问题。
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听到过奥尔波特为一种独特的心理学所发出的号召，但是对此还没有做多少事情，甚至医疗心理学家也没做什么事。现在，我们得到来自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在这个方向上的进一步推动。
我确实认为，对抗这种推动将是非常困难的，对抗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假如研究个体的独特性不符合我们所熟悉的科学的话，那么，对于这种科学的概念来说，则是更加不妙的事情，它必须准备接受再创造。
现象学也是美国心理学思想的一部分，也有一段历程但若以整体而论，它己无活力可言。欧洲的现象学家用他们极端谨慎和费力的论证，重新教了我们理解另一个人的最好方法，或者极少能教给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方法，这就是进入他的世界观，能够以他的观点查看他的周围世界。当然，从任何实证主义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是粗糙的。
存在主义者在个体孤独性所作的努力，对制订有关决定、责任心、自我创造和自身同等概念有着促进作用；而且，它也使得孤独性与直觉和神入，与爱和利他，与自居作用，以及与一般人之间的神秘交往，变得更令人困惑也更迷人了。我们认为这些是当然的事情。假如我们把它们看作是需要解释的奇迹，这将更好些。
另外，存在主义作家特别关注的另一件事情是生活的严肃性和深奥性，它是与浅薄、表面的生活对立的。浅薄、表面的严肃性和深奥性，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且它们也有实际操作上的意义，例如在心理治疗上。我(和其他人)对这种事实有了日益深刻的印象，即悲剧有时可能是有治疗性的；而且当人们被痛苦驱使进入治疗时，正如存在主义者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那样，浅薄在心理学中也不起作用。
存在主义者和许多其他派别有这样一个功能，那就是帮助我们认清分析推理、概念推理、言语推理的局限性。他们是号召回到任何概念和抽象前的原始经验上去的一方。我认为，这等于证明：对于二十世纪西方世界整个思想路线包括传统实证主义科学和哲学的批判是正确的，科学与哲学二者都急待重新审查。
科学理论上的革命是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激起的变革中最重要的革命。我不应该说“由它激起”，而应该说“一起帮助”，因为帮助打破科学的官方哲学或“唯科学主义”的还有许多别的力量。
需要克服的也不仅仅是笛卡尔的主体和客体的割裂。事实上，一些变革之所以能发生，也主要是因为精神和原始经验的内涵所造成的，这些变革的影响范围涉及到了心理学和其他学科。例如，节俭性、简明性、精确性、条理性、逻辑性、优雅、明确性等，全都属于抽象王国而不是经验王国。
我承认存在主义文献中的刺激物对我影响深远，而且我也准备接受它，但这不等于说我对心理学中的前途问题是完全陌生的。我想，对于任何人格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它也不是完全陌生的。C·比勒、奥尔波特、哥尔德斯坦的著作也会使我敏锐地感觉到，有必要努力解决现存人格中未来的动力作用问题，并使有关概念系统化。例如，成长、变化和可能性必然指向未来前途；潜在性和愿望、希望和想象也是一样；凶兆和忧虑也指向未来(没有未来也就也就没有神经病)；假如这无法与活跃的未来取得联系，那自我实现还有什么意义可谈，最终的人生也极有可能是个完形。
我们关于“这一问题”在存在主义者的基本和主要意义中得到一番启迪，而这又与斯特劳斯在梅主编的文集中所说的保持了一致。我认为这样说是公正的：“没有什么心理学会是完善的。”如果它不能集中体现这样的概念的话，即认为人在他的内部含有他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在现时是作为动力积极地活动着的。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是完全可以被视为非历史的，我们也要明确一点，原则上未来就是不知道或说未发生的，这意味着，一切习惯、防御和应会的机制全都是可疑的和两可的，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之上。
只有灵活创造的人能真正地驾驭未来，只有这种人才能满怀信心、毫无畏惧地面对新奇的事物。我坚信，我们现在称之为心理学的许多东西，都不过是一种谋略研究，目的是回避新奇事物中能引起的焦虑，办法是使人相信未来仍然像过去一样。
摆脱人性的阴暗面
人性是全部人类关系和人类文化的基础。然而，人类对人性了解得太少，以致五六十年代的人性理论大多是不正确的。对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一直都是各种神学、政治和经济哲学、以及人类据此生存的社会信仰的根基。
我确信，过去曾尝试过的各种价值体系，包括极权政治、战争、宗教、民族主义、各种经济体系、某些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工艺学和工程学等，它们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建立在错误的人性上，且有些理念很荒唐，现在有相当一批心理学家正在这种错误理念的指导下工作着。这些偏见和假定由于是暗含的和无意识的，因此它们也就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受实验的限制，维护和巩固自己。
在这里，我希望讨论这些心理学家的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概念，对人类的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从目前心理学的现状来看，这门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在偏窄的概念和词汇的指引下，正以有限的手段过分地追求狭隘或琐碎的目标。
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误区，即心理学所揭示人类的消极阴暗一面要比揭示积极方面要多得多，也就是揭示丑恶的多，揭示真善的少。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黑暗、平庸的一半。这种态度绝不应是主流的、表面的。相反，它深入了整个文化，是主流的、本质的。在心理学中坚持汉密尔顿主义(而不是杰弗逊主义)，似乎同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教育中一样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