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能否成为建设性攻击型的人是和他的情绪、精神状态与性格密切相关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提出，任何人都拥有一定的能量——从有机体和基因甲产生的生物能。即使环境条件对于成为攻击型人才十分有利——当主动性与创造性行为受到高度评价而不是被窒息时，大多数人仍有一种内在障碍，限制了他们自由地成为攻击型人才。
一位有经验的企业家说：“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是很难找到的。可靠的人更难找。而精力充沛、能坚持到底的人，能不断开拓前进、亲眼看到工作完成的人，简直是屈指可数。我们的社会看来不能培养出开拓型的人才。每当主动性崭露头角，好象人人都想赶快把它掐掉。”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能量自由外流都有顾忌，因此看到别人显示出主动性便惊惶失措，妒忌与竞争性也随之冒了出来。有一个人真正为别人的成就感到快乐，就有更多的人忌妒、怨恨、指责他们，来弥补自己攻击性的不足。
由于被人接受是正常的需要，因此许多聪明、有才华的人因为具有攻击性而被大泼冷水，并冒着被社会遗弃的风险。人人都能记起同学之间有一种压力，要求每个人学业上尽量不露锋芒，不要流露出对功课有任何兴趣。这样做只是为了免遭全班同学的嘲笑与白眼。同龄人的压力，病态地逼着人们走中庸之道。
除了环境影响之外，一个人能否成为建设性的攻击型人才还取决于他本身性格中的某些成份，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驾驭怒气的本领。攻击与发脾气是两回事，但攻击能力与一个人能否成功地处理愤怒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抑郁症患者通常不能体验和表达正常的愤怒，相反，根据精神分析理论，愤怒倒转过来“冲着自我”向内发泄。这种愤怒常常披着紧张、激动、肠胃不适和恐惧的外衣——总之它可能披着任何伪装，除了抑郁的真面目之外——到处惹事生非。
人类面临危险时作出的反应不是愤怒——自我防卫或进攻，就是恐惧，如可能的话就逃跑。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恐惧或逃跑是其对精神压力通常采取的方法。有些场合，情绪正常的人应该表示愤慨，这是完全恰当的反应，而心情抑郁的人即使在这种时候仍然采取逃避的方式。
为什么患有慢性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的人难以驾驭自己的愤怒感情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处理自己感情的方法模式是通过学习形成的，在每个家庭或每一种文化内部世代相袭。譬如，要是在家庭内部表达合理的愤怒是不能容忍的，或者，如果任何独立意识或抗拒的表示都受到挫折，那么人的七情六欲就会全部被赶到内心深处，这样一来，感情被掩盖起来，沟通也被阻塞了。
敌意的释放导致情绪高涨，使正常的攻击性回归，这是医治抑郁症时常见的格局。病人仿佛心底储藏着一股无法表达的怒气，在治疗时一点一点地发泄出来，直到完全排完为止。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强烈要求跟自己所爱的人保持一致，有时这种倾向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混淆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这样一来，向自己父母或爱人发火就变成朝自己发火。当这种怒火被引向外界之后，自尊心便能得以恢复。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抑郁症患者害怕自己内心的愤怒。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在童年发育时期、特别是发育的“口腔”与“肛门”阶段形成的。在发育早期造成创伤的事件，会使人们日后需要依赖他人时不知如何行事。当依赖要求遭到拒绝时，无论是现实或出于想象，他们的反应是一种毫无理由的勃然大怒。
儿童发育的“肛门”阶段指的是孩子接近三岁的时候，这时大小便的训练已经完成。如果这一时期养育孩子的方式过于死板，便会压制儿童的热情与自发性，使他们失去朝气，还会遏制他们的创造潜力，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掺入施虐狂或受虐狂的成分。这样做还会导致一种强制性，使儿童在今后生活中缺乏精神复元能力。童年时期上述这些心理焦点的结合，会在成年时产生强烈的、无法满足的依赖需求，它是沮丧与愤怒的来源，还会造成一种僵化的情感能力缺损，威廉·赖希将它称之为“情感障碍”。这就使人很容易罹患抑郁症。
弗洛伊德本人曾作过这样的臆测：人们会发现他的许多心理学概念，包括敌意与抑郁之间的联系，是跟生物因素密切相关的，而这些生物因素终将会被认识。譬如，现已发现，甲状腺亢进（甲状腺活动过分）患者倾向于过分容易动感情，受到轻微的挑衅时也常常大动肝火。而甲状腺功能衰退的人则倾向于冷漠抑郁。治疗甲亢病人，无论是外科手术或用药物来制约甲状腺的过分活动，都能缓解躁动不安、神经过敏的倾向。甲状腺功能衰退，通过服用甲状腺激素治愈之后，会缓解病人的淡漠状态，恢复病人受挑衅时表达愤怒的能力。
消除内心的怨恨
愤怒与抑郁以及与之相关的自发性与攻击性障碍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这一联系会进一步被抑郁症患者的敏感和自尊心消沉所强化。患者受到伤害、冒犯、威胁的机会比旁人更多——恰恰是由于他的自我价意识受到挫伤。平时不可能使他心烦的只字片语或无动于衷的表情，如今他能从中得出受到冷落的结论。矛盾的是，抑郁症患者本人的行为屡屡激起他人的愤怒与拒绝，而远非他所梦寐以求的温暖。对于和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人来说，当抑郁本身正是患者内心狂怒的体现时，抑郁特别令人恼火。
以抑郁来表达自己的沮丧，并随即饱尝他人的怒气作为报应。这种模式表现了称作“被动攻击型”的行为：攻击性，并不是积极地汇集起来直接对准某一目标，而是被抑制下去。患者企图以迂回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运用这种方式，他可以不用向别人，甚至不用向自己承担后果。
间接表达敌意的方式也是后天习得的。所有孩子都能认识到，如果他们弄痛自己，父母亲会有所反应。当孩子们能够找到更好的引起父母反应的方法时，他们乐于放弃这种戏剧性的、对自己不利的方式，来引起别人注意或表示沮丧。如果我们对那些易于产生消极攻击性行为的人作番调查，便会发现，在他们性格形成时期，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对付那些可能伤害自己的人，自我伤害是最迅速、最有效的“报复”办法，因此他们通常对感情交流感到严重困惑，并缺乏反应能力。
这种行为容易演变成一种坏习惯。有严重抑郁的人高度缺乏主动性，这本身通常也是一种表示愤怒的消极方式。
种族和血统因素对于人们经受或处理愤怒的方式也有深刻影响，在美国也不例外。尽管在美国，人们与自己的原籍已相隔两三代之遥，但处理怒气的方式不仅会由于生活接触代代相传；而且根据荣格的文化潜意识的概念，如果断定几千哩的路程或一个世纪的年代便会大大改变传统的感情生活所建造起来的大厦结构，那可是太天真了。在本质上是个“大熔炉”的美国社会无法计算沟通方面的困难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种族特征的相互冲撞。
例如，一对夫妻发现，虽然两人几乎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高度相容，但各自处理怒气的方式的差异几乎毁了这场婚姻。丈夫的父亲是西班牙人，一遇到小小的冷落便会放肆地勃然大怒，但几分钟后怒气便烟消云散，而且很可能把这段插曲忘得干干净净。妻子是苏格兰——英格兰血统，十分重视控制感情，很少发怒。感情受到伤害时，她变得沉默孤僻，感到强烈的被冷落感，并且由于自己无力释放内心翻腾的激情而觉得自己无能。她往往以一种微妙、挑衅的冷嘲热讽来施行报复，目的是打掉丈夫那种自以为是的气焰。直到他们上诊疗所咨询、开始全力以赴闯出这条死胡同，直到丈夫充分认识到自己发怒的全部后果，直到她学会如何更善于表达自我，在此之前，他们的关系始终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跨文化的研究报告中记载了这一事实：在严格宗教环境中成长的人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是来自北欧血统的家庭，那么他们在面临内心愤怒时有退缩的倾向。内心抑郁是他们对挑衅的一种常见的反应方式。相反，来自并不那么刻板的宗教背景的人，特别是南欧血统的人，显示出相反倾向——在激怒时，更少流露出抑郁感，而更易于将强烈的感情引向外界。
对于所有抑郁症患者，仅仅使其怒气释放并不一定有疗效。乍一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与下面这个观点有矛盾：抑郁本身往往是敌意的表示，而当抑郁症患者比较善于发泄自己的激情时，他便重新获得了能量与攻击性。但是，抑郁症患者体验到的愤怒之中，有一部分来自其神经过敏：他们消沉的自尊心怂恿他们感到自己受人冷落，不管事实是否如此。他们所感到的伤害，除了可能来自于实际事实，常常还来源于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
如果抑郁症患者拼命控制的怒气是由于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不管这种伤害来自事实还是来自想象之中，能够表达这种愤怒的确会宣泄一些心理紧张，但这不会自动消除底层的抑郁。对于终生神经过敏，并一直紧紧地按捺心中强烈敌意的那种人，突然的怒气爆发——在“交朋友”小组中鼓励患者这样来表达感情——不太可能像有些人预料的那样能改变患者根深蒂固的生活模式。事实上，这种体验也许会适得其反，使患者面对着被激发起的那股陌生的感情狂潮而感到惊恐万状。
并不是所有抑郁症患者都压制自己的敌意。在一些病例中，愤怒与暴力既是抑郁的原因，也是抑郁的结果。
当人们与自己激情缺乏接触时，特别当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他人时，敌意通常不会受到压制或约束，而是完全表面化，将底层的抑郁掩盖起来。
但并非任何抑郁症患者都有意无意的必然是怒气冲冲的人，承认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有这么一类直接的、不复杂的抑郁反应，它们可能由失望、拒绝或损失引起。当抑郁时，这种人即使遇到挑衅也可能不会激发自己的怒气，因为怒气本身在抑郁的本源中并不起重要作用。
如果不考虑怨恨的本质，那么任何关于敌意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怨恨与愤怒不同，也和抑郁不同。事实上，急性抑郁症往往能从充满怨恨的得分中拯救一个饱受创伤的绝望的人。
专家把怨恨定义为一种持续、顽固的敌意状态，一种“对于某种伤害的持续的、刻毒的感情，以及一种复仇的欲望。……投射作用与继而引起的疑心是怨恨所固有的两大因素”。怨恨的人感到一种痛恨，乃至愤世嫉俗，由于事实上或想象中他受到了环境的伤害，他据此证明自己这种感情是合理的。怨恨与抑郁及压制的敌意不一样，后者可在某些心理神经病例中或抑郁症病例中观察到，怨恨与直接的愤怒也完全不同。
怨恨的人缺乏内省力。他通常对别人的感觉缺乏敏感。他可能因为无法支配或控制环境中的其他人而闷闷不乐，特别是当他的要求不能一下子满足时更是如此。他不能原谅别人的冷落与拒绝，其实这当中有许多是无意的，或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他以找周围人的岔子为乐。
消除怨恨需要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结构，它能使人被冷落的感觉，从而宽恕他人。这一转变并非易事。无论在哪一种心态之中，无论是焦虑、抑郁甚至酗酒，倘若怨恨是其中一种主要精神因素，那么康复的前景便会大大地暗淡。心怀怨恨的人太沉湎于考虑如何跟别人算帐，如何使他人痛苦。当他们由于自身原因感到明显抑郁，并为此闷闷不乐时，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开脱责任。事实上这类人是一种抑郁诱发型的人，他们可能使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人产生抑郁，假如这些人经常接触到他的恶意的话。
相反，抑郁症患者在痊愈之后经常流露出谅解的意愿，一种重新开始的迫切感。他的价值观念结构将爱情摆在重要地位，即使当他头脑中充满愤怒与绝望的念头时，这一点也毫无不动摇。
与负罪感建立合理接触
人们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这一文化塑造了他们体验抑郁的模式。在这一方面不同文化间的重大差异体现在负罪感问题上。造成抑郁的事件、以至抑郁本身是谁之罪？甚至在没有什么人可怪罪的时候究竟该归咎于什么？
由于负罪感涉及自尊心的丧失，因此它能够引起抑郁，而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抑郁而倍感愧疚。但这一效应是西方文明的独特现象。跨文化精神病理学家们注意到，抑郁症的某些症状——失眠、早醒、退缩、躲避社交、对自己追求的事业丧失兴趣——这些症状对所有的文化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在西欧与美国，丧失性欲及负罪感是抑郁症的常见特征，而在许多非洲国家正好相反，那里的文化中奇特地缺乏负罪感的成分。
对西方人来说，负罪感是抑郁的主要因素——无论是其原因或结果。负罪感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甚至在负罪感不是造成抑郁的原因时，人们在沮丧之余，负罪感也会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