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的精髓的展现？在生命的历史中，初期的幻想究竟是从何时由于对现实的感知而开始减弱的？这个时间对于神经病患者和健康人是否都一样？高效率工作的人是否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而保持其动机生活的某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者假如大家的确都有这些完全源于机体内部的冲动，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它们何时出现？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它们一定会像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制造麻烦吗？它们必须与现实对立吗？
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大部分知识并非来自心理学家，而是来自治疗病人的精神治疗家。这些病人既是有用资料的来源也是谬误的来源，因为他们显然代表了人口中质量较低的部分。甚至在原则上，也应该拒绝让神经病患者的动机生活成为健康动机的范例。健康并不仅仅是没什么病或根本没有病。除了讨论有缺陷人的防御手段外，任何值得的动机理论还必须讨论健康强健的人的最高能力。同时，还必须解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人物的所关心的全部最重要的事情。
仅仅从患病者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这种认识。为了使动机理论具有更积极的研究倾向，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健康人，而且，我们必须合理地看待现实对于本我冲动的影响，内部冲动与现实之间不一定是截然对立的。
满足与匮乏是同等重要的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能部分地得到满足时，生命才会存在，才有自我实现的基础，而且这种基础是相对的。如果这种基础比较高级，那么，他的生存需要的层次也高，他自我实现的机会也多。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憾，只有具有某种缺憾，当然这种缺憾是相对的，没有固定的，这样才会不断去追求，才会不断达到自我实现。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新的需要，是缓慢地从无逐渐变为有的，而不是突然地从天而降的。人就是由这种等级需要发展到高级需要，逐渐获得升华和发展的。
这里主要想对大家系统地解释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这种理论符合已知的、临床的、观察的、经验的事实。但它最主要是由临床经验直接导出的。在我看来，这个理论符合詹姆士和杜威的机能主义传统，并且与韦特海默、哥尔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以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精神动力论相融合。这种融合或综合可以称为整体动力理论。这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一般不能单纯理解，而是有一定发展层次的。
虽然生存需要没有等级之分，但它却是有相对之分的。一种生存状态，对于某些人是满足的，但对于某些人却是远远不够的。这要取决于生存的欲望了。一般来说，只要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一般的人都能生存，但一般的人都不会感到这种需要就满足了。只有这样，人类才会发展。
生理需要就是平常所谓的动机理论基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必要修正原来对这些需要的看法。这两项研究是：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发现口味（在食物中进行的优生选择）相当有效地指明了体内实际的需要或者匮乏。
所谓体内平衡就是指身体能在无意识状态下维持血流正常状态的功能。坎农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内容有：血液的水含量，盐含量，糖含量，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钙含量，氧含量，恒定的氢离子标准（酸碱平衡），血液的常温。当然，其内容还可以包括其他无机物，以及荷尔蒙、维生素等等。
通过对口味与身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身体缺乏某种化学物质，人就会趋向于（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那种缺少的食物成分的专门口味或癖好。
因此，没有必要费心思列出人体的基本生理需求表。因为，只要人愿意，它们的数字可任意增大或缩小，完全取决于描述的专门程度。我们不能将所有生理需要都确定为是体内平衡。现在还不能证实性欲、困倦、纯粹的敏捷以及动物身上的母性行为是否是体内平衡。而且这种表决不会包括各种感觉上的快意，如味觉、嗅觉、搔痒、抚摩等，这些快意很可能是生理上的，并可能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我们也不知该怎么解释这一事实：有机体在趋向于呆滞、懒惰和懈怠的同时，还有活动、刺激和兴奋的需要。
我早就曾指出，由于这些生理需要可以从身体的某个区域孤立出来，所以它们应看作是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的。这就是说，它们既彼此相对孤立于其他层次的动机，也相对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
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为这种需要找到一个部位的潜藏的基础。这不如料想的那样普遍准确（疲劳、困倦、母性反应等就是例外），但对于饥饿、性欲以及渴望的情况却是确切的。
几乎所有的生理需要，在其得到满足时，同时也对其他种种需要起着疏导作用。比如，一个认为自己饿了的人，实际上也许更多的是在寻求安慰或依赖，而不是蛋白质或维生素。反之，有可能通过其他活动，如喝水、抽烟等来部分地满足饥饿感。也就是说，这些生理需要虽然是相对独立的，但并非彻底独立。
很显然，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主导地位。具体地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要就会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而不是其他需要。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需要可能最为强烈。
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而且生理需要将主宰着他的身体，那他将会摒弃所有的其他需要，至少会变得很微弱。这就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有机体感觉最明显的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控制。此时，全部能力都投入到满足饥饿的搜寻活动中去了。这些能力的状态几乎完全为满足饥饿这一目的所决定。感受器、效应器、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现在可能仅限于是满足饥饿的工具。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用处的能力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隐藏起来。
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写诗的冲动，买汽车的欲望，对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需求等等，都被忘记，或者变得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了。对于一个其饥饿已经达到危险程度的人，除了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不存在。他梦里是食物，记忆里是食物，思想活动的中心是食物，他感情的对象是食物。在进行安全进食、饮水或性行为的过程中，通常与生理驱动力融合得更为微妙的决定因素可以被吞没得干净彻底，以致于我们可以带着解除痛苦这一绝对目的来谈论纯粹的饥饿驱动力和行为。
一旦某种需要主宰了人的机体，就会引起另一个奇异的特性，几乎可以诱发人的人生观发生变化。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理想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往往会这样想，假如确保他余生的食物来源，他就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生活最大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次要的。自由、爱、公众感情、尊重、哲学，都被当作无用的奢侈品弃置一边，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可以说，这种人仅仅是为了面包而活着。
虽然这类情况确实存在，但它却不是普遍现象。在正常运行的和平社会里，这种危急情况几乎可以肯定是罕见的。这个明显的道理会被忘记主要应归咎于两个原因：
其一，老鼠除生理动机外，很少有其他什么动机，既然在这些动物身上作了这么多有关动机的研究，那么就很容易将老鼠的情况移用于人的身上。
其二，人们总是使生理上的危急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里，经常处于危急状态中的极度饥饿是罕见的，而不是普遍的。当一个人说：“我饿了！”他是在感受食欲而不是经常处于饥饿。他只可能偶然遭遇难以忍受的饥饿，一生可能只有几次。
如果使人的机体长期处于极度的饥饿和干渴，就容易对人的能力和本性持片面观点，从而遮掩了高层动机。如若有人使危急情形典型化，用人在极度的生理匮乏时期的行为来衡量人的全部目标和欲望，那么他一定会对许多事实视而不见。
“人只靠面包活着”并不是谬论——但这只有在缺乏面包时才是事实，那么当面包充足，并且人们腹中长期有食时，欲望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其他更高级的需要会相应出台，这些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开始控制机体。当这些需要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了，依次类推。我们说人类基本需要组成一个相对的优势层次，就是指这个意思。
从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满足与匮乏在动机理论中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它将机体从相对更强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而允许更社会化的目标出现。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就不再是行为的积极的决定因素和组织者了。它们只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如果遭受挫折，它们会再次出现，并控制机体。然而满足了的要求不再是要求。机体的控制者和行为的组织者只能是未满足的需要。如果饥饿得到满足，它在人当前的原动力中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这种说法可以表述为一个要详细讨论的假设：正是那些某种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的人最能忍受将来这种需要的匮乏，然而过去一直被剥夺了这种需要满足的人对于目前需要满足的反应则将与他们不同。
安全需要使生命有序
在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一系列新的需要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为安全需要类（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燥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对于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等）。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不过程度稍弱一点。他们可能同样完全控制机体，几乎可能成为行为的唯一的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其服务。
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作为一个寻求安全的工具。正如饥饿者所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他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于他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很长时间，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
虽然我们主要研究成年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简单、明显很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
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抑制其表现。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闪电或者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惊吓，或者受到粗鲁的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供养不足，等等，他们会全力以赴地作出反应，避免危险靠近。随着孩子的成长，知识的完备，对周围环境的熟悉以及运动神经的发展，这些危险变得越来越不可怕，并且越来越容易控制。可以说，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知识来使危险的事物化险为夷，比如，我不怕打雷，因为我知道打雷的原因。
各种对身体病痛等产生的更直接的反应，也可以在幼儿身上得到印证。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比方，孩子会在痛苦时感觉到，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阴森暗淡，仿佛变成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了坏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二天会感到害怕，夜里作恶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著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中，充满了安稳的秩序和节奏，这是儿童的安全需要的另一突出表现。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平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子感到焦虑和恐惧。这种态度与其说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
在一种至少有一种骨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康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有某种程度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老师和心理治疗家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这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在正常家庭中，父母当然居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殴打、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往往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决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失去父爱或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父母的倾向而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