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3种价值范畴可以引出9种组合和9种变换，那就是说，这3种价值样式的积极和消极排列总共是18种，因此，根据另一种系统价值对一种系统价值的评价就形成一种价值组合，它提高了价值并趋向于内在价值。同样，根据一种外在价值或内在价值对一种系统价值所作的评价也是如此；或者根据另外的外在、内在和系统价值对一种外在价值的评价也会达到同样的结果。换句话说，价值组合就是价值的加强，它将价值提高到更大的乘方，而价值变换则相应表示着价值的削弱，或者说，是消极的加强，它将价值提高到一个负的乘方。因此，对于一个系统价值的系统估价导致一种价值组合，它由两种系统价值所组成，其中一种系统价值通过另外一种得以加强，或者说，是将一种系统价值提高为另一种系统价值的乘方，它类似于算术运演中的ɑɑ；故我们可以将其写成“S”。这表示着诸如有关数学逻辑或者法理学的一种系统学说的书写形式，正因为这种缘故，它也代表着价值理论的书写形式。同样，如果一种外在价值根据另外一种外在价值予以评价，便构成两种外在价值的组合EE。举例说，巧克力与奶油混合。另一方面，如果把巧克力与木屑混合起来，其结果就是通过另一种外在价值削弱了一种外在价值，或者导致一种价值变换E－E或EE。
这种价值组合与价值变换可以被系统化和符号化，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一个系统——系统的组合的符号是“S”，而对于一个外在的变换的符号即E－E或EE来说，正如我们所写的，它是为了使价值的减值或下跌一目了然，这表现在下列事实中，组合和变换是表示反比例的价值量；其中一个与另一个的倒数成比例。这意味着，组合之积与其对应的变换之积彼此相约，那就是说，可以约去它们各自的价值因素，其结果则是我们可称之为事实的无价值情境，它的符号是I，从而，事实的价值恰恰就是价值与无价值之间的关系，事实是指数为0的价值。
每种组合或变换的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论上的等级，是从构成它们的每一价值的价值中产生的，它们分别由系统、外在或内在意义或内涵的性质中演绎出来。既然系统价值——亦即一对象之概念之系统意义或内涵的满足——具有价值学上的价值n，并且是对于内涵之种种特性最低限度的满足，而外在价值具有价值X?内在价值具有价值X?，那么，由这些价值所构成的组合及变换必然也可以得到精确的估价。对一种系统价值的外在估价就得到一种内在价值，通过这种方式，那些最初只包括S、E、I这3种价值方面的价值等级，如今便可以扩展为三者的结合之一；然而，前者是原子式等级，而后者则是分子式等级。
显而易见，这种价值结合必然也能被再度结合，因此，必定会产生第二级、第三级乃至第四级的价值组合及变换。举例说，第二级的组合是（SS）E，它可以是一篇价值学论文中的经验价值的东西或者价格；一种第二级的变换则是（IS）I，它是内在价值之系统的内在贬值，例如，人类生活中的原子弹爆炸——The Enola Gay的飞行员的公式。
正如第一次价值联结有其精确的价值学价值一样，第二级、第三级和第四级等等的联结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如果第二级价值联结（EE）1的价值就等于第一级价值联结I的价值。厌恶对于外在估价作外在估价就等于厌恶内在估价。
第二级价值联结经由将指数S，－S，E，－E，I，－I加入每一种第一级联结之中而产生，既然有18种最初联结，而其中每一种都能得到6个指数，我们便得到6×18=108种第二级价值联结。同样，这里的每一种结合都可以得到这6个指数，我们由此便得到6×108=648种第三级结合，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一个几层次上的可能价值结合的数量是3×6n。，那就是说，在第一层次上，是3×61=18种结合，在第二层次上，是3×62=108，在第三层次上是3×63=648种结合，如此等等。所有层次上的所有价值形式的总和是3×（61＋62＋63＋……6n）。因此，由第一层次到第三层次结合的总值，是3×（6＋36＋216）=774种形式，由第一层次到第五层次的形式总和是27990，而由第一层次至第六层次的总数，则是1007766种形式。
所有可能价值结合的总体构成了价值计算或者价值学计算，借助最近的机器人，一种价值形式表就会像对数表或其他数学表一样，能在较短时间内计算出来。这就给价值学家一种机会，把这种计算应用于所有可能情境中，去创造一种典型的情境，并且由此编制一个涉及文学情节、思想的形而上学可能性、法律案例、道德冲突和结论在内的目录表。当然，是以简明扼要的、真正的价值科学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这些不多的议论中可以清楚看到，即便是最复杂的价值学争论和情境，也能够通过这一计算手段予以分析。
规范价值学在评价情境和争论中的应用属于价值学家的艺术——一种像每一种形式系统之应用一样，有其自身规则的艺术。规范价值学业已被用于许多不同情境的分析中，诸如诗和梦的批判分析、审美创作、商业组织。例如对一家保险公司计划的评估，这种评估涉及到分析“生命”的价值，涉及到分析应当“卖出”保险的个人的社会等级的价值，等等，一直到分析个人生命的价值。
价值的不同尺度在不同人类活动领域中的应用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因此，内在价值在个人问题上的应用产生了伦理学，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是能满足其自身的独特定义的人，正如我们所说的，他是“真诚的”、“真正的”、“忠实的”，“拥有整体性”、“自尊”等等的人，他就是他，是其所是的人，而并非所装扮的人，也不是他所不是的那种人，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人。不应把道德上的好与价值论上的好混为一谈。如果一个杀人犯谋杀有方，就可以说他是价值论上好的，但却不可能是道德上好的；因为他自身的定义遭受着一种自我矛盾：人们不可能通过压抑自我来满足自我（概念）。这种价值论的好与道德上的好之间的混乱，2000年以来曾经是价值论的致命之点。内在价值运用于物的结果是产生了美学，运用于精神产生了形而上学；外在价值运用于个人的结果是产生了社会学，运用于物则产生了经济学，运用于精神则产生了认识论，系统价值运用于个人产生了法律，运用于物则产生技术，运用于精神产生了逻辑，如此等等。很多留传下来的书籍都包含了以上所提到的每一种应用。
价值科学的定义和结构是形式的，因而不是受限制的；相反，它能创造出新的视野，就像数学过去和现在对于认识自然界所做的贡献一样。这门新的科学已经取得了有意义的实际成就，并且正在改变那些已经学会利用它的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就集体或是就个人水平而言，都有一系列的成就。价值论往往在民主意识形态中注入牢不可破的坚定性，它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人类个体的无限的和独特的价值。我发现，世界各国的价值理论都正朝着我向你们描述的规范价值学的方向发展。因此，我前面概要叙述的东西——尽管是以最简单的术语——表达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认识可能性，它是未来道德人文科学的轮廓。
自然，在评价的科学与评价本身之间存在着区别，评价的科学并不是评价，就像阅读TNT的公式不会爆炸一样。评价也不是评价的科学，一位物理学家从楼上摔下来并不是对于引力法则的分析。然而，两者是互有联系的。因此，底下一句话并不像多数人所设想的那样正确，那就是，一种价值科学会贬低价值经验。作为拒斥这种科学之基础的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道德敏感的人们对那种招来原子弹的理性深感疑虑，以及由此发生的遁入非理性的做法。其次是在感觉与评价之间的通常的混淆。评价与音乐一样，既与感觉相联系，又不能归之于感觉，这是由规则所建构的感觉，亦即遵循着确定法则的感觉。音乐的法则是指和声学理论所规定的法则，而价值法则则是由价值理论予以规定的，所以，价值感不是任意的。引用伟大的德国价值学家尼古拉·哈特曼的话说：“价值感不是自由的；一旦它把握住价值的意义。它就不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它不能将善视为邪恶，或者将欺骗和虚伪视为忠贞，可能会有价值盲，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在这种情形下，它可能根本不能对价值观念作出反应，并且无法理解它们——就像一个不懂音乐或色盲的人那样。”支持提出价值知识破坏了价值经验这种异议的第三个理由，是人类精神的这样一种朴素倾向，它认为具体问题必须由具体观念来解决，然而实际上提出最具体结论的往往正是抽象观念。怀特海在他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中写道：“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加引人注目的了，那就是，当数学逐渐退入前所未有的更极端的抽象思想领域中时，它同时又因其对于具体事实分析的相应价值重新回到尘世中。”具体的真正实质就在于最抽象的形式中。对于价值来说也是一样，它的实质就存在于最抽象的思想中，亦即价值论的符号中，倘若你仅仅涉足于具体价值现象中，你就决不可能触及价值的实质。
因此，真正的价值知识存在于价值科学中，由此将会引出一个评价的领域，就像技术领域产生于物理科学一样。而且，就像自然科学已经改变了世界一样，道德科学一旦得到发展并为人们充分接受，它就会改变世界。没有什么曾带来技术时代的力量会与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些人的明晰思想有所不同，这些人给世界带来的唯一差别就在于，他们给了我们知识，而其余一切都是由其自身继续展开的。因此，这门新科学将给世界带来的所有区别就是，它提供我们以道德知识，而别的一切将由此展开。这样一个时代将会到来，那时，如今折磨着我们的问题和冲突将会像中世纪的痛苦和洞穴的棍棒一样被人遗忘，会有别的问题产生，但将不同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就像精神分析不同于巫婆的巫术一样。它们将更为成熟，更为精致，更为深奥。一句话，更加富有人性。
我相信，这一类证据清楚地说明，倘若不依据利他主义对人的动机予以某些根本性的改造，便不可能阻止未来的灾难，而且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和谐更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文化秩序。
无私的创造性之爱
建立哈佛创造性利他主义研究中心以及该中心的产物——这个研究协会的主要理论——一直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那就是，对于人以及人造世界的道德改造，是提到今日历史日程上最重要的课题。如果没有这种根据利他主义目标而实行的道德改造，那么，就不能阻止新的世界大战和别的灾难，也不可能在人类世界上建立起新的、更好的和更杰出的社会制度。而如果不曾在人和人类世界中极大地推进我们称之为创造性无私之爱的发展，则所有时髦的阻止战争和建立新制度的灵丹妙药都不能实现其目的。
举例说，有一种时髦的药方是所谓根据美国式民主在各国重建政治，尽管这一信念十分通俗流行，但却是十分可疑的。假定说，人们明天能够使各国在政治上根据美国人的民主目标重建。然而，这种重建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减少新的世界大战或国内流血革命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对于自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的所有大战和重大国内骚乱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并不比独裁政治更不好战、更少诉诸武力和更加有秩序。这个结论的确令人不愉快，然而，它却是真实的。
另外一个为人们津津乐道、避免战争和流血斗争的药方，是更多的教育和兴建更多的学校。同样可以假定，明天人们可以使所有男男女女在16岁时就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博士甚至是超哲学博士。不过，教育这一奇迹般的增长既不能减少内战也不能减少国际间战争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教育的流行模式与科学技术的增长并不能控制或者甚至减少战争和流血革命。从十世纪及至今天，学校的数量，从幼儿园直到大学，识字的百分比，科学发现以至于技术发明的数量，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增长，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尤为突出。然而，尽管有这种在教育、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的巨大变化，战争的曲线（或者以战争发生的频率，或者以军队的规模，或者以每百万人口因战争而伤亡的人数来计算）在这些世纪中始终没有下降。如果说在这期间往往有些起伏不平的话，总的趋势也还是在上升，对于革命和叛乱的发生频率来说，也是同样。我们正生活于一个科学和工艺技术最发达、教育最普及的世纪里，可是这一世纪却是有文字记载的25个世纪中流血最多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