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留学生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罢课回国的，尤其是一些老学生，“以为‘管束’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全体归国之必要。这些人里面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对，给判处死刑。”9
悄然间，中国留学生已分化为两派。一派坚决主张罢课，并自发组织纠察队，带着手枪、短刀到各学校门口，不准留日学生上课。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介绍，纠察员有508人，以革命派自费生所组成的敢死队为核心。另一派则认为，求学异邦，宜忍辱负重，不应轻率罢课甚或回国。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就是这一派的代表。据杨天石《反对取缔规则与杨度避难》一文记载：12月6日，在留学生会馆集会时，杨度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规程并非特别苛酷的条例，其中颇有合理部分，进行这种胡闹式的反抗运动恐不妥当。与会的学生听到这番言论，哪里受得了，当场直斥他是“日本政府的间谍”，并高呼“揍他！揍他”，幸好留学生总会干事周家彦等人出面周旋，这才让杨度躲过一场群殴。10
正当以姚宏业为代表的留学生们血脉贲张发起罢课运动之际，传来了陈天华蹈海自尽的消息。如今事隔百年，再来重新审视陈天华蹈海的原因，已经比较清晰了。他之所以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直接原因并非是对“取缔规则”不满，而是由于日本报纸诋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而留学生中确有不严于律己者，陈天华希望以一己之性命，换来同胞的觉醒与悔悟，而对于“取缔规则”问题，他的态度则是“可了则了，切勿固执”。
但在当时情境下，留学生们坚定地认为，陈天华就是为取缔规则而死的。目睹昔日革命盟友以这种激烈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姚宏业万分悲恸，坚决主张将斗争进行到底，并呼吁更多的留学生加入反对“取缔规则”的风潮中。此事，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如同实藤惠秀所说，“陈天华自杀之消息使全体留日学生为之震动，视之为促成留日学生决心集体归国的近因亦不为过”。
就连很多一向不主张罢课归国的留学生都改变了主意，如湖南官费生黄尊三。他在12月9日的日记里颇怀激情地写道：
午后，陈北襄来，谓同乡陈君天华，为取缔规则事，愤而投海，遗书数千言，勉励同人，非达到取消取缔规则的目的，决勿留东。……此次凶耗传来，留学界全体为之震动。是晚，弘文代表，持愿书找余书名，余即书愿归，并画押其下。复得使馆消息，公使与日本文部大臣，交涉取消规则事无效，同学全体，决定退学归国。上海商会，亦来电愿尽招待之责，中国商人之爱国热诚，亦自可嘉。11
事到如今，纵是神仙，也回天无力了。
中国公学的诞生
反对“取缔规则”风潮兴起之后，姚宏业虽然人在大阪，但却一直是风潮的积极组织者，并极力主张留学生罢课返国。革命同道陈天华的蹈海自杀，更令他坚定了这一决心。1906年初，姚宏业被大阪工业学校留学生推选为代表，与留日学界联合会共同推动返国兴学之事。
兴学，是姚宏业目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遭遇后萌生的强烈念头，“国民欲有爱国之思想，不可无自立之学校，负笈三岛者日多，终非久计，故合各省公立一校，如早稻田、庆应义塾各大学之宏敞，藉雪外人蔑视我之奇辱，而激起一般人爱国自立之公心”12。因此，他倡议各省在上海设立事务所，上设总机关中央事务所，负责筹划办学事务，并带头在上海新马路创立了湖南事务所。
在姚宏业等人的鼓吹和推动下，留日学生纷纷返国。1905年12月14日，240名中国留学生作为先头部队登上邮船公司的“安徽号”，踏上了归国之路。为了表明爱国心迹，留学生们拒绝乘坐日本轮船，或乘本国轮船，或乘法国轮船。
从1905年12月4日宣布罢课到12月14日第一批学生归国，不过十天的时间，尽管略显仓促，但主张归国的留学生们还是订立了详尽的《归国办法》与《善后办法》。在《善后办法》中，归国留学生们明确提出了归国办学的思路：
1.由本会将归国理由报告学部。惟各省学务处，由各省各会，照本会报告之理由报告。
2.要求学部将北京派送留学生之官费给与本会，办理上海专门高等各学校。各省派送留学生之官费，由本省分会请领，在本省开办普通学堂。但上海学校经费有不足时，由各省筹补。
3.开临时总会，由干事及各职员长合会选举特派员二人，赴北京办理一切事务。各省分会选举特派员，向本省学务处商办一切事宜。
4.推选开办起草员二人，教育起草员六人，研究学校办法及教育方法。
5.专门高等学校之教员，聘外国人充当。普通学校教员，本国学问之程度最高者充当。
6.由本会要求公使，电致北京及各省，认明此次特派员回国之理由及其事件。
7.全体归国后，即移本会于上海作总机关，各有选举职员，为相属之分机关，以便统筹全局。13
办学，是许多归国留学生的共同心愿。这个办法里提到的上海专门高等学校，就是他们筹划中的中国公学。这七条办法，便成为中国公学诞生的最初“蓝图”。
在1907年印行的《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中，归国筹划办学的主事者们曾这样阐述他们的初衷：
今之海内论者，皆曰：“中国公学之创起，盖由于乙巳之冬留日学生争取取缔规则不得而停课而归国者之所组织者也。”固也。然此特其表，非内容也。
十余年来，国耻重叠，爱时之士知非吸收海外文明必不足以自存于物竞残酷之秋。日本为东亚新进国，与我神州有同种同文之关系，且以同洲故，壤相接也。间接吸收西洋文明，形势为便。于是日本遂为我中国留学生之第一出产地，而收效之伟，亦莫与伦比。中国近数年来，诸百新政之动机，固由于外患之日迫，亦由于东洋留学生多数之鼓吹，之赞画，盖彰乎不可掩也。然佛魔并进，事理之常。至科举停，留学界人数骤增，谋出身者往焉，弋虚誉者往焉，并且营差缺矜冶游者，亦联袂东渡纷纷焉，以扶桑三岛为尾闾之泄。流品既杂，其不道德之行为，载诸新闻纸者，几至不堪寓目。留学生万金声价，盖将扫地尽矣！
嗟夫！我中原以文明古国见重全球，而今不竞至低首下心求学岛国，抚衷自维，已足愧耻，乃复堕落，受人嫚骂，遗羞祖国，自非木石，安能恝然。然究其原因，实由于留学生多未受普通教育之故，而中国无完善普通学校，尤其原因中之最大原因也。故斯时归国兴学之现象，已跃跃于有心人之脑海中，虽无取缔规则，亦乌能长此终古者。取缔规则，不过益促此机之成熟耳。14
1905年12月10日，中国留学生总会召开会议，推选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等四人到上海，担任招待，共商办学事宜。经过磋商，大家决定从四条路径突破：一是致书严复、马相伯两位沪上名人，请求得到他们的支持与提倡；二是致书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字少卿)，寻求其协助；三是上书学部及各省学务处，求将各省派遣留学生之官费酌情提若干以补充办学经费；四是要求所有归国留学生须居留上海，等待学校成立，不可星散。
万般筹划妥帖后，1905年12月16日，王敬芳、刘棣英、吴勋等人从东京乘坐法国轮船归国，五天后到达上海，与湖南姚宏业、谭心休，四川张邦杰、孙镜清等人会合，决定在上海派克路东升里成立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先是已将由东带来之致商学界书分投”。而此时，陆续归国到达上海的留学生已达3000人以上。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汹涌澎湃的归国大潮，激荡着留学生代表们的豪情。1906年1月9日，第一次各省代表全体会议在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召开，推举总会职员。刘棣英为正干事，朱剑为副干事，廖嘉淦、吴勋为庶务，姚宏业则与王敬芳一道被推举为会计。自此，留学生总会成立，“与各省同乡会相联络，相提携，招待归人，调查行踪，为计划兴学之基础”。
立校，先立人。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的首要任务，便是吸取留学生在日本时“乃复堕落，受人嫚骂”的惨痛教训，确立自治规则。上海本为十里洋场，繁华奢靡，歌舞升平，“斯时归国学生既数千人，无以约束之，深恐其沾染习尚，堕落品行，大贻我学界羞也”。为此，1905年12月30日，留日学生总会拟定自治规则，并组织纠察队进行监督纠正。这为日后中国公学的自治公约立下了标杆。
正当姚宏业等归国代表们踌躇满志、四处奔走、努力筹划办学事宜之际，传来了清政府留日监督处要求所有归国学生立即返日复课的消息。其实早从反对“取缔规则”风潮一开始，以驻日公使杨枢为代表的国内政府力量就一直在对学生进行安抚，试图平息事态，并得到国内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支持。而在留学生内部，也逐渐分裂出归国派、复课派两股势力。“在留学生会馆，似乎每日都有两派学生数百名聚集，互相争论。墙壁之上，贴满了海报，为各自拥护的派系打气。一派贴出了海报，就被反对的一方撕下烧毁。两派学生往往在半夜或黎明以前，静静地撕去对方的海报，改贴己方的海报。”15
罢课归国，表面上是源于一种民族自尊和民族觉醒，但实际上更多的还是一种少年意气的冲动。姚宏业后来就曾说过，“溯中国公学之所由起，盖权舆于留日学生争取取缔规则之故，夫此次之争之当与否，今姑无论，然公学虽为振兴教育而设，究其要素，已含有对外之性质，盖彰彰乎不可掩矣”16。由此可见，归国派的底气其实并不那么足。正因如此，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1906年1月11日，归国派与复课派在东京召开协议会，一致同意复课并电告归国同学。
归国派最初选择办学，主要是考虑到有数千学生归国。一旦这些留学生重返日本，那么办学的根基就变得风雨飘摇了。于是，办学的决策便面临着继续还是止步的选择。1906年1月13日，各省代表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共商行止，最后达成一致：“我辈归国初心为兴学耳，勿论东京交涉为失败之交涉也，纵不失败，长此俯仰随人，长倚赖外人之根性，堕独立国民之精神，非丈夫也，我辈只知兴学挽回教育权耳，不知其他。乃以多数之决议为兴学之初步。”
正是在此次会议上，姚宏业等归国派们将筹办中的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对于这个校名的由来，胡适曾做过一个解读：“中国公学的发起，在前清光绪乙巳年(1905)。那时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新颁的取缔学生规则，认为侮辱中国，故决议全体归国。归国的学生既多，遂发起办一个理想的学校，容纳这些抗议回国的学生。因为这学校含有对外的意义，归国学生又有十三省人之多，故名为‘中国公学’。”17
确实，在姚宏业的眼中，中国公学牵系着中国的前途命运，有五点理由：
其一，中国公学是在内地学堂不足以培养通才与列强相竞争的情况下创办的，因而更“注重德育，以谋造成真国民之资格，真救时之人才者也”。
其二，中国公学起源于中国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风潮，带有鲜明的对外争取民族尊严的性质，因而“中国公学不啻我中国民族能力之试金石也者”，“如能成立发达，即我全国之人能力优胜之代表也；如不能成立发达，亦即我全国人能力劣败之代表也”。
其三，中国过去出现了很多流血牺牲的悲剧，皆源于“省界之分”，“铁路以分省界故而不能修，矿山以分省界故而不能开，学界又以分省界故而屡起冲突，操戈同室”，但中国公学却有望改变这一状况，“熔全国人才于一炉，破除畛域，可以消祸于无形”。
其四，中国人的内心一直存有两种危险思想，“弱者既俯仰随人无爱国思想，强者又妄诞无忘野蛮招祸”。而中国公学设在上海，可便于学生就近见识外国人的蛮横，进而“生其爱国之心”；见教案之损失，则可消其野蛮之气。这对于“鼓铸强健文明之国民”，大有裨益。
其五，考察世界各国的学术进化，莫不存在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的情形，如美国耶鲁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而“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将能驾耶路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
怀揣着如此这般五彩斑斓的梦想，各省代表第二次全体会议推举刘棣英、朱剑、马和(即马君武)负责起草学堂章程。中国公学的筹备由此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1906年1月17日，农历小年这一天，在上海派克路东升里的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里，第一次中国公学职员选举会暨各省代表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在召开。经过推选，中国公学的第一批职员名单正式出炉：
正干事 刘棣英
副干事 朱剑
庶务员 郭果能 姚洪业 张邦杰 谭心休
评议员 谭倬云 夏聘儒 陆振华 孙镜清
会计员 王敬芳 梅献瑞
书记员 于右任 黄云鹏 安永昌 杨若堃18
转眼间，年关已近。
万事开头难。整个马年春节，姚宏业基本上都是在奔波劳碌中度过的。1906年1月30日，正月初六，中国公学在张园召集学界全体会议，寻求办学经费困难等问题的解决途径。正干事刘棣英现场发表深情演说，试图打动参会贤达，争取更多的支持。但社会各界对于这所新生的学校，大多持观望态度，不愿给予实际的支持。中国公学几乎陷入“孤军重困，四面楚歌”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