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华自由开办工厂，清政府不得不放松了对商办企业的限制，一部分商人官僚纷纷投资于新式企业，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一定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成长起来，要求参与政权以保护自己的权益，并渴望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以救亡图存。这样，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迅速形成高潮，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场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康有为。康有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后来又阅读了许多介绍西学的书籍，渐渐产生了要求改变现状的革新思想。1888年他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时值中法战争结束不久。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皇帝，他的奏折因顽固派的压制而未能送交皇上，但该书在爱国士子中广为传诵。1891年，康有为在家乡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聚众讲学，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大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他发表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宣传自己破旧立新的改革思想。康有为又多次上书光绪帝，其中第二次上书（即“公车上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维新思想也随之传播。康有为领导维新派创办了强学会等多个团体和《万国公报》等多种刊物，并与封建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维新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就在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康有为第五次赴京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自救的强烈主张。这份上书亦被阻，但其内容已在北京广为传抄。1898年初，光绪帝知道了上书内容，想召见康有为，但被恭亲王奕诉所阻，光绪只好指派翁同铄、李鸿章等五大臣接见康有为。后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光绪帝，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继续强调变法的急迫性，并提出具体措施。光绪帝一心想改变国事贫弱的局面，于是决心接纳维新主张。
1898年5月，恭亲王奕诉病死，变法阻力减少。康有为即刻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请变法，光绪帝接受建议，于6月11日颁布由翁同稣草拟的《定国是诏》，变法运动正式开始。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商讨具体变法措施。光绪任命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职，准予专折奏事；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擢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变法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包括政治方面设制度局，裁减冗员，提倡西学等；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改用西法精练军队。这些措施虽然是没有触及根本政治制度的变革，但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文化的传播。
随着变法运动的高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与维新派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变法诏书下达后的第四天，慈禧就强迫光绪连下三道命令提拔后党，并在内廷布满亲信监视光绪和维新派的活动。8月24日，光绪谕知将于10月与太后一起到天津阅兵。此后京城风传届时西太后会废掉光绪。光绪觉察到局势严重，密诏康有为等设法营救。康有为等秘密求救于袁世凯，被袁世凯出卖。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软禁了光绪帝。大批维新志士被逮捕治罪，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六人在菜市口英勇就义。从6月11日宣布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维新变法历时103天，所以戊戌变法亦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救亡的积极意义。它的失败证明，在半封建半殖地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