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每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毕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道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经常波动的价格对现有的存货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测，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场传来，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商品，销售逐渐停止，现金收不回来，价格日益下降，英国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给自己的工人做了。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但是，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学会工作的部门中去，而在一个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就转运到其他市场去；结果，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发生。国内市场和一切国外市场都充斥着英国货，这些东西又只能慢慢地消费。工业活动几乎在所有的部门中都逐渐停止下来。小的厂主和商人无力克服资本收不回来的困难，破产了，较大的厂主和商人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停止了营业，把自己的机器停下来，或者只是“短时间地”开工，就是说，大约只做半天工作。工资由于失业者彼此竞争，由于工作时间缩短，由于出售商品不能获利而日益下降。贫穷在工人中到处蔓延开来，如果某个人还有些积蓄的话，这些积蓄也很快就花光了。慈善机构被围得水泄不通，济贫捐增加1倍、2倍，可是仍然不够，挨饿的人不断地增加，数目惊人的“过剩人口”突然出现了。这样继续了一段时间：“多余的人”勉勉强强地挣扎着活下去，或者有些人挣扎不下去，死掉了；慈善事业和济贫法帮助许多人勉勉强强地延长自己的生存；其余的人在那些竞争不大显著、离大工业较远的劳动部门中找到了工作，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一个人为了马马虎虎地维持一段时间所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少啊！——情况又渐渐地好转起来：积存的商品逐渐消费掉，商人和工业家的普遍的颓丧情绪使这些存货不会很快地得到补充，直到最后，高涨的价格和各方面传来的好消息又使他们重新加紧活动起来。但是市场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涨。第一批运来的货物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购买，第一批成交的买卖使市场更加活跃起来，以后运来的货物还要看涨。人们怀着这种还会涨价的希望把商品买了囤积起来，这样，本来是供消费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候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购买新到的商品，并把刚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渐渐地传到了英国，厂主又重新开始加紧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投机，它的后果也和国外市场上完全一样：物价上涨，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两件事情使生产紧张到极点，于是出现了“根基不稳的”投机家，他们运用虚拟资本，靠信贷来维持，而如果他们不能把买进的商品迅速地转卖出去，那就得宣告破产。他们忙于这种普遍地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润的勾当，由于自己的贪得无厌，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贪得无厌使他们发疯似的哄抬物价和扩大生产。一种疯狂的竞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经验的人都给迷住了。铁、纱、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有几十亿消费者的新市场。忽然有一天，国外的一些根基不稳的投机家由于要钱用就开始出售货物——自然是低于市场价格，因为他们是迫不及待的。一个人一卖，其他人也跟着卖，物价开始波动起来，大吃一惊的投机家们把自己的货物抛到市场上去。市场混乱起来了，信贷动摇了，商店一家跟着一家停止付款，一家跟着一家宣告破产。原来当地的和运输途中的商品已经比消费所需要的多了2倍。这个消息传到了当时还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的英国。这里的人们也惊慌起来，国外的破产引起了英国国内的破产，商业停顿又使许多商店倒闭了。这里的人们在惊恐之余也把所有的存货都抛到市场上去，这又引起了更大的惊慌。危机就这样开始了，以后它就和前一次危机大致一样地进行下去，过了一些时候又重新被一个繁荣时期所代替。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
苦大仇深
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军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场最活跃的时候，农业区、爱尔兰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较少的工业部门暂时也能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同样属于后备军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们是属于这个后备军的。在这些工人转到较活跃的工业部门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原来工作的地方没有他们也行。为了稍微补一下空子，就延长工作时间，雇用妇女和少年，而当危机到来，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位置已经被人占据了，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余的人”。这个后备军就构成英国的“过剩人口”，它在危机时期人数激增，而在繁荣和危机之间的时期人数也相当多。这些人靠行乞和偷窃，靠打扫街道、拾马粪、用手推车或毛驴运送东西、摆小摊或者靠各种零碎的偶然的工作来维持自己可怜的生活。在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就靠偶然赚得的一点点钱，如英国人所说的，“不让灵魂和躯体告别”。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有哪一行不去干！伦敦的清道夫（crossing sweeps）是世界闻名的。以前，不仅一切大城市的广场，而且一切大城市中的大街都是由济贫所或市政管理机关雇用的失业者来打扫的。现在却用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了，机器每天隆隆地穿过大街，夺取了失业者的饭碗。在马车往来频繁的通向城市的大路上，可以看到许多人推着小车，时刻冒着被往来奔驰的轿车和公共马车车轮辗死的危险，拾取新鲜的马粪去出卖。为此，他们常常还得每星期向街道清洁管理处缴纳几个先令，而在许多地方这种营生是根本禁止的，因为要不禁止，收集起来的垃圾里面所含的马粪就会太少，不能当做肥料卖出去。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能够弄到一辆手推车去搬运东西，那他要算是幸运的，如果除小车外还弄到钱买一头毛驴，那就更幸运了；毛驴要自己找东西吃，或者只得到一点人们扔掉的东西，但是仍然能够给人增加一些收入。
“多余的人”大多数都去做小贩。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当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涌到街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以此为生的人是如何地多。无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争先恐后地叫卖鞋带、背带、带子、橘子、饼干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在其余的时候，也随时都可以碰到这种叫卖橘子、饼干、姜啤酒和荨麻啤酒的小贩在街上站着或徘徊着。这些人卖的东西也有火柴以及类似的东西，如火漆、有专卖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等等。其他的人，即所谓零工（jobbers）则在街头徘徊，找一些偶然的零活；其中有些人能找到一点零活，但是能碰上这种好运气的人并不多。
伦敦东头的牧师威岑卜尼斯说：“冬天里，在伦敦一切船坞的大门口，每天早晨还在破晓以前，就已经有成百的穷人等着开门，希望找到一点零活，而当最年轻力壮的、和船坞的行政人员最熟识的人们都已经被雇用的时候，其余的成百的人在失望之余便垂头丧气地各自回到自己的破屋子去。”
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愿起来反抗这个社会，那么除了去讨饭，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因此，看到警察不断加以驱赶的大批乞丐大半都是有工作能力的男人，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但是这些人的乞讨方式是特别的。他们通常是全家在街上走来走去，时而停在这里，时而停在那里，唱一支诉苦的歌或者说一段可以唤起过路人同情的话。而奇怪的是，这种乞丐几乎只是在工人区里面才会遇到，并且他们几乎专门靠工人的施舍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有时全家默默地站在某一条热闹的街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自己那种穷苦无告的样子来感动人。在这里也只能指望工人的同情，因为工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而且他们自己也随时都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实际上，这种无言的但非常动人的呼吁几乎只是在工人常去的街道上并且是在工人经过的时候才能碰到。在星期六晚上，当工人区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街上，而资产阶级尽量避开这些被玷污的地方的时候，这种情形比什么时候都多。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