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的现象，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它达到了极点，这个原因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耶利米[注：耶利米是希伯来的先知]颠倒黑白地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原因；而《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弗安博士则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假若这些作家承认贫穷、生活无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么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法令来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人们迁居到那里也完全是出于自愿；同时现在也还不能立刻就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就很便于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认这种罪恶——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业资产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资产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真正的资产者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这里，犯罪因渴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谁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狭窄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拉斯哥的贫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有钱人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经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的享乐的诱惑……在大城市里，要使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原因。”
在做了一长段有关道德的论述之后，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
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作者写道：
“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的发展水平而论，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同很难责备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
够了！尽管半资产者艾利生的见解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却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了。
资产者的无奈
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
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
另外还有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反谷物法同盟的中心人物安得鲁尤尔博士暴露了这些后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见，如果不适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恩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几乎保险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么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错，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资产者，他或许已经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个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经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优势互补
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们相互来往，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爱尔兰工人向英格兰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们已经谈过了。一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化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过程和身体生病的过程是一样的；它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而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加剧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尔兰移民之所以在这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还因为这个运动把爱尔兰人的热情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都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们相互来往，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使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牲的、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性格掺和在英格兰工人阶级身上，假使不是爱尔兰血统的混合以及与爱尔兰人的经常来往使得英格兰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么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长久地保存在工人阶级中。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时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
阶级情
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每年穷人们互相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内富人给予穷人的数目。
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
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
英国工人在公共团体中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后果，而且只谈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掌教帕金逊先生也证实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