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静悄悄的，一束追光打在我身上，四周漆黑一片，唯一可以感受到的就是一颗无望的心和身边的“金丝雀”娇小的尸体。音乐打过五更，伴奏渐渐进入，我慢慢抬起头来，似乎真的感觉在那一片漆黑的背后，有一丝光亮在缝隙中透过来，吸引着我朝那里走去。周围的一切已成过去，一切喧嚣、恐惧、人与事都变得如此渺小。我轻轻地唱起二黄慢板：“望窗外似有一丝蒙蒙亮，叹心中却是无限凄凄惶……”不知何时泪水已慢慢滴落……这是朱丽还是我自己？我也说不清。斯特林堡？朱丽？京剧？我？瑞典还是中国？古代还是现代？某种难以言表的纽带把所有这些都融在了一起。这是戏曲斯特林堡这一跨文化艺术的力量，它非常独特，但又丝毫没有偏离共通的人性。这种与角色内心如此贴近的感觉在我以往演过的京剧中从未有过，是京剧的手段帮助这一人物突显出了她的内心世界？还是新的故事赋予了我的青衣行当多面的心理？兴奋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更加令我对这一课题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在探索中不断寻求答案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快感。
那是2012年1月10日的晚上，上海戏剧学院与布朗大学、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合办的“冬季学院”课程的一部分，在上戏新空间剧场的观众中有三十多位外国教授和学生。在演出后的答问、讨论中，纽约大学人类表演学系创系教授理查·谢克纳和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院长詹姆斯·邦迪教授、戏剧学系主任凯瑟琳·希易教授以及不少老师同学都发表了看法。专家们认为京剧版充分体现了原剧的基本内涵———主仆之间的阶级冲突和男女之间的两性冲突，同时也增添了不少中国文化独有的色彩。不同背景的观众对这些增加的文化因素的解读不尽一致，例如谢克纳说：“你们的演出非常精彩，我也看出了一点和原剧的不同。”他认为原剧中阶级冲突特别重要，而在我们的结尾中，项强和桂思娣一起向死去的朱丽鞠躬，似乎有点淡化了阶级冲突。其实京剧给原剧中最弱势的厨娘桂思娣（克莉丝汀）增加了强烈的戏剧动作，还强化了阶级冲突；但不同于话剧的是，京剧表导演可以给剧本增加更为丰富的舞台语言。如谢克纳关注的那个结尾没有一句词，主要是导演和演员的创造：两个仆人缓缓上场，既相互鞠躬，也向倒在地上的朱丽鞠躬。谢克纳觉得仆人是在对小姐表示同情，但也有人看出是俩人当着小姐尸骨拜堂成亲，那是何其残酷！鞠躬前他们将一条红绸飘落在朱丽身上，有人看到了覆盖遗体的柔情，也有人觉得是在暗示他俩给了朱丽上吊的绸带。此时的红色灯光有人解读为烘托着喜事的气氛，也有人看出了血光之灾。甚至对朱丽是否真的自杀，解读也不完全一致。邦迪教授说，全剧最后的两句唱词“夜已尽地面依然无曙光，我的鸟正在唤我去天上”说明她是打算自杀；希易教授却指出，斯特林堡的原剧就没有写清楚朱丽最后有没有真的去死，她虽有此意，却未必能下决心去做。我演的朱丽也并没有做出明显的上吊动作，甚至连绸带也不用，只是用优雅的下腰和卧鱼来暗示女主人公心灵旅程的终结，倒恰好符合了原剧含蓄蕴藉的结尾。原剧中反映普遍人性的戏剧行动在京剧中得到了恰到好处的体现，而我们借以体现它的唱念做舞等手段，给各种背景的观众提供了诸多可以反复咀嚼品味的中国文化大餐。耶鲁的舞台美术教授温德尔·海灵顿在翌日的设计课讲座上反复提到《朱丽小姐》的舞台意象，还写邮件来说：“我太感激了，在那儿学到了那么多关于颜色的意义，我的脑子里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我现在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把握‘集体无意识’的能力对我的工作来说太重要了。颜色！我现在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①
三周后，《朱丽小姐》剧组去伊朗参加国际戏剧节，在那里两天四场的演出中，我更深切地体悟到戏剧跨越文化的奥妙和价值。伊朗是个神秘而陌生的国度，总领事馆发的册子上这样介绍说：“伊朗是什么？就是女子那黑色头纱下火热的心。”他们会接受这个源于瑞典、现在又成了中国女子的朱丽吗？正式演出前几小时政府官员来进行“风化检查”。我们用黑色“水纱”包起女角色的头套，也删去了所有男女角之间的肢体接触，审查官终于满意了，但对我柔美的兰花指动作还是有点疑惑，觉得过于“诱人”，希望我改成刚劲的直线动作。编剧孙惠柱老师解释说在中国直线动作是男性的动作，不适合旦角。最后审查官点了头，但我们的疑惑挥之不去。在这个女人不能露头发、两性间不准公开接触肢体、谁都不准喝酒的国度，观众会接受贵族小姐和下人饮酒的剧情吗？他们能从戏曲的程式表演中看出朱丽丰富的内心吗？演出结束后观众的热烈掌声化解了我们心中的疑问———尽管包了头、调整了动作，朱丽的基本行动线完全没变，照样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剧场和宾馆里都有不少人来向我们祝贺———既有来自“自由世界”的西方戏剧家，也有从头包到脚的伊朗女子，原来伊朗确实是女子黑色头纱下“火热的心”！来观摩戏剧节的欧洲戏剧家尤其兴奋，他们对斯特林堡的原剧很熟悉，没想到《朱丽小姐》会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变得比原来更动人。几天后他们就发来了艺术节的演出邀请———这大概就是跨文化京剧在中外交往中所能发挥的独特魅力吧。
①Wendall Harrington2012年1月17日发给孙惠柱老师的电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体国力的不断增长，中华文化也在加快脚步走向世界，文化“走出去”成为近几年来我国关于文化发展备受瞩目的议题。一方面，它是我国经济“走出去”在文化产业发展领域的必然延伸，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市场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今日如何继承与创新？如何能让中华文化真正融入世界文化之林同时又大放异彩？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这么说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两个很大的悖论：第一，数千年文化博大精深，可我们无论送什么出去———从戏曲、武术到小说、电影，从工艺、美术到音乐、舞蹈，都只不过是进口的大量文化产品总量的一个小零头，对外文化交往总是逆差巨大。第二，以往出口的绝大多数是传统文化，就连在输出话剧、电影这样的现代艺术形式时，也多半是选的传统的主题和故事，如《雷雨》、《茶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老让外国人看旧中国的人物，总体上还是停留在“埋葬旧社会”的阶段，反映现代人的精神面貌的戏剧电影还不够丰富。这种现象不应该再长期延续下去了。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进口了那么多西方文化艺术的经典作品，说明好的艺术是能够反映超越国界的共同人性的；那为什么我们的艺术家就不能创作出更多的反映共同人性、也能让外国人欣赏的作品呢？易中天教授在谈到“文化入世”这一题目时指出：“文化可以存异，文明必须求同。文明求同，是因为人心相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文明，讲的就是那个‘共同之理’，即‘核心价值’。中华文明，体现的是华人的共同之理；西方文明，体现的是西人的共同之理；世界文明，则应该体现人类的共同之理。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就必须找到这个‘共同之理’。”①
① 易中天：《文化入世和文化航母》，《南方周末》2012年1月26日。
而我们过去送出去的文化产品，往往过分强调了中华文化之“异”，甚至热衷于炫耀让别人匪夷所思的“异国情调”，忽略了能够和人家共享的“共同之理”这一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听到外国人说，他们要看今天的中国人的面貌，就是因为今天可以和外国人直接交往的中国人与他们有着更多的共同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柯马丁（MartinKern）在一个名为“价值与意义：中华文明的再认识”的学术论坛上指出：他虽然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学汉语以及中国文化，“但是说实话这些学生对中国文明的基本传统不太感兴趣。……不能再孤立地研究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的未来也将是国际的。在中华文明研究之内，我们不能拒绝某一些基本的方法论和理论思考，我们在其他领域里的同事长期以来都认为这些思考是理解其他文明所必需的。否则难道不等于说中国文明是完全特殊的，与其他文明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吗？这种想法实际上削弱了中华文明的存在感和意义。……可以说在宣传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上，我们还没有成功。”①
柯马丁的判断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那么，我们的现代文艺在国际上的宣传怎么样呢？可以说更不成功。对现代文艺来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的现代文艺形式，诸如新诗、西洋音乐、油画、话剧、电影等等，几乎全都是从西方学来的，要到国际文化市场上去竞争，几乎没有什么形式上的优势，想要完全依靠能够打动外国人的内容来取胜，那是更难得多。电影导演江海洋痛心地指出：“中国电影的关键还是走不出去，我们的电影人拿不出让全世界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念。你可以模仿好莱坞，但要命的是拿不出让世界分享的东西，让全人类感动的人性。”②而摆在戏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问题是，要反映共同人性、特别是现代人的共性，是不是就必须放弃中国特色呢？回答显然应该是否定的。然而，中国传统艺术的原貌确实大多和现代精神距离相当远。譬如说《牡丹亭》吧，是一个美不胜收的舞台精品，却更像是个收藏在博物馆里的珍品，与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实在关系不大。传统艺术能否反映现代大众普遍认同的共同人性呢？自然有人会想到戏曲现代戏，可是，除了那八个在特殊时期里“磨出来”的革命样板戏，很难再举出其他的成功例子。而从展示中国文化特色的角度来看，只要表现的人物一穿上以直线条为主的现代服装，不管是中山装还是西服，也不管是连衣裙还是牛仔裤，体现传统美学的戏曲程式大半都只好废弃；除了南方的沪剧、滑稽戏和北方的评剧、曲剧等少数几个剧种，绝大多数戏曲剧种演现代戏不能不说是扬短避长。
① 转引自石剑锋：《“瘸腿”的孔子学院急切需要拐杖》，《东方早报》2012年3月11日。
②《江海洋谈好莱坞冲击下的国产电影》，《东方早报》2012年3月11日。
其实，一个舞台作品是否具有现代精神，和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角色穿什么样的服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与《牡丹亭》一样写于四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亚剧作就充满了现代精神，不论穿古装、穿时装都能演，英美人甚至一句台词都不会去改动。2500年前诞生的希腊神话故事一直被历代作家改写，总是富有针对当时的现实意义。同样的，保留古装和传统程式的中国戏曲也完全可以反映现代精神，包括改编西方经典的故事———西戏中演，以及创作我们自己的新作———古装新戏。西方观众在看他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时，更加注意的是独特的极富表现力的中国式演绎方法。中国戏曲程式化动作的一招一式所传达出的中国美学精髓，能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因此，把西方经典改编成中国戏曲可以有两层意义：在国内，为中国观众所用，“拿来”反映共同人性的西方文化的精华，用以丰富我们的传统艺术；走出去，为传播中国戏曲所用，有助于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更顺畅地走向世界，为各国观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