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应该改成：“图书馆对思考深度有影响。”书籍消亡并不可怕，图书馆消失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图书馆确实会影响人的思考深度。它促成了知识的聚集，不仅知识聚集，求知欲也被放大。如同吃一盘菜和把这一盘菜放在满汉全席里吃，胃口和味道当然不一样。我们行走于图书馆，很少有不东张西望的时候，很少只单单提了自己需要的那一本，而置其他书籍，至少是同类书籍于不顾。甚至连天才也需要图书馆。柏拉图成立阿卡德米学园，促成知识的聚集，聚集产生碰撞，碰撞形成思考的纵深。查士丁尼一世粗暴地关闭了阿卡德米学园，也顺手扼杀了新柏拉图主义，好推行他的宗教政策。这位伟大的帝王非常清楚：哪怕烧掉里面每一本书，杀掉每一个人都消灭不了那里的思想；只有彻底推掉围墙，任废墟长草，才能破坏智慧的发生。
书籍是一回事，图书馆是另一回事。如果哪股势力胆敢觊觎图书馆，欲毁之而后快，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献出生命与之搏斗到底。很多人分析去年西方社会，尤其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的动荡，指出了一点原因，即西方社会的年轻人中间弥漫着一层“反智思潮”。好学生被欺负，书呆子被冷落。这种现象中国人更熟悉。古有焚书坑儒，本朝有“文化大革命”。离我们更切近的是对芙蓉姐姐、凤姐一类人的嘲弄式追捧。如此，所谓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话语力量的悬殊会越来越大。你高雅你的，我媚俗我的，唯一的指标是“酷”，或者“标新立异”。反智思潮反映在政治上，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脱离民意”，表现为执政精英、学术精英与人民的互相嘲弄或对抗。
不得不说：大部分的人类缺乏想象力和自发性。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不足以追赶时代发展的步伐，技术革新往往把人的思考拖的很没面子。司汤达说：“没有与年龄相称的智慧，便有与年龄相称的不幸。”不幸倒还好，我担心的是：真有一天发生电影里机器统治人类的事。人的欲望跑在梦想前面，梦想跑在实干前面，实干跑在需求前面，需求跑在智慧前面。
柯达死掉，书还能活几年呢？活几年都不重要。书活不活得下来，和马丁·路德·金担心的真理的银行是不是倒闭没有关系。我们悼念文化符号的逝去，悲哀之情千万不要奏响在人类真正的葬礼上。缺氧不足以杀掉人类，缺智慧随时可以干掉我们。
写于英国Swansea
2012年1月23日
“光合作用”怎可能不死
听闻“光合作用”死掉的消息，作为曾经的常客，我倒没什么惋惜在里面，不过又一个“果真如此”罢了。细节很不清楚，也无处去讨要公司的财报来看，也许是真的死掉了，也许还活着，总之是不如从前，生意没落了。“光合作用”死掉的原因太多，与其问它为什么死掉，倒不如拿掉客气，直接问道：作为连锁书店，“光合作用”怎可能不死？支招的话，就变一种善意的问法曰：“光合作用”如何能不死？
我是写书的人，深知写书的不易和卖书的艰难。过去也随波逐流地感叹道：好书为什么这么少啊，等人家把我的书放在各处去卖我才收手彻底卷起了抱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不靠它糊口，慢吞吞地写，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读者的身心健康，随便二十多万字写出来就要三年。三年成稿，半年成书，出版社再拿去印，五千册刚够他们的印行成本，打五千零一册起才开始挣钱，卖得出两三万册的话，就是畅销书了。我实在不知这世上还有别的比作者更苦的营生，挖巨大的坑，几年种出参天大树，收获不过仨核桃俩枣——如果他单纯卖字的话，如果他不属于任何“协”。
姑且不考虑其他经济体的存在，单是作者这一项的成本就都要体现在“光合作用”的书架上，若奔好书去的话，三四十块一本实在是很实惠的价格。书这个东西恐怕和艺术品一样，若想看得过去，就得狠狠折磨作者，如此，成本不可能下来。“光合作用”的品牌定位要求它不能设在穷乡僻壤、民生凋敝的地方，非白领出入、小资遍街的大型商业区不可，加减法下来，的确不是赚大钱的买卖。
这还是一条很边缘化的原因：你要是憋着卖好书的话，对不起了，好书不便宜。那么，“光合作用”如何才能不死呢？
一是教老百姓里的读书人接受“好书不便宜”的常识和事实。这就又要怪到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上了，盗版大行其道，好书可以很便宜，且越是好书越要被盗，越要稀烂便宜。老百姓脑子里的定式是：观光“光合作用”选书，路边摊上捡漏；或者堂皇一点，网站上去捞。
对比知识产权制度健全的西方国家。且不说国外彻底消灭盗版书的路边摊，我经常光顾国外的电子商务网站，尤其在域外上学，买书的话简直要去卖肾——事实是，国外的网站上买不到五折以下的书，大都八折朝上，很多书只在网上卖电子版，想要真东西还得书店里下大价钱。当年，我的书刚上“卓越”的时候，叫价就是五折！后来卖得还行，价格才逐渐涨上去。
再就是要确实地扩充读书人的队伍，摩登说法是“扩大内需”。身边的很多朋友是爱读书的，也爱逛书店，但再往外围去看，读书的就要少了，再看得远一点，基本是一窝一窝的网虫。我没找到值得信服的数据，一个中国家庭年均图书消费是多少？必须以家庭为单位才可以，类似“人均拥有图书馆”这样的数据基本是扯淡。读书靠的就是家庭成员的互相影响，单一个人无从谈起，父母传承给子女最好的习惯就是坐下来一两个钟头读前辈用一两生心血写就的著作。
最后的办法是扩充市场分层，国外的图书消费层次感明显，至少有四级细分市场。其一是网络，其二是书店，其三是旧书店，其四是跳蚤市场。我从网上买过电子书，也在书店咬着牙买过本专业的教材，旧书店则基本是我闲暇时的咖啡馆，更幸运地在跳蚤市场上花125磅买下1920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它竟是摊主祖母的遗物。每想到我和林语堂、徐志摩翻开同一版本的莎翁作品，就激动到满屋乱蹦。
中国的图书市场基本被网络占满了，然后就是“地下经济”的盗版业，书店的地位非常尴尬。一般人逛书店就是给子女买教辅，随手才带两本自己读的图书，加上市场分层不明的搅乱，书店不仅是书店，还扮演旧书店，甚至跳蚤市场。我在中国书店就经常几十块钱买几十斤的新“旧书”（先前没人问津）回去，他们还要真挚地感激我帮他们腾了仓库。在消灭盗版的前提下，成熟市场必是统一市场原则下不同运行规则的细分市场。如此，一本图书才能完整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最终在垂垂老矣时被人从跳蚤市场上珍重地捧走，这简直是最美的电影画面和世上最动人的商业伦理。
当然，也就是说说。“光合作用”死掉有其深重的时代背景，从那书架们空荡的背影里分明看到一个趴在聚宝盆边气喘吁吁的中国。有时怪人不聪明，有时又着急他太聪明，总之，最大的希望莫过于看他合理地度日、幸福地做人。
写于英国Swansea
2011年11月10日
神龛的裂碎
中国是高歌无神论的国家，自古皇帝逼着百姓做这做那，唯独不强迫你把膝盖奉送给皇家以外的其他势力，敬天祭地固然可以，也须因循皇家典章去操办，妄图以二两猪头肉加小烧向老天爷讨便宜是概不允许的，谁也不能挑战寡人对“天地”的解释权。
而中国又是遍地神龛的国家，打心眼里固然不信，却也希望碰碰运气，保不齐着了哪家的道什么的。传统相声里讲人的迷信，说有信灶王爷的，有信关云长的，甚至邪教“一贯道”什么的，包袱往往就是求神不成出的洋相及此后一系列败坏神圣的行为。“请”个佛龛什么，也不自主地挂一句：“这么他妈个玩意儿，八毛！”普遍观点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养成了实惠的性情，周文孔圣的关系，这种实惠又来的道貌岸然。
有天我翻开报纸，看到阿里巴巴及雅虎中国董事局主席马云的消息，说他最近和“亲”们杠上了，闹得相当僵持，支付宝连遭恶意提款，而普通商户又拿出各种传统撒泼的把戏，静坐、示威，把事情闹大了再说。企业及马云本人声明、抗议、道歉、承诺，俨然历经了“事业史上最颠簸的一个10月（《中国经济周刊》语）”。一类看惯了热闹的事后诸葛站出来，纷纷惋惜“马云的倒掉”，而在这甚嚣尘上的惋惜，抑或兔死狐悲里，仿佛真正竖起了“马云已死”的经幡，再贴切点——“马云作为偶像及青年人导师的已死”。
马云走下神坛后，神坛上“今日盘货，恕不经营”了。昔日的青年导师一个个退下来，诚信的牛根生走了、唐骏陛下走了、疯狂的李阳走了；声音压下去的更多：俞敏洪、李开复，终于轮到了马云。当然，也迎来了敲锣打鼓的新导师，如罗永浩、梁文道这些本就以教师为业且作乐的企业人、文化人。从上世纪末的“娱乐至死”到前几年的“励志至死”，我们迎来送往了很多人。前文所言，中国人不信神，所以未见得对他们有什么真正的依赖，至多是情感的寄托，更准确些是愤懑之情的宣泄。中国人热爱神龛要多于热爱神本身，根本在于“实惠”，看得见摸得着，纵然不灵，也好立即撕毁或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