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的电话不停地响着。朱含韵很不情愿地起身下了床，懒洋洋地走向客厅里的那部红色电话机，嘴里很不耐烦地嘟囔着：“别叫了！别叫了！烦死了！”
以前，朱含韵是很愿意听那“叮铃铃”的声音的，因为平时打电话来家里的，除了父母，就是单位里的兄弟姊妹们请示工作的。自两年前，朱含韵荣升为滨城市华星纺织集团四分厂的副厂长，单位出资给安装了这部电话后，朱含韵就习惯了那“叮铃铃”的声音。
朱含韵拿起电话机刚“喂”了一声，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姚桐那有些娇柔的声音：“啊呀，朱姐，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怎么天天打电话都不在家呀？敢情去国外度假去了？咯咯咯……”
姚桐是朱含韵在四分厂当车间主任的时候进入四分厂的，可以说是朱含韵的徒弟。在四分厂二百多名女工中，姚桐虽然长相算不上是最漂亮的，但由于皮肤白皙、身材丰满、说话磁性、喜好打扮，特别是那一对“波斯猫”式的眼睛，格外招眼，被四分厂二十多名男机械师私下里评为“综合分数第一名”，绰号“浪妹子”。
在四分厂这个“女儿国”里，男机械师绝对是“稀有物种”，不仅人数少、比重小，而且掌握着车间机械正常运转的大权，车间里的女工们是不敢轻易得罪他们的。
姚桐一进四分厂，就引起了五六位未成家男机械工的注意，他们有事没事的常去姚桐看管的那几台机器旁边转一转，或假装关心地问一问，或嘻嘻哈哈地调侃一会儿，或装作不小心地在身体上蹭一下子，姚桐也只是咯咯咯地笑几声，或假装生气地骂几句，因为在机器隆隆、枯燥乏味的纺织车间里，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阴盛阳衰的“女儿国”里，大家对这种明显带有猥亵色彩的举止都有些见怪不怪了，当事人是不会感觉难为情而翻脸的。
姚桐曾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车间内几个“不自量力”的追求者，因为她理想中的“那一半”，不应该是浑身油渍、举止粗鲁、整天钻机器底的修理工，而应该是西装革履、说话优雅、坐办公室的“有身份的人”，所以二十六七岁了也没有选中一个意中人。
朱含韵很无奈地笑了笑：“去国外路途是不是太近了？地球上容不下我们这些人了，我想还是去月球上生活算了。”
朱含韵性格持重、办事稳当，平时很少讲笑话，但偶尔说出句冷笑话来，也着实让人吃惊不小。
“四分厂的兄弟姊妹们相约明天一起去市政府上访请愿，问一问市政府的那些官老爷们准备对咱们这些下岗职工怎么安置，总不能不管不问让全厂一千多口子人喝西北风去吧？”姚桐说。
朱含韵说：“有用吗？上一次几百口子人去市政府门前静坐示威了半天，最终还不是让人家给打发回来了？别去浪费时间了！”
朱含韵被动上访，毛亚南牵连下岗姚桐说：“没用也得去，不去闹几次，市政府的那些官老爷们不会主动过问咱们这些下岗职工的死活的。拼死拼活地干了四五年，不能说让下岗就下岗了，怎么也得向市委市政府讨个说法。”
“我中专一毕业就分配到了华星纺织集团，一干就是十多年，美好青春年华都献给纺织事业了，不也是说下岗就下岗了吗？唉！”朱含韵叹息道。
姚桐说：“那么大个企业，一千多口子人，经营了那么多年，怎么说垮就垮了呢？你是厂领导，知道得多，你给我们说道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朱含韵愤愤地说：“集团的那些官僚们利令智昏，尽干些不务正业的事。听说集团公司担保，替市内外好几家企业从银行拆借了二十多个亿，仅给东方机械厂一个企业就担保贷款了十多个亿，这些企业垮了，银行不问担保人要钱，问谁要钱去？”
姚桐气愤地说：“那些挨千刀的，真该把他们一个个拉出去剐了。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好，人家的事情你能管得了吗？可话又说回来了，不图三分利，谁起早五更？我听说市检察院正在对宋小年那些人进行立案调查。”
朱含韵问道：“听谁说的？宋总那人除了思想僵化点，在技术创新、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有些固执外，其他方面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姚桐不无讽刺地说：“啊呀领导，你是副厂长，毛工现在又是华星集团破产领导小组的成员，宋小年那些人的德性你们还不清楚？好端端的一个企业让他给搞垮了，很多人很快就要露宿街头了，咱们还有义务替那个浑蛋王八蛋打埋伏吗？都这个时候了，还讲什么政治？”
朱含韵有些委屈地说：“咱哪儿是什么领导？副厂长说到底就是一个领着干活的小队长。你亚南大哥又是那种谨慎小心、有话从不回家说的人，灯下黑，信息真不如你们灵通。算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明天的事情吧。”
姚桐说：“我们准备明天上午九点钟在市政府广场集合，人估计少不了，大家都希望你能参加。都下岗了，就别再装什么淑女绅士了！”
朱含韵无奈地笑了笑，说道：“饭都吃不上，病也看不起了，绅士淑女还能装得出来吗？”
“对了，亚南大哥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吧？”姚桐关切地问道。
“还那样！他那种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需要时间，也需要钱。”
亚南是朱含韵的丈夫，姓毛，下岗前曾是滨城华星纺织集团公司的副总工程师。朱含韵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滨城华星纺织集团公司下属的四分厂一车间做挡车工的时候，毛亚南在一车间做机械修理工。不知什么原因，一段时间，朱含韵负责的几台机器经常三天两头出毛病，车间主任每次都是安排毛亚南去帮助修理，一来二往两人就熟络了。
毛亚南比朱含韵早一年进的厂，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进入滨城华星纺织集团公司的大中专毕业生。虽然毛亚南不善言谈，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木讷，不像车间里的那些小青年们能说会道、善于揣摩姑娘们的心思，但朱含韵认为毛亚南待人诚实，善于学习，技术过硬，具有典型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可托付终身之人。而毛亚南认为，朱含韵人虽然长得不算漂亮，甚至有些“土气”，但工作认真，办事扎实，乐于助人，不喜张扬，在众多修养不高、文化程度较低的“女人国”里，让人有鹤立鸡群之感。两人惺惺相惜，加之毛亚南手下的两个徒弟经常把“****本是一家人”、“****会师”的话题挂在嘴边上，有事没事地把两人硬往一起扯，两人想不好都难。
朱含韵跟毛亚南结婚的第四年，毛亚南被滨城华星纺织集团公司任命为副总工程师，协助集团当时年逾五十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刘光负责集团设备引进与机械师队伍管理工作，被集团公司上下视为将来集团总工程师的不二人选，前途一片光明。
没过两年，朱含韵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一车间的车间主任，不久又被破格提拔为四分厂的副厂长。一时间，毛亚南和朱含韵被公司上下一致认为是最有“官相”的“明星夫妻”。
就在朱含韵跟毛亚南你追我赶、比翼双飞的时候，毛亚南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慢性肾病，一天离开药都不行，本来还算殷实的家庭一下子变得拮据起来。虽然过去的几个“死党”经常慷慨解囊、给予接济，但也总是入不敷出，经济上经常陷入困境。
屋漏偏遭连阴雨，就在朱含韵和毛亚南经常为医药费愁眉不展的时候，滨城华星纺织集团公司生产经营突然陷入困境，进入破产程序，集团上下一千多名干部员工，除留有十多人配合滨城市法院、滨城市工业局进行善后处理外，其余的人全部下岗待业。朱含韵等二十多个“副厂级”领导也未能幸免。
新成立的滨城华星纺织集团破产及善后处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中有毛亚南的名字，因为破产及善后处理工作需要懂技术的人员，虽然毛亚南仅是集团的副总工程师，但总工程师刘光是一个根本不懂什么技术的“草包”，靠着自己有一个当副市长的姐夫和一张滨城劳动技术学校的文凭，借滨城市委市政府“知识分子管理企业”、“内行领导外行”的名义，摇身一变而成为华星纺织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进入集团领导班子行列，两年后又荣升为副总经理，但实际上技术层面的工作，都是由毛亚南来负责。
滨城华星纺织集团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前一个月，刘光调到了市工业局辖属的滨城市节能管理办公室担任主任，行政级别为副处级，华星纺织集团总工程师的职责实际上由副总工程师毛亚南行使。
毛亚南虽然身体不好，但市工业局领导们考虑到华星纺织集团破产过程中，更多地需要像毛亚南这样的技术型干部，毛亚南因此成为滨城华星纺织集团破产及善后处理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暂时逃脱了与妻子朱含韵双双下岗的命运。
为了给市工业局的领导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以便在滨城华星纺织集团破产及善后处理工作完成后，得到一个妥善安置的机会，毛亚南在其他工作组成员特别是市工业局领导们面前尽量表现出一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样子：早出晚归，工作勤恳，不到万不得已，从不敢请假。
随着工作生活压力的加大，毛亚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家庭经济状况随之也不断恶化。
从华星纺织公司下岗后，朱含韵没少求人帮忙联系工作，自己也时时留心电视、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就连路边高压电线杆子上的小广告也不放过，可三个月下来，也没有找到一份能够连续干上十天的工作。
“朱姐，明天市政府的请愿活动，你到底参加不参加？”姚桐急切地问道。
“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我尽量去参加。”朱含韵支支吾吾道。
“上一次的请愿活动你没有参加，有很多人在私下里对你说三道四，个别人的话还十分难听。所以，这一次我们都希望你能参加。你在，我们就感觉好像有了主心骨似的。”姚桐说。
“看看吧，没特殊情况的话，我想我会参加的。”朱含韵还是没有给姚桐一个明确的答复。
朱含韵心里明白，滨城华星纺织集团破产前，集团公司内部虽然有二三十个“副厂长级”干部，但女“副厂长级”干部只有她和一个叫刘明明的。
刘明明名义上是集团公司辖属一分厂的副厂长，但她长期歇“病假”，厂里的大部分人一年也难得见上她几次。集团公司内部有人私下里说，刘明明根本就没什么病，而是在外地做生意，前几天有人去上海出差时，还在大街上看到过她。
还有人说，刘明明既没病，也没在外地做生意，而是被一个有钱的人包养起来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集团董事长宋小年。
不管怎么讲，去市政府举行上访请愿活动刘明明是不可能参加的，大家希望朱含韵参加也是可以理解的，总归滨城华星纺织集团女工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朱含韵下岗前又是集团辖属四分厂的副厂长，分量肯定比普通女工要重一些。
对是否参加第二天的上访请愿活动，朱含韵是左右为难，总感觉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朱含韵认为，如果自己坚持不去，大家肯定会骂她是一个“伪君子”，以前关心爱护员工的举动都是假的，都是为了她个人和毛亚南“往上爬”，说不定还可能因此衍生出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话题。
朱含韵心里十分清楚，纺织公司的女工们，个个不是“善茬子”，嘴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快。如果自己随大家参加了第二天的市政府上访请愿活动，闲言碎语可能少了，但毛亚南那里肯定会有麻烦，因为市政府和市工业局党委明确要求破产及善后处理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要时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看待滨城华星纺织集团破产问题，时刻注意并防止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工人上访闹事，确保自己身边的人不传播不利于改革发展的言论，不参与破坏滨城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活动。
“咱又不是什么名人，即使去参加明天的上访请愿活动，谁能认识咱是老几呀？”朱含韵暗暗地想。
姚桐的电话挂断没多大会儿，原四分厂的财务科长白燕燕、车间主任申秋、供销科长赵家和也相继打来电话，强烈要求朱含韵务必参加第二天的集体上访活动。
朱含韵干脆把座机电话线拔了下来，拿起当天的《滨城晚报》胡乱地翻了起来，当看到五十六岁的香港富豪罗子为二十五岁的明星女友庆生，一次就花掉了三百万港币的消息时，一向好脾气的朱含韵也禁不住地骂出了声。
毛亚南开门从外面走了进来，看到朱含韵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关切地问了一句：“没出去走走？”
朱含韵白了毛亚南一眼，没有说话。
毛亚南一边低头换着拖鞋，一边说道：“别整天窝在家里，没事就出去走走。”
朱含韵从沙发上站起来，问道：“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晚上不开会了？”
毛亚南说：“工业局苟局长今晚上请客，犒赏工作组成员，我感觉不太舒服，就请了个假早回来了。”
“企业都黄了，还那么死吃死喝！”朱含韵不满地嘟囔了一句。
毛亚南换好拖鞋，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
“明天他们又要去市政府上访了，人数可能少不了。”朱含韵像是跟毛亚南讲，又像是自言自语。
“瞎闹腾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毛亚南说。
朱含韵不满地看了丈夫一眼：“怎么是瞎闹腾呢？干了那么多年，说下岗就下岗了，总得讨个说法吧？”
毛亚南看了妻子一眼，苦笑了笑，没有吭声。
“今天四五个人往家里打电话了，他们都希望我明天也去参加。”朱含韵说。
毛亚南声音虽然不大，但态度十分坚决：“谁愿意去谁去，咱可不能跟着瞎闹腾。”
“为什么？就是为了所谓得讲政治？”
“一千多号人都下岗了，咱孬好还有个人有活干着，别跟着瞎掺和惹麻烦了。”毛亚南说着在沙发上躺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