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的精神性和科学性
八月上旬，北京大学五名学生在攀登西藏希夏邦马西峰途中不幸遇难。这一消息披露后，国人众说纷纭，各执是非，誉为英雄壮举者有之，讥为孺子送命者亦有之。我认为，面对这样惨痛的牺牲，喝彩和喝倒彩都是可鄙的，实际上是把自己摆在了看客的位置上。女士们和先生们，这里不是西班牙斗牛场，用不着你们对斗牛士之死叫好或者开骂。如果我们真正痛惜这些年轻的生命，并珍惜现在和未来每一个志愿探险者的生命，就应该以理性的态度总结教训，通过这个事件对我国的探险活动进行一番认真的反省，使它今后能够以一种更加健康的方式开展。
近些年来，我国的民间探险活动有逐渐活跃的迹象，这是值得欢迎的。然而，和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无论在参加的人数上还是在开展的种类上都仍处于较低水平，我不希望因为这次事故而把它的水平降得更低。在任何名副其实的探险活动中，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不可预测的危险因素，绝不存在万无一失的安全，否则还叫什么探险呢。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鼓励探险的，皮肤毛发因为受之父母，不允许损伤，更不用说冒生命的危险了。这个传统至今仍很有力量。我曾感到奇怪，各国派往南极的考察队多有人员牺牲，为何中国没有。后来，我参加国家考察队在那里生活了两个月，发现我们队里最强调的是安全第一，冒险绝对是大忌，也就解开了这个谜。
我不反对讲究安全，但认为过分讲究安全不是一个好传统。当我这么说时，前提当然是肯定了探险的意义。我把探险的意义概括为：它是用身体实现的精神事业。我的意思是说，探险主要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收获，包括对未知的探索，与大自然的交流，生命力的激发，意志的磨练，对日常平庸生活的超越，精神视野的拓宽，等等。在这方面，我推测有些探险者在意识上未必清晰。人们往往把登上某某峰顶之类的具体目标看得过分重要，当成了探险的目的本身，于是就和自己过不去了，在制定目标时但求危险最大化，在实现不了目标时也不肯知难而退。我个人认为，至少在非专业性的探险活动中，目标的选择必须适当，戒除夺冠之类的虚荣心。探险的最高目的是提高生命的质量，保存生命当然是其前提，因此对可预测的危险理应防备，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还有一个糊涂观念是所谓征服自然，这个观念会发生一种强迫作用，驱使人在面临危险时硬拼，誓与自然决一胜负。须知大自然永远比人伟大，我们应当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懂得人类探险事业的界限之所在。总之，让我们把探险进行下去，但要知道为了什么而探险。
据行家分析，北大学生的这次事故原是可以避免的。在登山前，富有经验的西藏登山协会曾向北大登山队提出三点建议：避开安全隐患较大的七、八月份；聘请高山向导和技术顾问；租用一台海事卫星电话以备急用。然而，由于北大学生是利用暑期来登山的，时间无法更改，后两个建议也因资金有限等原因而未能采纳。看到这一报道，我不禁为那五个年轻生命黯然。假如这些学生得到足够的资金赞助，或者假如东道主在明知危急的情形下肯无偿提供援助，他们很可能就不会枉死了。据我所知，现在西方的探险活动十分讲究科学性，科学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设备先进和保护措施充分，而这当然需要钱。可是，叫穷学生到哪里去找这么些钱呢？所以，有关部门除了制定科学的规范外，还应帮助学生解决实际的困难。这真是一个血的教训。
2002年8月
祭孔：大典还是大戏？
9月28日上午，嚷嚷了一些日子的“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如期举行。据媒体报道，最引人注目的是，自新中国成立后，今年的祭孔活动首次由官方举办，在祭孔大典上首次出现公祭。在主会场曲阜，公祭仪式由副市长主持，市长诵读祭文，在市人大主任和市长带领下，政府各级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依次祭拜，向孔子像三鞠躬。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大典进行了直播。媒体曾预告，国家领导人和外国驻华使节将出席曲阜的大典，幸好这种情况并未出现，总算没有把祭孔办成国祭。
我对这些年来越闹越欢的祭孔活动一直心存疑问。祭的对象不外乎神或鬼。大典是把孔子当神来祭吗？众所周知，“子不语怪、力、乱、神”，把孔子当神来祭显然违背孔子的精神，是对孔子的不尊重。再说，以孔子为神，就是以儒学为宗教。即使在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中，也都讲究政教分离，我们并无宗教传统，怎么反而把祭孔变成了政府行为？那么，该是把孔子当鬼来祭了。孔子倒不反对祭祖先，他承认“祭之以礼”是孝的表现。不过，他又说了：“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我们也许可以对“其鬼”作广义的理解，在文化的意义上把中华民族都看作孔子的后裔。然而，问题又产生了。第一，就其思想的精华而言，我们今天还是孔子的后裔吗？第二，就其思想的糟粕而言，我们今天还应该是孔子的后裔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祭孔就有谄媚之嫌。
作为政府主办的大型活动，自然少不了专家们出谋划策，摇旗呐喊。专家们宣称，祭孔的宗旨是复兴传统文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确，孔子思想及其久远影响形成了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可是，对于这样形成的传统文化恰恰是需要认真分析的，不但要把孔子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分，更要把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后来统治者的利用加以区分。事实上，自汉代以降，正是孔子思想中的糟粕部分得到了强化，被立为正统，这就是抹杀人性尊严和个性价值的一整套等级伦理观念。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套观念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在发生作用，阻碍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社会公正的实现。专家们津津乐道孔子思想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我不否认诸如“和而不同”之类的思想可以成为一种资源，但是，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批判作为儒家文化之核心的等级伦理观念，倡导尊重一切个人的生命权利和人性尊严的人文精神。就总体而言，儒家文化不可能成为我们今日社会的精神基础，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不可能是儒家文化的复兴，而只能是人文精神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
然而，专家们还有更大的雄心，他们期望通过祭孔来扩大儒家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启迪人们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危机。曲阜大典的祭文颂曰：“全球祭孔，五洲同风。”此言不免夸大了吧。其实，海外华人聚集地的祭孔或祭别的中华祖先的活动一直在进行，那是思乡情怀的寄托，也确有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之效。可是，谈不上是“全球祭孔”，更扯不上“五洲同风”。照这种逻辑，早就该有“全球信基督”、“全球颂真主”、“全球念佛”之类的说法了。大话之下，必有自欺。我丝毫不低估孔子的世界性意义，但这种意义肯定不在于向全世界推广儒家文化，就像苏格拉底的意义不在于向全世界推广希腊文化一样。凡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精神伟人，其思想必定深入地触及了人类共同的基本问题，孔子也是如此。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出现了四位世界性的精神伟人，即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其思想的共同内涵是“对人类基本境况的体验以及对人类使命的阐明”。孔子思想中这种超越于他的时代和民族的内涵集中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体现在注重个人内在精神追求和人格修养的为学处世态度上。然而，除了在宋儒那里，这个合理内核皆遭忽略，而在历代祭孔闹剧中越发遮蔽不明了。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或者被神化，成为祭拜的偶像，或者被妖魔化，成为打倒的对象，其实都是充当了统治或革命的道具。要正确理解孔子的价值，唯有把他还原成一个人，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从未听说西方人祭苏格拉底，若问西方人是怎样继承苏格拉底的精神遗产的，请看从柏拉图到今天的大师迭出的西方哲学史。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未免太书生气了。曲阜市已连续多年举办“国际孔子文化节”，从今年开始，在旅游旺季又新增每周一次的祭孔表演。如今各地都在开发旅游资源，曲阜是孔子的出生地，这么好的资源凭什么不让开发？如是观之，所谓祭孔大典也只是一场旅游大戏罢了，而官员们不过是客串了一下演员而已。想必举办者对此也是心中有数的，那么，就不要拔高到精神信仰和民族复兴的高度，阐发出这么重大的文化意义了吧。
2005年9月
尊重生命是最基本的觉悟
若干天前，北京726路公交车上，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一名十四岁女孩被一个女售票员掐住脖子殴打，当场昏倒，女孩的母亲请求该车男司机把女孩送往医院，遭拒绝。女孩在好心路人帮助下送到医院时已无生命体征，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读了10月4日《新京报》上的这则报道，我至今感到胸口发堵。一个花季少女，兴冲冲随父母进城买书，焉知会无端死于非命。她的父母年事已高，只有这一根独苗，怎么经得住如此横祸。最使我震惊的是，那个女售票员和那个男司机都是普通百姓，不是什么恶人，竟会对一个年轻的生命如此凶狠，或者抱如此冷漠的态度。
这诚然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联系到当今社会上相当普遍的对生命的冷漠态度，就不能不令人忧虑。随便翻翻报纸就可看到，残害生命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医院认钱不认人，见死不救，或者渎职造成致人死命的医疗事故；矿难频繁，矿主靠牺牲工人的生命大发其财；不法商人制售假药和伪劣食品；素质低劣的执法人员草菅人命；交通肇事者抛下、甚至故意轧死受害者逃逸；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杀人犯罪，其缘由有时小得与一条生命的价值太不相称。在一个普遍对生命冷漠的环境中，人是不可能有安全感的，无人能保证似乎偶然的灾祸不会落到自己头上。
生命的珍贵不言而喻。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在人生的一切价值中，生命的价值是最基本的价值，其余一切价值都以生命的价值之得到确认为前提。因此，源自古罗马的自然法传统把生命视为人的第一项天赋权利。法治理论的终极出发点就是寻求一种能够最大限度保障每个人生命权利的社会秩序，由此而主张规则下的自由，即一方面人人享有实现其生命权利的充分自由，另一方面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他人的此种相同自由。如果说唯有健全的法治社会才能确保其绝大多数成员的生命得到尊重，那么，同样道理，唯有当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具备尊重生命的觉悟之时，才能建成健全的法治社会。
在论证自由和法治原理时，亚当·斯密、斯宾塞等都谈到人的两种本性，一是利己的生命本能，二是同情心。由于同情心，人能够推己及人，由自爱进而尊重他人。这实际上相当于中国儒家所倡导的“仁”，按照孔子的解释，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实践中，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并未得到发扬，相反，“能近取譬”被归结成了孝道，由孝及忠，形成了三纲五常一整套等级伦理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我们看不到个体生命的地位。问题的根源也许还要到儒家理论中去寻找，忽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权利原是这一理论的欠缺。如果每一个人自身生命尊严的意识阙如或得不到支持，那么，推己及人就失去了前提，对他人生命的尊重自然会落空。凡是对自己的生命麻木的人，必然会对他人的生命冷漠。
事实上，在两千年的专制政治下，不必说平民百姓，即使是朝廷命官，个人的生命也是毫无权利可言的。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且动辄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这样的惨案不知发生了多少。其流毒之深远，在历次运动尤其文革中也可见出，造成了许多夺命冤案。严格地说，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始终没有确立生命尊严的普遍意识，对生命的冷漠由来已久。因此，一旦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生命在权力面前等于零就很容易转变成了生命在金钱面前等于零。
转型时期的问题是复杂的，每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既要靠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又要靠国民素质的提高，而这两者是彼此制约、相辅相成的。就提高国民素质而言，我认为，亟需把尊重生命列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孩子开始，就要培育生命尊严的意识，使他们懂得善待自己的生命，由此推己及人，善待一切生命。当今急功近利的教育恰恰与此相悖，使人目中只有利益，没有生命，把生命当成了利益的工具，其结果真正是堪忧的。
2005年10月
城市化：给子孙留下什么？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据报道，在过去十年，中国城市以年均10%的速度扩张，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7.9%提高到了41.8%，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了5.4亿。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可阻挡也无可指责。但是，中国城市化现行模式的弊端十分明显，已经引起广泛议论。如何使城市化按照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是摆在决策者和有关专家面前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