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言论自由不可不认真
2011年1月，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总裁薇薇安·席勒（Vivian Schiller）被扣除了2010年的年终奖金，该台的副主席埃伦·韦斯（Ellen Weiss）则不得不辞职。到了3月，薇薇安·席勒也递交了辞呈。这标志着从2010年10月开始的一场政治风暴的结束。回顾这场风暴的始末，对于帮助中国媒体了解捍卫言论自由的一些基本规则，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一个自由国家，“言论自由”听起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大家没有根本的价值和利益冲突时，求同存异很简单，互相的一些小分歧也都可以宽容。但是，当价值和利益有了根本冲突时，就难免要想尽办法取消对方说话的权利。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是个非常重要的新闻机构，影响超过一些大电视网和报纸。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个汽车社会，通勤时间很长，听广播是开车时最好的消闲手段。另外，美国的媒体一般都是私营，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则享受着联邦的资助。长期以来，保守派不停地抱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拿着纳税人的钱，却被自由派精英所垄断，节目充满了左派偏见。建议取消其联邦资助的声音一直就没停过。
去年10月，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端。本来，广播电台有位黑人政治评论员胡安·威廉姆斯（Juan Williams），在媒体中声誉卓著，但思想倾向保守，频频成为右翼的福克斯新闻网的座上客。对此，广播电台的自由派领导层一直就耿耿于怀。这次胡安·威廉姆斯又上了福克斯新闻最右翼的主持人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的节目，说自己上飞机时，看到边上坐着身穿穆斯林服装的人就难免有些心里紧张。广播电台两天后就作出反应，由副主席埃伦·韦斯通过一个电话就把胡安·威廉姆斯解雇，一下子引爆了媒体。
放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这样的反应并非不可理解。当时正是右派为了纽约世贸中心遗址附近修建清真寺一事大闹的时刻，反穆斯林的浪潮席卷全国，乃至到了捕风捉影的程度。左翼媒体自然要对之反击。不过，让胡安·威廉姆斯因言获罪，则超越了言论自由的底线。首先，有许多人马上指出，胡安·威廉姆斯的话被断章取义。他其实是以自省的语气讲述自己的感受，因为他接下来马上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他本人对自己对穆斯林本能的反应并不认同，而是试图分析其中的原因。况且，即使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也是许多人很“正常”的感受，他有自由表达出来。如果自由地表达出来，正好可以引起必要的公共讨论，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公共广播电台的领导层并不退让。薇薇安·席勒身为总裁，在一次公开讲演中挖苦说：胡安·威廉姆斯的那点私下的感受是他和他的心理医生之间的事情，带到公共领域来讨论，不符合公共广播电台的职业标准。虽然她事后为这样的言辞道歉，但明显激怒了更多的人。
胡安·威廉姆斯本人不仅没有因此失业，而且身价陡增。福克斯新闻一是为了出公共广播电台的丑，二是要打自己的声誉，一下子给了胡安·威廉姆斯价值200万美元的3年合同。同时，福克斯新闻的主席大骂公共广播电台的领导层是“纳粹”。胡安·威廉姆斯也到了福克斯新闻上猛烈攻击公共广播电台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共和党的议员们则又一次要求终止国会对公共广播电台的拨款。公共广播电台则突然发现，解雇了胡安·威廉姆斯后，难以找到一位有同样声誉的黑人媒体大腕来填补他的位置。这一点，对一向以捍卫黑人利益为使命的左派也交代不过去。
在四面楚歌之中，公共广播电台的独立董事会在外来的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下开始就此事进行审核。结果是自1982年以来就为公共广播电台效力的副主席、被普遍看好要接掌主席位置的埃伦·韦斯辞职，总裁薇薇安·席勒也只能在职位上再坚持两个月，后来在共和党议员的不断攻击下，最后终于放弃。一场危机，也就由此化解了。
这次危机，虽然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在舆论界的一场博弈，但最终双方不得不回归言论自由的基本家法。美国的媒体有个非常强的传统：报纸雇用些专栏作家，电台和电视台也雇用些专业评论员。这些人一般是在媒体中有相当影响的大腕人物，有很强的个人见解。这些个人见解如果和雇主的见解不同，雇主也无权干涉。一旦干涉，就形同丑闻，会遭到四面八方的攻击。这样，媒体中的意见领袖们，发表见解时就可以无所顾忌，言论自由得到了保障，读者听众也更相信这些人的意见是反映着他们真实的见解，而非其雇主的立场。可惜，最近十几年美国政治两极化，媒体也跟着两极化。左右双方的媒体，都受到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诱惑，频频有越线行为。公共广播电台的危机就是一例。但是，到了最后，越线、犯规总还是有裁判来管，基本的家法还是不能被打破。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已经出现了相对意义上的“自由媒体”。但是，真正的专栏制度、评论员制度并没有建立。特别是目前在改革阵营中出现了深刻的利益和思想的分化。这本来是一个走向多元社会的正常现象。但是，各媒体（或媒体中的具体编辑）往往认同某一派，排斥不同的意见，甚至有拉帮结伙之嫌。你虽然在各报评论版看到一大堆专栏作家，但这些人下笔前，多半要想想自己的主张是否对编辑的胃口。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这场戏剧，则多少帮助中国的媒体思考一下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华盛顿邮报的沙龙门
以揭出“水门事件”而闻名于世的《华盛顿邮报》，最近自己陷入了“沙龙门”中。
事情起源于《华盛顿邮报》刚上任一年多的新老板凯瑟琳·韦莫斯（Katharine Weymouth）准备在自己家里办一个沙龙，宴请企业界和游说团人士，准入费用为25000美元。参加这个宴会，可以使这些人和奥巴马政府官员、国会人士、知名新闻记者济济一堂，以非对抗的和谐方式，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讨论医改等一系列问题。此事于7月2日被揭出，立即使舆论大哗，称《华盛顿邮报》公开拍卖自己的影响力。“沙龙”被迫取消。7月5日，凯瑟琳·韦莫斯在报纸的评论版公开向读者道歉，并称此事是市场部门策划，并没有向她通气。
但是，这样的道歉和辩解挡不住举世的谴责，使这一策划中的沙龙成为近年来罕见的新闻丑闻。
为什么是丑闻？媒体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卷入任何利益集团。同时，媒体（特别是重要媒体）一天到晚和权贵打交道，有着“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之患。比如，记者为了套取新闻，和有关人士吃吃喝喝乃是家常便饭。要做到手脚干净并不容易。大媒体处理此事皆有一定之规，稍微越界就可能身败名裂。
《华盛顿邮报》是首都第一大报，特别是在“水门事件”中，能够顶住重重压力，最后把民望甚高的总统尼克松拉下马，创造了美国历史。记者一下子被人们看成是“无冕之王”。当时主持《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也成为媒体的女王。她家中总是高朋满座。从政客、记者、游说人士，到其他各界名流，都以进她的家门为莫大之荣幸，使这里成了白宫之外的另一个权力中心。不过，来凯瑟琳·格雷厄姆家做客，不管如何机会难得，却从来没有要付费之说。
凯瑟琳·韦莫斯是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孙女，1966年出生，去年才接手《华盛顿邮报》，维持着这一家族企业的血脉。但是，她是律师出身，长期在企业界工作，缺乏新闻的经验。以四十几岁的年龄接管这样声誉卓著的媒体，自然是力不从心。论者说，她想问题从来都是企业的眼光，对新闻的基本准则缺乏理解，把生意场上的规则搬到了媒体和政治之中，乃至把祖母一手创建的赫赫声誉，以25 000美元一票出卖（参加付赞助费的宴席，在企业界乃正常活动）。负有监督之责的媒体若开了此例，政治腐败则马上成了华盛顿的正道。
所幸的是，美国媒体规矩森严，没有给她一点机会。事情爆出几天，她就变得声名狼藉，《华盛顿邮报》也面临着巨大的信誉危机。
此事的意义并不限于美国，对中国的媒体，也是良好的一课，需要我们好好学习。
首先，媒体必须和付费的宴席、会议划清界限。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两年前，有位记者向我透露了国内的一个潜规则：开发商经常召集各种学术讨论会，各路知名专家、学者、记者和编辑云集，每人塞上不菲的出场费，连白条也没有。议题当然不是具体哪片房子要拆，而是什么房地产与经济走势等宏观的理论问题。但是，一旦有具体的拆迁、房价等争议，你就发现这些专家全在为开发商说话，甚至连“反房地产复兴就是反人类”也能从大学教授的嘴中说出来。他们的声音，立即渗透到媒体中。实际上，中国的媒体不仅受到金钱的侵蚀，也受到许多游说势力的压力。比如某某知名人士打电话给报社，要求不要用某人的稿件等，诸多压力使编辑很难承受。金钱、信息和舆论、知识、权力正在走向一体化。
第二，负有监督之责的媒体，自己必须受到监督。这就需要媒体之间有些紧张的、而不是过分和谐的关系。一般而言，中国的媒体之间讲究的是和气，避免彼此攻击。我时常写文章批评某媒体，但投到报社后对方总是说：“我们不便介入友报事务。”这样，就没有人来监督监督者。《华盛顿邮报》的“沙龙门”如果不是其他媒体的揭露和声讨，岂不也渐渐成了新闻界的正道？对此，我希望中国的媒体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从互相监督开始。
美国媒体怎么讨论社会新闻
最近几天，《波士顿环球报》的大量版面和社论版被一桩凶杀案所占据。事情很简单：波士顿郊区一个以富裕、安宁、学区出名的镇，发现一高中女生的尸体。警方很快破案。凶手是她的前男友、同校毕业班的同学。两人不久前分手，各奔东西。女孩子正准备远走高飞读大学。但那男孩儿执意不肯，最终把女孩儿约出去杀死弃尸。
在几十年没有过凶杀案的地方突然发生这样的血案，邻里震惊，报纸连篇累牍。我作为媒体出身的人，脑子里首先闪过的一个概念就是“炒作”。报纸靠新闻维生。地方报纸更是特别依赖这种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
其实，同一段时间，当地交通事故或其他的死亡肯定也有，谁也不会当回事。这种凶杀，实在也是极端案例，和一般人生活并不太相关。但越是在安全的社区出现这种事情，就越有新闻价值。贫民窟里的凶杀案肯定更有代表性，却引不起这么大的动静。
但是，随着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发展，我的看法开始变了。首先是受害女孩子的父亲、一位前中学校长出来讲话：他始终把惨死的女儿和凶手相提并论，说沉痛的是我们的社区失去了两个孩子，并且特地向凶手的家庭表示慰问。凶手的家庭则一言不发，其律师称他们怕不小心说了什么伤害受害者的家庭。《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社论，对这位伟大的父亲的悲悯和宽恕精神大加称赞，称这一惨案使整个社区承受着巨大的创痛。这位父亲的心怀，无疑使这样的创痛能够更好地愈合。
与此同时，各种背景采访、专栏文章、专家访谈接踵而至。我这个有着12岁女儿的父亲，突然开始关注起来。其中的一个主题是：注意青少年的感情世界，理解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比如有专家分析到，中学或高中的男女情侣，不仅仅是青春浪漫而已，还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比如，男女朋友从相爱到分手，远非两个人感情上的事情。情侣分手，使双方突然变成“单身”，这在中学特别是高中的孩子社会里，是“阶层”的降低，让他们突然被抛出“感情得志”的孩子的圈子，很抬不起头来。所以，许多孩子即使对自己的情侣不满意，也要勉强维持，而且对别人包括家长都不袒露心声。长此以往，就会有着非常有害的后果。另外，许多青少年对人际关系上不成熟，在处理情侣关系时有过强的占有欲，造成一方要绝对主宰另一方。弱势一方畏于同伴压力，能忍就忍。这些虽然很少会引发这种极端的惨案，但无疑会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种种严重伤害。
由此，报纸上展开了各种讨论，强调父母如何履行家长的责任，比如父亲如何要和儿子讨论女朋友的问题，如何和女儿讨论男朋友的问题，等等。既要照顾孩子的隐私，又必须保证和孩子有充分的沟通，让孩子有安全可靠的地方倾诉，并听取建议。一下子，青春期发育中一个非常危险的面向被揭示出来。像我这样的家长，从这种看似不相关的事情上学到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