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卡恩戴着手铐被警察押送“展览”时，法国公众就大为震怒。卡恩是未来法国总统的大热门，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顶着救世主的光环。这样一位英雄，被一个清洁工一告，就会受如此之辱？在法国，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等级的精英会受到这样的起诉。事实上，卡恩被起诉的许多罪名，在法国的法律上是没有的，根本不构成犯罪。让卡恩戴手铐在媒体面前游街，更是对他人格不可接受的侮辱。被告在被证明有罪前，应该被假设为无辜。这种“无罪推定”，是西方法律传统公认的原则。既然人家现在还是个无辜的人，就有着一般公民所具有的种种权利，包括隐私权。所以，法国在2000年就通过了法律，禁止公布没被定罪的被告的照片。所以，一手促成这一法律的法国前司法部长伊丽莎白·这吉古（Elisabeth Guigou）愤慨地就卡恩戴手铐的照片说：是野蛮、暴力、残忍。我很高兴我们没有这样的司法系统。”从媒体大腕，公共知识分子，到一般老百姓，也都异口同声地指责：美国太“野蛮”。
如今，卡恩被释放。对他的起诉很可能不成立。这一下子激发了法国强烈的反美情绪和政治地震。请看：从伊战到卡恩，美国一错再错。挺卡恩的人士，找到了不能再强的证据。这里打头阵的，是卡恩的朋友、公共知识分子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evy）。他从一开始就嘲笑美国人没有文化、宁愿相信一个饭店的清洁工、并对法国精英阶层的领袖缺乏起码的尊重。如今，他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指责美国人黑白二分的道德判断：只要是小民百姓就一定是受害者，只要是精英就一定是横暴的压迫者。甚至美国的司法体制，也受到了全面的攻击：检察官是老百姓选举的，难以独立于选民的意志。这导致了卡恩被“暴民”施予私刑。更不用说，要卡恩再起参加总统选举的呼声四起。大选的格局，由此可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美国媒体，从一开始也并非不承认这种“游街示众”型的逮捕可能被滥用；但也同时指出，这一手法仍然有警示社会之效。特别是1980年，当时任纽约检察官的朱利安尼为打压白领犯罪，以此来对付那些华尔街的不法精英，意在显示：不管你有多大权势、多少金钱、多深的关系，也不能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更何况卡恩涉嫌的还不是白领犯罪，而是暴力犯罪。逮捕暴力性的罪犯，哪有不用手铐之理？所以，当法国公共知识分子愤怒地指责美国司法部门把卡恩当做一个普通的刑事犯对待时，美国报纸的社论则义正词严地说：“对！在我们国家就应该这样。”美国媒体还同时指出，法国那套保护被告隐私的大道理，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是，恰恰是法国媒体率先公布了受害人的名字，使之受到许多骚扰。《纽约时报》等美国大媒体则有明确的规定：不准公布性侵案件中受害者个人信息。试问法国式的隐私，究竟是谁的隐私？
美国媒体，由此开始了草根对抗精英的叙述：那位被卡恩性侵的清洁工，是位来自西非的穆斯林寡妇，拉扯着一个15岁的女儿，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在她的国家，像她这样的女人被强奸属于家常便饭；如果敢告，马上就会受到严厉的报复，甚至性命不保。她根本不知道卡恩是谁，事后知道则非常恐惧，担心着自己的生命。怎么能想象她这么一个为了25块钱一小时的工作而不遗余力的人，能指控把握着世界钱袋的人？！但是，她决意为自己的尊严而抗争，希望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会有个不同的命运。
这就使卡恩面临着在法国不可想象的局面：即使是他获得保释在家软禁，但也一度因没人愿意和他当邻居而找不到住处。最后有钱的妻子终于把他安置进一个月5000多美元租金的豪宅。后来在二次过堂接受正式起诉时，美国的饭店用大巴把职工运送到法庭门口，大家对着卡恩大声抗议：“无耻！”饭店考虑的不是每晚上能支付3000美元的客户利益，居然要站在每小时仅挣几十块的小时工一边。
如今，卡恩被法官释放，轮到美国人尴尬的时候了。但是，美国媒体并没有缴枪。相反，许多评论家依然为纽约检察官的举措叫好，并提醒人们：卡恩被释放，证明的恰恰是美国司法系统“无罪推定”的严格性。从已有的证据看，强奸恐怕还是发生了。问题在于，要确定无疑地证明这一点，在技术上非常困难。分析家事前就指出，这类案件，定罪的难度相当之大。因为房间里就两个人，即使确定双方发生了性关系，但究竟是强迫还是自愿，最后往往会陷入一个“据他说”或“据她说”的僵局。有时受害人甚至会半途放弃、拒绝和诉方合作。如果受害者的个人信誉有一点问题，也可以轻易导致案子的崩溃。
《纽约时报》事后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纽约检察官和警方在处理此案时的表现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那位年轻的移民女性清洁工在第一时间向警方报告了她遭受了强奸。当时精液还在她的衣服上，她的身体还有着乌青块，被强暴的硬证据非常明显。人们至今也无法想象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即兴制造出这些证据。当她把整个过程报道警方时，甚至使调查人员当场掉泪。也正在此时，被她控告的嫌疑犯正在返回法国的途中。恰恰是这个国家，庇护了知名的强奸犯罗曼·波兰斯基（RomanPolanski）。此时如果稍有迟疑，罪犯就将逃离法网。这是警方采取紧急行动的根据。
但是，当诉方对受害人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时，发现她有严重的信誉问题。首先，她原称自己被强奸后等在走廊里，等卡恩离开后报告了上司。实际上，她是在事后先清理其他房间，等卡恩走后又清理了他的房间，然后向上司报告。另外，她当时为了移民美国，也撒了一系列的谎，比如说自己曾被轮奸等，大概是为了赢得同情。纽约检察官的调查人员在发现这些事实后，在第一时间通知被告的律师，致使法官在公开法庭上释放了卡恩。这一切，恰恰说明了美国的司法体系对被告的保护极为严格。
但是，受害者的律师（不属于纽约检察院）指出，受害者并没有就案子本身撒任何谎。被强奸后究竟是等在走廊里还是去继续清扫其他房间，更是个无关大局的细节。在被强奸后的迷乱心境中说错，也是情有可原。美国媒体根据受害者的口述，细致地揭示了当时发生的情况：女清洁工一进房间，就被卡恩抓住头发强制摁下进行口交。这些和案发后医疗检查所获得的物理证据也完全合拍。更不用说，卡恩的性历史证明他有着强烈的性侵倾向。他事先请女清洁工到房间来的挑逗行为，也是事先被女清洁工报告。这也是饭店毫不迟疑地站在女清洁工一边的原因。一个穷国的妇女为了移居美国而撒谎，并不能证明她在遭受如此突如其来的强奸后也同样撒谎。可惜，在一个严守“无罪推证”的国度，如果没有第三人在场，这样的性暴力很难确凿无疑地定罪。特别是美国司法文化对诚实的要求格外严格。在许多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撒谎成了一般人生存的必备技能。但到了美国，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谎言就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信誉。所以，美国媒体指出，尽管卡恩很可能被无罪释放，但法国媒体忽视了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当时在那个房间里，肯定有很丑陋的事情发生。没有百分之百的强奸证据，并不能证明强奸没有发生。
有人说，围绕卡恩案所引起的纠纷，是典型的法兰西浪漫主义和新教徒文化之间的冲突。美国人可以为莱温斯基这么个傻妞弹劾自己的总统。在法国，当年的总统密特朗在被记者问及自己是否有私生女时满不在乎地回答：“有，这和你有啥关系？”后来密特朗的葬礼，情妇、私生女以及“正房”都如数出席。政治和私生活分开。当美国人被克林顿的性丑闻搞得焦头烂额时，谈起这些事情也感慨：也许法国人在政治上确实比我们成熟。但是，虽然美国人可以让有了性丑闻的克林顿继续当总统，前纽约州长斯皮策一旦被爆召妓，就立即在刑事诉讼的威胁下辞职。相比之下，密特朗的儿子在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自己在泰国召男妓的经历后，依然被萨科齐任命为文化部长，难以引起什么大不了的公愤。
在美国媒体看来，界定美国和法国不同的，不在于克林顿和密特朗，而在于同样召妓的斯皮策和密特朗的儿子。这是非常重要的界限。私生活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私生活留下私人领域之内。所谓法兰西的浪漫主义并不那么浪漫。而常常是在浪漫的包装下，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弱势者进行肆无忌惮的性掠夺。论者指出，在法国出现类似的事情，即使女方有胆量提出诉讼，最后的结果也是私了。事实上，一位年轻美貌的女记者，在2002年受到卡恩的性侵，她的母亲首先就劝她吞下这个苦果，称这种事情留在自己的履历中没有任何好处。但这位女记者现在正在提出诉讼。法国的男议员当着女议员的面居然可以这么说话：“追女人总让你想起打猎，你总是后悔自己瞄准了却没有果断扣动扳机的时刻。”
这种法式性文化，直接影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众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由欧洲人领导，受法国的影响很深。世界银行由美国人领导，办事多遵循美国的规矩。在世界银行中，高管不得与下属有任何性关系，哪怕双方没有直接的上下级权力关系。美国人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领导世界银行时，尽管女友在他上任前就是世界银行的全职雇员，但此事一直争论不休，最终沃尔福威茨不得不辞职。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金融精英进行性掠夺的猎场。乃至许多女性雇员不敢穿着裙子上班。2008年，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高级雇员、50岁的匈牙利女经济学家皮诺斯卡·M·纳吉（Piroska M. Nagy）向卡恩汇报工作，一下子被卡恩看中，不停地被招来进行更详细的汇报，最终在饭店里发生性关系。事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调查，虽然公开批评了卡恩、逼着他道歉，但结论是双方自愿，卡恩没有不当地动用权力。可是，皮诺斯卡·纳吉事后辞职，并称此事并非完全自愿。
不管法国媒体把美国描绘得如何“野蛮”，法国女性却开始对法国式的性文化说“不”。卡恩案的爆出，鼓励了许多受到性侵的法国女性打官司。其中最有意思的，大概莫过于当今的法国女财长、卡恩最有竞争力的潜在继任者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她一针见血地预言，法国将进入“后卡恩时代”。“卡恩门”使法国女性更加自信了。在卡恩的那些高端男性朋友看来，卡恩在饭店里干的那些事情，不过是某位重要精英的裤子掉了，或者女清洁工掀起了裙子。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啥出人命的事情。他们还处于自我抵赖的阶段。她曾有些幸灾乐祸地说，现在，卡恩案至少应该教会他们：当一位女士扇了你一个耳光时，她的意思是“不”！当《纽约时报》女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Down）问她在自己的生涯中是否曾经成为性侵对象时，她不无得意地说：“从来没有。因为我人高马大，在运动队训练了很长时间，那些人知道我会给他们一拳。”不要忘了，她曾经是花样游泳的法国国家队队员！
卡恩的案子，现在还没有走到撤诉的地步，日后的变数不能完全排除。有趣的地方在于，卡恩案加强了美法双方对自己的司法制度的信心。
法国人纷纷表示，我们很幸运没有美国的制度。美国人则说，我们很幸运是生活在美国而不是法国。